星宇股份“解约应届生”事件
观察报告
一一地方政府、高校与企业
三方利益关联的深层逻辑分析
【中睿观】
一、事件概述
2026年7月，440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式入职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宇股份”，股票代码601799）。入职约一个月后，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分批集中约谈校招员工，提出“二选一”方案：以“个人原因”签字离职并领取半个月薪资补偿，或转至一线流水线从事装配、螺丝紧固等基础操作岗位，薪资按普工体系重新核定。部分约谈过程中还存在“不配合就会影响行业背景调查”等表述。
8月25日，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专项调查通报，确认星宇股份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认定企业人事沟通方式生硬、用工管理失当，责令公司公开致歉，涉事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整改。通报同时指出，经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行为。
8月27日，星宇股份发布致歉信，承诺向107名毕业生发放3个月求职生活补贴（每月5000元）、提供免费住宿和就业协助；若11月底前仍未就业，再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
然而，事件并未因致歉和补偿而平息。被解约应届生将相关材料投诉至奔驰、大众等星宇股份海外大客户及港交所。奔驰BPO在回函中将星宇股份裁员行为定性为“存在严重道德和劳动失当”，不符合供应商合作准则；德国大众亦表示已启动专项调查。港交所收到投诉后将材料移交上市科，作为个案开展核查。事件引发的舆情冲击波传导至资本市场，公司股价六连跌，市值缩水超32亿元。
表面上看，这是一起劳资纠纷。但将其置于地方政府、高校与企业三方互动的结构性框架中审视，可以揭示出更深层的制度性逻辑。
二、企业端：资本逻辑驱动下的成本结构与治理危机
（一）业绩承压与用工结构的系统性转变
星宇股份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8.84亿元，同比微增1.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9亿元，同比下降5.26%。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归母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0.26%；二季度骤降至3.14亿元，同比下降18.23%。公司解释称，受下游乘用车整车内销不畅、部分配套车型销量不达预期，叠加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综合导致盈利下滑。
更为关键的是用工结构的系统转变。星宇股份的劳务外包工时从2022年的238.4万小时增至2025年的1087.4万小时，四年增长近4.5倍；相应的外包报酬总额从6572.7万元膨胀至3.02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在职员工数量从2024年末的10426人骤降至2025年末的7532人，一年减少2894人。生产人员一年减少3182人。
将这两组数据并列观察，结论并不复杂：这家公司的自有员工在持续收缩，弹性用工在急剧扩张。正式编制越来越精简，产线上的活越来越多地交给外包。在此背景下审视107名应届生的解约，它并非孤立的“管理失误”，而是这条用工换轨轨道上的最新一环。区别仅在于，前几年的人员缩减发生在社招和自然流动中，无声无息；这一次裁到了应届生头上。
（二）“最佳雇主”的叙事断裂
更具戏剧性的是，2026年1月，星宇股份刚刚荣获“2025年度常州最佳雇主10强”荣誉，企业宣传中反复强调“有温度、有爱的家文化”“爱、感恩、责任”，办公楼里还挂着“更少的加班，更多的薪资”的标语。星宇股份2025年ESG报告显示，公司当年开展121场校园招聘活动，累计签约应届毕业生564人，并将人才招聘、员工权益和“公开、互信及畅通”的沟通环境列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重要内容。
从 “最佳雇主”到“羞辱式劝退” ，从ESG报告中的人才承诺到现实中的“二选一”逼退，这种叙事断裂不仅损害了企业品牌，更暴露出企业在公司治理层面的深层次问题——社会责任承诺与经营决策之间存在严重脱节。
（三）港股上市的资本冲动
事件发生的另一个关键背景是星宇股份正在全力推进 “A+H”两地上市布局。2026年1月，公司首次向港交所递交H股上市申请；6个月申报有效期届满后，于7月29日火速二次递交申请。8月14日，公司获得证监会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获批发行不超过4480万股H股。大规模解约恰恰发生在7月底至8月初这段时间。
市场普遍质疑，公司上述裁员是为短期压降人力成本、优化人均效能数据、美化财务报表，为港股IPO审核铺路。然而，这一短视行为已引发严重后果：奔驰、大众等海外大客户启动合规审查，港交所亦将事件作为个案开展核查。有分析师判断，“此事对星宇股份港股上市有直接冲击，短期上市预计无望”。
（四）财务并不缺钱的悖论
值得深思的是，星宇股份并非因资金紧张而被迫裁员。截至2026年6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达27.38亿元，交易性金融资产9.09亿元，合计约36.5亿元现金及银行理财。资产负债表上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两行均为空白——没有任何一分钱有息负债。一家账上躺着36亿现金、没有任何有息负债的公司，却以“经营情况调整”为由集中解约107名入职仅一个月的应届生，其决策逻辑已超越了单纯的成本考量，指向的是对财务报表数字的极致追求和对短期资本市场信号的过度响应。
三、地方政府端：经济增长优先与治理能力的边界
（一）政府补助：从扶持到争议
常州市人社局在通报中明确“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行为”。然而，星宇股份从地方政府获得的各类补助规模不容忽视。根据公司港股招股书披露，2023年至2025年，星宇股份每年获得的政府补助分别为1.18亿元、1.75亿元、1.58亿元，三年合计4.51亿元。其中基建奖励约占四成，研发补贴约占三成，增值税退税约占两成，其余涉及就业扶持等项目。
更早之前，根据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相关文件，星宇股份曾获得汽车和照明研发中心项目专项资金4970万元及第二批1104万元，以及“车灯生产及配套项目”建设专项资金7589.40万元和1332.77万元。2025年，新北区财政部门还“高质高效指导帮助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等5类共53个项目申报”工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地方政府对星宇股份的支持是多维度、持续性的。从研发中心建设到产业高质量发展，从税收优惠到就业扶持，星宇股份享受了地方政府的全方位政策红利。这种深度关联使得地方政府在事件爆发后面临两难：既要维护劳动者权益、回应社会关切，又不能动摇作为地方经济支柱的企业根基。
（二）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与治理逻辑
常州市人社局在事件中的表现，典型地体现了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
作为监管者：事件曝光后，常州市人社局迅速成立专项工作组开展全面调查，认定企业人事沟通方式生硬、用工管理失当，责令企业公开致歉。人社部门还及时提供一对一就业推荐服务，截至8月25日，107人中已有22人实现就业，14人参加其他企业面试。
作为经济发展的护航者：通报同时强调“经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行为”——这一表述划清了政府与企业的责任边界，避免了公众对“政府补贴被滥用”的质疑。人社部门后续表示，将对辖区重点企业开展实地走访与用工风险排查，针对吸纳高校毕业生规模较大的重点企业建立用工风险动态监测台账——这意味着监管将走向常态化，但并未对企业经营造成实质性干预。
星宇股份董事长周晓萍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正在政府部门指导下落实相关措施”。这种“指导”模式既体现了政府对企业的约束力，也反映了政企关系的紧密程度——政府不是简单地惩罚企业，而是“指导”其整改。
四、高校端：就业率驱动下的结构性困境
（一）深度关联的产学研合作
星宇股份与高校的关系远不止于校园招聘。以江南大学为例，2025年4月28日，江南大学数字科技与创意设计学院与星宇股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移动美学与交互体验”联合创新实验室。2025年11月，该实验室正式启用，标志着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产业转化”三位一体模式上的深度合作。2026年4月北京车展上，双方联合全球首发两款未来概念车灯，被称为“校企协同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标杆实践”。
星宇股份还在宁波大学举行了校园招聘会，来自机械、力学、光电、材料、工业设计等专业的近百名毕业生参与。公司党委书记俞志明还参与了与多所高校共同研讨新能源车灯模具数字化、智能化人才培养的会议。
这些合作不仅涉及人才培养和就业，更深入到科研项目、成果转化、品牌共建等层面。高校将星宇股份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不仅在就业上输送人才，更在科研上输出成果。
（二）高校的被动与困境
当星宇股份集中解约107名应届生时，高校方面几乎没有公开发声。这种沉默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高校在“企业-高校”关系中的结构性弱势。
一方面，就业率是高校的“生命线”。星宇股份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是校招的“香饽饽”——2025年秋招签约440名应届生、2025年全年开展121场校园招聘活动、累计签约564人。高校有强烈的动机与这样的企业保持良好关系。
另一方面，产学研合作带来的科研经费、成果转化、品牌提升等现实利益，使高校与企业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利益共同体。当企业出现用工问题时，高校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既无法取消合作（因为合作涉及太多利益），也无法公开批评（因为可能影响未来合作）。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高校在向企业“输送”人才的过程中，对企业的实际用人需求和用工伦理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监督。当企业将应届生作为可随时“优化”的弹性资源时，高校的就业服务体系对此几乎毫无防备。
五、三方利益关联的深层逻辑
（一）三方互动关系的结构性特征
将上述分析综合起来，星宇股份事件揭示了一个清晰的三方互动结构：
企业端：追求资本扩张和短期财务表现。通过政府补助降低经营成本，通过校园招聘获取低成本高素质劳动力，通过劳务外包实现用工弹性最大化。三者共同服务于一个目标——提升财务报表质量、推动资本运作（港股上市）。
地方政府端：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通过财政补助、税收优惠、项目扶持等方式支持龙头企业发展，期待企业贡献GDP、税收和就业。当企业出现问题时，首要反应是“保企业”以维持经济基本盘，其次才是追究责任和保障劳动者权益。
高校端：追求高就业率和产学研资源。通过向龙头企业输送人才解决就业指标，通过联合实验室、科研项目等方式获取经费和成果。在这种互动关系中，高校对企业的用人行为缺乏监督能力和制约手段。
（二）应届生：被结构性忽视的末端
在这三方关联结构中，应届生处于最末端。他们的权益在各方更宏观的利益考量中被系统性地忽视：
企业将他们视为可随时“优化”的成本项；
高校将他们视为可“输送”的就业指标；
地方政府将他们视为“稳就业”的统计数字，而非具有完整权利的劳动者个体。
一名被解约的应届生向媒体表示：“缴纳社保之后就不再具备应届生身份，会错失对应优惠待遇，同时缺少项目实操经历，也让后续求职变得更为困难”。这句话道出了应届生在此类事件中的特殊脆弱性——他们不仅失去了工作，还失去了“应届生”这一身份所附带的所有制度性保护和社会资源。
（三）制度性根源：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
三方利益关联的深层根源，在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导向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
企业的首要责任被理解为“创造经济价值”，而非“保障劳动者权益”；
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发展”，而非“规制资本行为”；
高校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就业率”，而非“培养学生完整的人格和权利意识”。
当经济增长与劳动者权益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被牺牲。星宇股份事件并非孤例，而是这一制度性矛盾的集中爆发。
六、反思与建议
（一）对企业：短期主义的长远代价
星宇股份的教训在于，短期财务优化的逻辑一旦压倒了长期价值建设，企业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超预期。截至9月4日，公司股价六连跌，市值缩水超32亿元。奔驰、大众启动合规审查，港交所开展个案核查。有分析指出，“全球竞争比的不只有价格、技术和交付能力。产品能够走出去只是第一步，企业的用工规范和治理能力能否与全球化经营相匹配，或许决定了合作能够走多远”。
对于正在推进全球化布局的企业而言，ESG合规已从“锦上添花”变为“生死攸关”。星宇股份的遭遇表明，在全球化供应链中，劳工问题可以迅速从社会责任议题转化为影响订单稳定性和资本运作确定性的实质性风险。
（二）对地方政府：从“增长优先”到“平衡发展”
常州市人社局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快速响应、全面调查、责令整改、提供就业服务。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是否需要在扶持企业的同时，建立更有效的用工监管机制？是否需要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更积极地保护劳动者权益？
建议地方政府：
建立重点企业用工风险动态监测机制，特别是对大规模校招企业的跟踪监管；
将企业用工合规表现与政府补助挂钩，建立“补助-监管-问责”的闭环；
完善应届生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救济渠道。
（三）对高校：重新思考“就业率”的意义
高校在此次事件中的沉默值得反思。当企业将校园招聘视为可随时“反悔”的弹性用工手段时，高校的就业服务体系需要进行根本性调整：
建立企业对毕业生用工情况的追踪和反馈机制；
在校企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用工规范和违约责任；
将企业用工伦理纳入合作伙伴筛选标准；
在就业指导中加强学生劳动权益意识教育。
✍️ 结语
星宇股份“解约应届生”事件，表面是一起用工纠纷，实质是地方政府、高校与企业三方利益关联的结构性产物。在这一结构中，企业追求资本扩张，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高校追求就业指标——三方的诉求在“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下相互强化，而应届生作为最末端的一环，其权益在各方更宏观的利益考量中被系统性地忽视。
事件的后续发展——海外客户合规审查、港股IPO受阻、市值大幅缩水——表明，这种短期主义的利益关联模式正在遭遇全球化治理标准的挑战。当企业的用工行为触及国际供应链的ESG红线时，问题就不再是“内部管理失误”，而是可能动摇企业全球化战略根基的系统性风险。
对于所有参与这一三方互动关系的主体而言，星宇股份事件提供了一个沉痛的警示：在追求增长的同时，不能忘记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在优化成本的同时，不能忘记成本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推动资本扩张的同时，不能忘记企业存在的根本意义是为社会创造价值，而非从社会中攫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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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提及的“地方政府”“高校”“企业”三方关系分析，系基于公开事实的一般性制度讨论，不旨在影射或指控任何具体主体的不当行为。报告中所有观点均属学术性、研究性观察，不构成对任何主体的法律或道德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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