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新加坡区块链加密货币法规日趋完善 金融服务市场法案为合规者带来竞争优势，正如以太坊创始人Vitalik Buterin表示，新加坡正逐渐成为亚洲的区块链中心。
编辑| Jun long
新加坡，人口不到 600 万，国内没有丰富的资源，却成为国际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人均 GDP 达到了 65000 美元。由于先天条件的缺乏，新加坡在前沿科技方面都是采取开放的态度。
区块链是新加坡非常重视的一个科技领域。新加坡在 2017 年承诺提供 2.25 亿新元，增强新加坡的金融科技实力。实际上新加坡在区块链领域非常的领先。新加坡先是推出相关法律，规范国内的区块链行业发展，积极探索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成立协会推动区块链发展，甚至是拨款推动区块链项目等等。以太坊创始人Vitalik Buterin曾表示，新加坡正逐渐成为亚洲的区块链中心。
新加坡尽管缺乏自然资源和腹地，但已发展成为以对外贸易为基础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高度发达的国家。新加坡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第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在世界上排名第二。新加坡是金融和航运中心，在教育、医疗保健、生活质量、人身安全和住房等关键社会指标中名列前茅。新加坡人享有世界上最长的预期寿命之一、最快的互联网连接速度、世界上最低的婴儿死亡率之一和低腐败水平。
法律的逐渐到位
2019年，新加坡推出《支付服务法》，概述了新加坡成为数字创新领先经济体的目标，并正式承认 Crypto 公司为合法运营企业，是新加坡对支付系统和支付服务提供商进行监管的前瞻性框架。《支付服务法》提供了对于 Crypto 公司的监管确定性和消费者保障，同时鼓励支付服务和金融科技的创新和增长。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表示，监管机构欢迎业界合作并制定指导方案，帮助银行和 Crypto/区块链初创公司加强监管合规。监管机构面临的挑战是在利用区块链技术和 Crypto 通证的潜在优势的同时，能确保风险得到控制。这一行业合作将有助于为金融科技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发布业务规范，以管理 Crypto 和区块链 （技术） 中的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风险，并为进一步的技术开发和更广泛的行业采用创新技术奠定基础。
2020年，新加坡通过了《Crypto发售指南》以及提议《金融业综合法案》。
《证券与期货法》（2001年通过）和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布的《Crypto发售指南》都适用于Crypto的公开发售或发行。《证券与期货法》规定了金融管理局所监管的资本市场产品的各种主要类型。《Crypto发售指南》在Crypto方面进一步补充：金融管理局需要分析个案情况，确定Crypto、其特征和附带的权利是否属于资本市场产品，如果Crypto属于资本市场产品，那么向公众发售或发行Crypto将受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监管。
新加坡在Crypto和区块链方面的法律逐步到位都使得区块链以及相关产业可以在新加坡顺利且合法发展，让许多投资者不需要担心监管上面的问题。这也会吸引更多的区块链相关公司入驻新加坡，进一步加强新加坡在区块链领域的影响力。
过去一年，“去新加坡”成为中国创投圈的热议话题。去置业，先安家。新加坡房产中介陈先生在今年5月开出了13笔交易订单，其中一单包含20套房产，客户全部是中国人，有几个客户连房子都没看就直接签约。找他订房的客户有不少来自上海，他为此还学习了几句上海话。
从新加坡起飞，两个小时即可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或越南胡志明市。在许多公司决策者眼中，把新加坡当做通往整个东南亚市场的“桥头堡”再合适不过。
不少人看到了这个机会。
今年6月，生物医药公司中国科兴集团计划投资20多亿新加坡元（约100亿元人民币），在新加坡设立科研设施和国际商业总部。今年5月19日，台积电宣布将在新加坡投资10亿美元建厂；5月20日，中国新能源汽车蔚来在新加坡交易所敲钟上市。再往前，今年3月，电器品牌戴森宣布将全球总部迁往新加坡；2月，中国知名跨境电商平台SHEIN将公司控制主体变更为新加坡公司，创始人徐仰天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
种种因素下，新加坡已经成为当下备受青睐的投资市场。新加坡就像一个踩中了风口的创业公司，估值一夜大涨，追捧者众多，但有多少人真的能够从投资新加坡中获益？
02 有人嗅到了新机会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有不少人在谈论去新加坡的可能性。
因为感受到了趋势变化，一些投资机构和律所开始筹划去新加坡。今年5月，李嘉诚旗下维港投资（Horizons Ventures）在新加坡开设办事处，便于投资那些想在整个亚洲市场扩张的创业公司。新加坡是维港投资在中国香港以外的首个办事处。
邬润宇20年前在一家美国公司担任亚太区总裁，他和欧美企业的高管接触频繁，他们的观点是，如果欧美公司想进入亚洲市场，新加坡是第一选择，因为新加坡与西方国家文化接近，营商环境相对更好，各方面设施齐全成熟。
今天，他和中国企业高管沟通中的观点认为，新加坡仍然重要。“中国企业想出海，最好的第一选择就是新加坡。”理由是，新加坡华人占比数超过一半，语言沟通成本小，还有清晰明确的法律要求和相对优惠的税收政策。
中国创投圈尤其青睐新加坡。跃为资本董事总经理李明达今年初回到新加坡，他的家人在新加坡，在中国发展几年后，他选择重新开始经营在新加坡的创投圈。
李明达发现，几乎所有中国大型投资机构都在关注新加坡的机会。
此时来新加坡的中国投资人有三类，第一类是考虑投资市场。受到去年中国教培行业整顿的影响，许多投资人开始担心中国的监管政策会影响其他行业，认为现阶段海外市场或许更适合投资。
第二类是看中了新的商业机会。在新加坡，出门不可以只带智能手机，这里的人们习惯用信用卡支付，也有不少公司提供移动支付App，但都没能改变人们的支付习惯。甚至在这里叫网约车，也是刷卡或现金支付。这些是新加坡目前尚可挖掘的现成机会。
网约车、外卖、电商、移动支付等互联网服务已经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国家落地，但体验都不算好。新加坡的外卖骑手骑的是自行车，配送时长难以保证，遇到下雨天，几乎叫不到外卖，配送费也相对高昂。
新加坡的主要电商平台是腾讯投资的Shopee（虾皮）和阿里巴巴控股的Lazada（来赞达）。新加坡寸土寸金，很难容下电商供应链里的大仓，顾客在电商平台购买的产品，大多要通过跨境物流收货，出关、入关导致时效性较差，物流成本也更高。由于电商平台没有形成供应链优势，很多时候价格都比在品牌方的官网售价更贵。
新加坡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高达7.28万美元，有足够强大的消费能力，但还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充分挖掘这里的市场。在新加坡的社区里，早已出现了社区团购模式，基本都是由中国人发起，一个小区一起在淘宝上购物，再一起走海运物流运过来，这样能省不少钱。
熟悉并掌握中国互联网行业打法的人们，迫不及待想来到这里施展拳脚。2020年，包括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在内的多家中国科技公司，都开始在新加坡设立新的分公司或是扩张规模。
投资人闻风而动，“（中国）国内市场已经很难找到孕育新巨头的领域了”。
不仅如此，自从元宇宙概念走红之后，Web3.0、区块链，虚拟货币等领域也跟着水涨船高。但是在中国，这些领域或多或少都有相关政策限制。放眼海外，不同国家和市场对这些新兴领域的法律要求各不相同，开放的国家屈指可数。
“华人世界中最拥抱元宇宙相关产业的就是新加坡。甚至有一些在美国市场都受限制的业务，在新加坡也可以做。”前述律所合伙人说，“可能瑞士、瑞典也很开放，但是离中国又太远了”。
第三类则是更多考虑个人因素——通过投资移民。由于近年来想移民去新加坡的人数大涨，新加坡政府迅速提高了移民门槛。过去购买一套房产就可以办理移民，现在则要求在新加坡当地开设公司，解决当地就业，以及缴纳一定税额。
03 新加坡敞开怀抱
中国人想去新加坡，新加坡也在积极主动吸引中国公司。
一家芯片公司刚刚在新加坡注册落地。该公司创始人提到，新加坡政府会主动提供园区以及租金补贴，还会提供便宜的法律、会计的服务。“最近新加坡还在推出一个计划，科技创业团队的优秀人才，可以每个人有5万新加坡元的补贴，我们也准备申请”。
谢采含是新加坡交易所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她告诉《财经十一人》，新加坡拿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支持华人企业。中国企业上市途径的选择很多，过去并不太愿意选择新交所上市，新交所试图主动物色一些优质中国公司，来打开中国市场。
中国电动汽车明星公司蔚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
2022年5月20日，蔚来以介绍上市的方式登陆新交所。一个月内敲定、两周内落实中介、直接进入尽调流程。谢采含透露，新交所和蔚来在今年初才开始接触，到上市成功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其中监管审核只用了两个月。
为什么能够如此高效？她认为，原因首先是蔚来具有迫切的融资需求，且非常熟悉国际资本市场操作。“其他公司一开始最关心的还是新交所能给企业带来什么，但我第一次见李斌，他就告诉我们如果蔚来在这里上市将给新交所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在此基础上，新交所的独特规则为蔚来打开了快车道——由于蔚来已经在纽约和香港上市了，有些尽调工作就不需要再重复进行，新交所的监管审核也可以依托一部分在另外两个市场做的披露。语言和文化上相通让新交所能持续 与中国的监管机构保持良好沟通。
这是一场“双赢”。蔚来上市之后，包括后续对接政府部门、产品在东南亚的推广、国际机构和投资人的引荐等，新交所还在持续提供帮助。而对新交所来说，在蔚来之后，其不仅吸引到了大批有意回流的中概股公司的问询，同时还引起了东南亚独角兽企业的关注。
长期以来，新交所被认为资金池子小、流动性有限，与中国香港交易所相比，后者目前有近3000家上市公司，新交所目前只有700家公司。谢采含坦陈，新交所最大规模企业在中国香港也排不到前10名，但优势在上市流程方面相对简单、速度快，且投资人较为国际化，因此更适合一些已经在发达国家司法管辖区上市，且有意发展国际业务和东南亚市场的企业二次上市或介绍上市。
目前，新交所700多家上市企业中，来自大中华区的企业已经占到了所有上市公司市值的15%。近期涌入的中国企业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由于美股退市风险走高，寻求其他平台避险、资金多样化的中概股；第二种是有意进军东南亚市场，看重新交所在东南亚地区和国际资金间的连接角色。
无论动机如何，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中国企业来到新加坡上市，大多是迫于选择有限；如今来到新加坡，这些企业更多是在国际化的发展中，主动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融资平台。
不过，就目前来看，去新加坡对于很多中国企业和投资人来说，还处于“考察”状态。李明达明显感觉到，很多人在说“要去”“想去”，但真正来了的人并不多。
通过观察已经去新加坡的人和公司，或许可以帮助那些还在观望的人们，更好地做出判断。
04 营商环境与文化冲突
李文卓是前美团闪购业务的运营负责人，先后孵化了美团外卖和美团闪购。他第一次去新加坡，要追溯到2015年。当时中国已经历过共享单车大战，而在这里他感觉是“互联网的荒漠”。此后他逐渐对中国国内互联网公司烧钱补贴、跑马圈地式的扩张路数感到厌倦。随着新加坡的互联网公司慢慢多了起来，他预感下一个爆发的机会属于新加坡。
李文卓觉得新加坡值得一搏。2019年1月，他揣着一张旅游签证只身来到新加坡，给自己定下目标，尽快获得永久居民身份，开始创业。当时他的家人都留在北京。他想尽办法劝国内的朋友过来发展，都遭到拒绝——除了想过来享受生活的人。
三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截然不同，在疫情的催化下，2020年起，新加坡互联网行业开始起飞，新加坡本土跨境电商Shopee等明星公司市值暴涨，从而开出高薪抢人。Shopee的一位前员工向《财经十一人》回忆，起初，Shopee在中国招聘程序员来新加坡对候选人英文有要求。渐渐地，英文要求和招聘门槛不断降低，“只要在国内大厂工作过都可以先来，来了新加坡再培训英语”。
此时，由于中国监管政策的调整，一批从事线上教育和加密货币的人主动来到了新加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佬”也好、普通工薪阶层也好，李文卓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带着淘金梦想来到新加坡。他建了一个来新加坡工作生活的咨询群，仅仅凭借他自己朋友圈里的口口相传，很快就满员了。
中国人选择新加坡，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新加坡有亲切感，同属中华文化圈，生活中可以用中文交流，但真的来了，才发现真实情况并不如想象中美好。
新加坡要求外来公司要有至少一名新加坡籍董事，许多中国公司试着招一个本地人来当董事，但又不希望他参与公司经营，只领固定薪水。矛盾由此产生。新加坡籍董事不断加码提要求，要求查看公司的具体信息和数据，要求更高的薪水。
有中国人去了新加坡，聊工作时提出，“加个微信吧”。大多时候都会被拒绝，新加坡人认为，工作往来应该通过邮件，他们并不用微信。
投资人之间也会有摩擦。李明达说，新加坡投资人对中国公司非常感兴趣。中国市场广阔，在移动互联网领域领先世界，也有大量先进的科技创新公司和新兴消费品牌，都是新加坡投资人想学习的地方。
他们想交流，但又怕交流，不愿意共享数据与信息。“新加坡人做事比较一板一眼，他们觉得中国人有的时候不讲武德”。
中国投资人除了看公司的财务数据和报表，还会去深入调研，实地了解行业的真实情况，大多数投资机构会把投资人按照不同行业来分组，让投资人能够深耕行业。但是新加坡的投资人不会这样做，他们不分行业，只看数据。
新加坡的VC（风险投资）圈里聚集了来自美国、欧洲、日韩、中国的各路投资人，但他们之间又存在博弈。例如，日韩投资人不看中国人的创业项目，中国的投资人也不愿意和他们合作投资；新加坡本地公司更愿意接近中国台湾的投资人，觉得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投资人“进攻性”太强。
一直以来，新加坡营商环境都是典范，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新加坡在全球19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二，与上一年相同，仅次于第一名的新西兰。
但是优秀的营商环境不代表对每个人都友好。很多人公司和投资人在新加坡都会遇到“水土不服”，到了文化更多元，营商环境还不如新加坡的东南亚其他国家，挑战更大。
05 谁能从中获益？
2020年9月，字节跳动计划在未来三年斥资数10亿美元，在新加坡建立数据中心，用来运营TikTok和飞书。同年，腾讯宣布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作为腾讯东南亚区域中心。
对东南亚和中国企业来说，新加坡是一个连通周围国家资源的枢纽：处于东西之间，沟通便利、文化有连通性，一定程度上利于进入更大市场。
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增高，这种中立和连接的优势被放大了。在中概股回流、中国企业出海的背景下，新加坡成了仅次于中国香港的第二选择，对想要淡化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规避投资机构属地限制的中国企业来说，一个新加坡上市公司的身份，在特殊时期极具诱惑力。
和一些大型交易所不同，新交所更加追求差异化发展。“这里更适合5亿-50亿新加坡元市值区间的公司，这些企业来到新加坡，找到好的投资人的能力、上市后的换手率、交易量，都会比同规模的企业在中国香港来的好。这也是新交所重点支持的对象。”谢采含表示。
无论新加坡环境如何、扶持力度如何，对于想去新加坡发展的中国公司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能够融入当地市场。
在中国创业或是发展新业务时，许多公司习惯于快速地“从0到10”，这是中国市场环境决定的，一方面用户数庞大，另一方面竞争激烈。但是在新加坡，速度显然需要放慢。
过去几年，有不少中国消费科技互联网公司试图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市场复制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业务，但都未有明显成果，这里并不适合疯狂的地推、烧钱、扩张。与此同时，东南亚市场的移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已经搭建成熟，ToB类型的创业机会或许更大。
在中国，许多公司在做数字化软件开发时，更愿意自己搭建一个团队，定制化符合公司需求的软件。但是在新加坡，相关人才不足，企业更愿意直接采购服务。这是机会。
不仅如此，在新加坡研发、沉淀的技术，也更容易推广到西方市场。这又是另一层机会。
不过，当真正踏出第一步时，中国公司还要考虑一个实际问题：去了新市场，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招人、寻找合作伙伴与供应商，搭建商业人脉等等，而真正的市场空间有多大还是未知数。现实和愿景实现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