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新加坡政策红利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创业者与投资人,仅今年上半年,我国就有500名富豪移民那里,带走了超3500亿的财富,即将起飞的新加坡,适合普通人去淘金吗?
编辑|Jun long
2021年,新加坡资产规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资产管理规模(AUM)同比增长16.4%至5.4亿新币,达到1998年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种种机遇下,新加坡成为了全球新的淘金地,政策红利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创业者与投资人。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新加坡正在因此变得越来越拥挤,也变得越来越昂贵。
上涨的房租、难以企及的私人公寓、竞争激烈的永居申请,消灭了许多年轻人在当地扎根的希望。
新加坡绝对不缺钱。但想从富豪手里拿到钱,绝不比在中国更容易。
一旦确诊,可能会困在国外一个月,这还不算回国隔离的时间。
但没有哪一个中国投资人会对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Super Return熟视无睹。
疫情开始的三年来,这是第一个全球知名LP(出资方)会同时出现在线下的大会。9月那一周,新加坡可能是整个亚洲财富最集中的城市。500多个衣饰得体的欧洲、亚洲人穿梭在金沙湾会展中心,他们背后是手握重金的资方——南洋理工大学、阿布达比主权基金、大保险公司或者面目不详的高净值个人。
今年John所在的基金还没到募资期。大会开始前一周,John的老板还在犹豫要不要到跑这一趟。但翻看同行的朋友圈和各自的聊天记录,老板无法再保持淡定:新加坡无处不在。
“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错失)的情绪终究还是占了上风。在Super Return开始前一周的例会上,老板终于拍板,“咱们还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可他自己是不愿意冒风险的,结果是John这个新合伙人辛苦一次。
三年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同行之间聊天,压力大是逃不掉的话题。连Top20基金创始人都会感叹:“今年压力大,主要在搞钱。” 即便还没有到募资期,John必须出现在老出资人们跟前。安抚之余,试探他们未来几年的投资意向。
他这一次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去挖掘新的家办和中东LP。“毕竟,现在宇宙的尽头是新加坡。“他有些嘲弄地告诉我。
John落地已经是Super Return 开始的第二天,比起那些一周前就出发的同行,他们基金可以说很不积极了。
从樟宜机场一路开向城市CCR(Core Central Region),John忽然进入了久违的汹涌人群。红色、金黄和蓝色霓虹灯闪耀在滨海湾的夜空,挂满彩灯的游船驶过漆黑的海面,泛起光斑。
等待他的是初秋气候已经温吞的新加坡,还有到处热气腾腾的流动盛宴。
从早上9点到深夜12点,乌节路辐射的,街角的咖啡厅、楼顶的餐吧,只要John愿意,他就能找到一场聚会。除了无处不在的web3.0创业者,又多出2000多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金融圈人。
Super Return举办地在新加坡标志性的滨海湾金沙酒店,据说是全球造价最高的单体建筑。三栋塔楼与其说是酒店和购物中心的集合体,不如说是一座小型城市。整个酒店有2561个房间,45个餐厅, 22家酒吧,1间博物馆,1条运河,1家赌场,170个品牌的购物中心,其中包括LV在巴黎以外最大的旗舰店。
到9月中旬,金沙酒店房价已经炒到上万。John只能到喜来登定了房间,普通大床房花了5000多元人民币。虽然也在市中区,但附近甚至找不到一家便利店。那几天,金沙酒店门口永远排着几十个人打车,他只能走回酒店。
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挑高到9米的展厅,人的声音也变得稀疏。John站在4、5米宽的走廊,眼前是平静的海面,新加坡海峡吹来的海风弥漫湿气,真正的现代气息、硬件簇新明亮。
开会第一天,John在展厅来来回回走了不下2万步。
早在出发前,他就在大会APP上给各种类别LP发了几百条私信约见面。除了私聊,他想过在现场临时找出不认识的LP。浪费了很多时间和同行寒暄后,他学会装作不经意地搜寻对面人的胸牌,找出LP名字下才有的小黑色五角星。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他见了二十多个LP。
只是,中东大亨的钱没那么容易收入囊中。来自迪拜、阿联酋的大金主们对短期内十倍、二十倍的回报似乎没多大兴趣,他们会问John陌生的问题:你们如何帮我们提升社会发展水平?这让John惊讶之余,绞尽脑汁改变自己的惯常话术。
中东LP的钱可能只在此短暂停留,好在新加坡本土也并不缺钱。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今年新加坡会新增500多个中国富豪,他们将为这个国家带来至少24亿美元。
不止一个投资人都会提到同样的数据:今年新加坡家族办公室从2020年的400个涨到700个,而“家办”最低的基金管理规模也提到了5000万新币(约合人民币2.6亿元)。
实际上,“5000万是不好意思开家办的。” John告诉我。他这次见到了管理3、4亿美元的家办负责人,背后金主身家在20-30亿美元之间,也有国内前五互联网公司的SVP(高级副总裁)。
他们同样不好捕获。很多家办刚落地新加坡,还有些摸不到门路,尽管他们的投资轨迹已经在世界地图上四处跳动。
“今天投个欧洲房地产项目,明天投个亚洲基金,后天投个北美互联网项目。”连John都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去投欧洲的房地产。”对方回答:“因为老板和其他有钱人攒了个局,地产也是老板朋友的。”
在一个陌生的市场,如果家办管理人还没有完全获得老板们的信任,能做的是老板对什么感兴趣,他们就看什么项目。
以至于这些家办管理人自己都不敢保证对中国的美元基金多么了解,即便能叫出一个个基金的名字,却弄不清它们彼此间的区别。当John追问对方能投多少钱,他们只能含糊地说“300-3000万美元都是我们的范围。”至于能不能给钱,“回去得和老板商量,不确定老板喜不喜欢。”
在新加坡走马观花的半个月,真正调动起John情绪的事却和融资无关。
结束后,随之是web3.0圈里众人皆知的大会——Token2049。这场大会真正点燃了新加坡。
那几天,在新加坡的投资人,很多朋友圈都被Token2049刷屏,夸张点的分享和圈里名人的合照,普通的分享则是人满为患的咖啡厅,反正都是些搞大事的画面。
有些活动直接办在夜店,台上兼职当DJ的web3.0创业者打碟,鲜艳的灯光闪烁不停。在各种web3.0群里,他们晒陈柏霖、林俊杰、伊能静的照片。
场面实在太过盛大,以至于有个提前离开的投资人很快开始后悔:开始以为Token2049只是个规格比较高的会,有些活动而已,没想到是个“大party”。
“你在国内真体会不到这种氛围,还是很酷的,千禧一代以后的感觉。”这个投资人告诉36氪。
John原本只是带着些看热闹的心态加入,但到那一周结束时,他已经参加了40多场活动。如果和活动上的web3.0创业者聊得对味,他可以在凌晨2点约海底捞,一直吃到天色将明。“web3.0没有夜晚,”他说。
前一周在金沙会展中心,John擦身而过的很多白发苍苍的投资人,被中老年人包围太久了后,John怀疑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放眼Token2049,几乎都是年轻鲜嫩的脸孔。“这对比真的是太强烈了。”
在Token2049间隙,John去了次创投圈聚会。聚会在当地算得上高档的中餐厅举办,或许是为了凸显中国元素,进包间就能听到传统民乐,铜锣唢呐一派喜庆,还以为春节提前了几个月。
包间里近百号人,基本都是互联网投资人或者新加坡银行、政府的官员。最近很活跃的金沙江合伙人朱啸虎,自然没有缺席,还能看到软银、淡马锡和中东基金的人。
或许是为了照顾本地人,桌上没有茅台,只有红酒。大家有礼貌地聊天、敬酒。要有人问起“你最近关注什么?”通常只会收到平淡的回答:“没什么投的,也没什么关注的。”John受不了沉闷的氛围,呆了一个小时就退席,跑去参加web3.0活动直到半夜。
但狂热的party之后,John无法忽视矛盾之处。就算手里没有数据支持,他也凭直觉知道,眼下的新加坡,投资人比靠谱的web3.0项目多。“这场会,对我这种不太了解的黑子是破圈的机会,但好的项目比例很小。”
这也是很多投资人的普遍感受。2022年新加坡创投圈,最多的是投资人,但钱和好项目却都难找。看上去满地机会,但很少有人真正愿意为“梦想”和随之而来的风险买单。
继李嘉诚在新加坡开设办事处、投资家族办公室,房地产公司橙易产业(OrangeTee &;Tie)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今年新加坡的外国房产交易总量已经接近疫情前水平。
2022年1-8月,新加坡外国买家交易房产总量约14000套私人公寓,前五大外国买家群体分别是中国、马来西亚、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其中,中国买家前8月买入932套私人公寓,占外国买家总交易量的6.7%,是马拉西亚买家购买公寓数量的两倍。同时,价值500万新元(约2500万人民币)以上的豪华公寓买家中,中国人也位于榜首,交易达81套豪华公寓,占销售量的19.2%。
疫情期间,新加坡表现出政府管理高效、医疗资源丰富等优势,加上中国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使得一批创投人选择去东南亚寻觅机遇。
不止如此,近一年来,全世界的富豪都在往新加坡跑。凭借低税政策,新加坡向来是全球著名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仅次于“避税天堂”瑞士。
不过自俄乌战争打响后,瑞士宣布冻结俄罗斯相关人士与机构在瑞士的资产,欧洲紧张的政治地缘关系引发了富豪的不安——他们要为手中的资产重新选择一个可安放的口袋。
不过,资本与人才的不断涌入,让这里的生活成本陡然上升,普通人的生活变难了。
一位在新加坡定居多年的华人表示,从今年开始,她明显感受到生活用品、食物上的开支变大了,但涨得最多的还是房子。
根据新加坡房地产网站99.co和SRX的数据,截至今年9月,新加坡私人公寓与组屋的租金已分别连续上涨21个月、27个月,涨幅达到了31%和24.7%。
新加坡不断上涨的私人公寓房租,与房租一块上涨的是房价。
楼市,是一个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房价涨得再凶,也阻挡不了富豪们不顾高昂的印花税,用真金白银表示对新加坡的看好。
今年1月至8月期间,新加坡向外国买家售出14000套私人公寓,其中中国买家数量最多。
今年5月,一名福建买家一口气在新加坡市中心买了20套豪宅,总价值约4.23亿人民币。

一位福建买家在新加坡中部康宁河湾(Canninghill Piers),一口气买下20套公寓。
不同于冲着优惠的税收政策、良好的营商环境而来新加坡开拓事业疆土的创业者,互联网技术人员去到新加坡,大多是想要更高品质的生活:既有高收入,又能摆脱996。
习惯了手机支付、高效外卖与物流的中国人,一走出国门,就处处感到不便。而新加坡的高物价,也使得提高生活品质的梦想又远了一步。
在新加坡,“吃顿好的”也显得奢侈,点一顿外卖大概要20新币(折合人民币约100元),去外面的餐厅吃饭,还要格外收取17%的服务费。
新加坡是全球最昂贵的国家,这座精致的花园城市,让来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人也不由汗颜。
“吃饭贵得离谱。一想到要在外面吃饭,而且要开瓶酒,能让你在冷气十足的房间里冒出汗来。
我在超市里看到,一小篮(日本)草莓能卖到70 新元(约359人民币);我也曾带着负罪感喝过20 新元(约102人民币)一瓶的啤酒;如果发现一瓶不错的红酒售价在40 新元(约205人民币)以下,那简直是捡到大便宜了。”
新加坡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里鲜有绝对的贫困,但人与人之间难以弥合的差距依然存在。
适合新加坡的人会很喜欢这里。今年刚去新加坡的一位投资机构合伙人发现,在新加坡的朋友比上海的还多,那里的一切都像国内一样舒适,他甚至还惊喜地吃到了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潮汕菜。
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大约只有深圳的三分之一,用一天时间就能步行穿越。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南归加了一个徒步群,不过半年之后,这个群就安静了下去,“大家已经把所有能玩的都玩过了”。
南归是典型的互联网技术精英,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他在新加坡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从他的朋友圈能够看到,他在周末辗转于人才济济的校友聚会,在周围高楼耸立的金沙湾开帆船,今年上半年,他去了国外旅行,看到了伊斯坦布尔的猫和巴厘岛日落时红色的天空。无论怎样,都不能说他在新加坡过得不好。
但他有自己的烦恼。
南归在办公室里常与同事们聊起,他们很难在谷歌、Meta这样的国际大公司谋得一阶半职。
随着外来人口增多,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平衡本国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全球三分之一的500强企业将它们的亚太总部设在了新加坡,但它们仍偏向于聘用本地人。
尽管只是第一份工作,但南归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走到了职业发展的天花板,目前为止,他还没找到一条向上的路。
有很多东西是容易得到的,但也有另一些“天花板”遥不可及。
在新加坡,只有11%的人拥有私家车,拥有一辆汽车的成本极其昂贵,即便是最便宜的车型,每月的开销也在2000新币(约10260人民币)以上,并且只有十年的使用权。
私家车的拥有权,超过了物理上的含义,成为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象征。整日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有一道无形的墙,隔开了坐在汽车里的人和乘坐公共交通的人,他们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
更多人被隔在天花板的另一边。
Charley说,新加坡有一个名词叫“外劳”,形容那些做着低技术工种的外籍劳工,他们从事的往往是本地人不愿做的工作,比如建筑工人、流水线工人或家政人员。外劳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还有中国。
大多数外劳居住在简陋的劳工宿舍,2020年,被隔离在宿舍里的外劳成为了新加坡感染新冠病毒的最主要人群。
在Charley所在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几乎看不见“外劳”。不过一次请人装修时,他遇到过一位,对方告诉他,平常吃一顿饭,3新币(约15人民币)就够了。他还遇到过一位从马来西亚来的理发小妹,每个月能挣3000新币(约15390人民币)。
新加坡是亚洲国家里罕见的文化熔炉,人们的肤色、口音多种多样,也隐隐标志着各自的身份。Charley说,一次他坐在出租上与司机攀谈,司机对他说,你不像新加坡人,也不像中国人。原因一是新加坡的年轻人一般不习惯和司机说话,二是他的英文说得很好。
沉默、内向,英文普遍说得不流畅,是华人在当地人心中的集体印象。
“大家来这里都是赚钱的”,南归说。除此之外,别的指望似乎不多,他想过,如果以后新加坡不好待了,就去欧美找找机会。
其实新加坡对于普通人来说并没有那么友善。因为富人的争先涌入,直接抬高了当地的物价。今年8月份,新加坡的通胀以及创下了14年的新高,房租的涨幅更是超过了40%。
跟去年同期相比,大部分品类的东西都涨价了。
比如,私人交通增长 24.1%,住房和煤气水电增长 4.7%,肉类增长 13%,鞋类增长 10.4% ,假期费用增长 8.1,邮资及速递服务增加 7.2%。报告预计,新加坡核心通胀在未来几个季度将保持在高位,2023年下半年放缓,2022年全年的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将分别达到4%和6%。
未来新加坡或许将起飞,可普通人未必能乘上者这艘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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