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长城战略咨询在深圳发布《GEI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科研技术人员背景的创始人开始成规模出现，创业赛道明显向创新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等前沿领域集中，而“科学家+企业家”的组合创业模式在前沿科技领域逐渐成为主流。
2026年7月，中国科学家创业领域迎来了一系列密集的催化剂。
7月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推进“科技成果＋创业”模式引领，支持引导科技人才创业。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以“创业模式”为核心主线出台专项文件，标志着政策导向从普惠扶持升级为模式引领。
几乎同期，资本市场传来密集的融资消息。90后北大教授拿下2亿融资、西浦教授完成数千万融资、国科超导中试产线加紧建设。
政策在加码，资本在涌入，但科学家创业的淘汰率并未因此降低。基因编辑临床试验致死、基因编辑鼻祖Sangamo Therapeutics申请破产保护、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接连倒下。冰与火的剧情在2026年的夏天同时上演。
科学家创业的困局是什么，又该如何破局？答案藏在两种模式、三重价值与四维赋能的深层逻辑之中。
“主导式”创业，指科学家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担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核心职务，掌握企业最终决策权或持有主要股权。其典型特征为“控制权集中、决策链条短、技术导向鲜明”，优势在于企业能够快速响应技术更新、产品迭代等需求，劣势在于受限于科学家自身能力边界，企业成长空间有限。
实践中部分科学家成功完成从科研者到企业家的转型，如中科闻歌创始人王磊博士、中星微技术创始人邓中翰院士等，他们均以董事长身份直接参与经营决策，带领企业做大做强。
“联合式”创业，指科学家不主导企业经营管理，而是以首席科学家或首席技术官角色负责企业的技术方向，联合具有产业背景、管理经验和融资能力的合伙人共同创业。其典型特征为“能力互补、风险共担”，优势在于有利于实现技术与商业的深度融合。
实践中，大部分创业成功的科学家采用“联合式”创业模式，如施一公院士与崔霁松博士联合创立的科创板上市企业诺诚健华，施一公提供科研指导，崔雾松任董事长兼CE0；清华大学教授唐杰与张鹏联合创立的港交所上市企业智谱AI，唐杰任首席科学家，张鹏任CEO。
科学家创业之所以成为国家战略重点，源于其不可替代的三重价值。
其一，推动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科学家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和持续攻关能力，正成为攻克“卡脖子”技术、重塑中国产业根基的重要力量。
如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冯裕才创办的达梦数据，其自主研发的分布式数据库，成功替代了长期占据中国市场的0racle、IBMDB2等国际巨头，在金融行业集中式事务型数据库市场以13.48%的份额登顶国产厂商第一，打破了国外产品在核心系统的垄断地位，实现了关键基础设施的自主可控。
其二，引领和培育未来产业。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的技术源头，几乎全部来自科学家在实验室的长期深耕。
以量子科技产业为例，全国估值最高的10家量子科技企业均来自科学家创业。其中，中国科学院的师生团队分别创办了本源量子、国仪量子、幺正量子，清华大学段路明院士孵化了华翊量子，上海交通大学金贤敏教授创办了图灵量子。
其三，培育高价值科技型企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超六成科创板上市企业的创始团队为科学家工程师等科研人才，其中75家科创板公司实控人、董事长或总经理具备高校教授或博导任职经历。
如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胡伟武，于2008年创立龙芯中科，该企业于2022年在科创板上市，上市首日市值突破350亿元;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进延，于2012年创办长进光子，该企业于2026年在科创板上市，上市首日即突破600亿元。
数据显示，美国高校教授创业成功率不到3%。多数科学家在创业过程中面临商业认知不足、市场敏感度缺乏、产业经验薄弱等现实挑战，其创业企业普遍存在“小赛道、小投入、小老头”问题。
表象问题是“三小”困境。一是“小赛道”，科学家创业多源于自身研究课题，而非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初期往往切入市场空间有限的细分领域。二是“小投入”，科学家身兼数职，精力分散，对风险把控偏于保守。三是“小老头”，受前两者制约，企业呈现“组织形态作坊化、业务模式项目化”特征，经营十年以上仍难以成长为瞪羚、独角兽企业。
一是技术思维导向，场景牵引不足。多数科学家创业源于基础研究中的突破或先进技术研发成果，这种思维定式使其在创业时天然倾向于从技术出发寻找应用场景，而非以场景牵引找技术。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长期以论文发表、项目承担、获奖情况作为科研人员的主要评价标准，大部分科学家缺乏企业经营和市场开拓能力，加之学术研究强调严谨与完美，与创业所需的快速试错、迭代优化形成内在冲突。上述认知层面的脱节，导致科学家在创业初期难以完成从“科研者”到“创业者”的角色转变。
2026年2月的一起基因编辑临床试验致死事件，正是这种认知鸿沟从实验室延伸到临床的极端写照。
二是全职投入困难，团队搭建能力不足。创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核心团队是否具备技术研发、市场开拓、企业管理、资本运作等多维复合能力，但很多科学家在这些方面存在天然不足。一方面，多数科学家由于难以全职创业，往往会委派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全职参与企业运营，这些学生虽然精力充沛，却普遍缺乏产业经验、商业谈判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另一方面，科学家在股权设计、团队搭建方面不够开放，在策略制定、营销渠道建立等方面缺乏商业经验；而外部职业经理人虽有相对成熟的经验，却往往因股权激励不足、信任关系缺失等因素难以深度融入科学家团队。
2026年6月，基因编辑领域鼻祖Sangamo Therapeutics申请破产保护，其将技术专利尽数紧握手中、拒绝开放合作与引入外部商业力量的做法，正是“单兵作战”思维走向极端的缩影，为后来者敲响了警钟。
三是长期投入需求，短期资本供给错配。科学家创业多集中于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芯片设计、生物医药等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高的领域，在技术尚未成熟、产品尚未定型时即需大量融资以支撑后续研发。然而，我国创投基金普遍存续期偏短，且国有资金占比超八成，导致投资机构容错率低、注重短期回报，造成早期投资、耐心资本供给严重不足。同时，对于高科技领域，投资机构“看不懂、不敢投、不会投”现象突出。
2026年开年，美国人形机器人企业Cartwheel Robotics因融资失败宣告倒闭，创始人虽有波士顿动力和迪士尼的深厚技术背景，却依然在硬件创业的漫长投入周期中未能等到持续的资金补给。资本错配使得科学家创业企业极易出现经营现金流紧张，既无法支撑技术迭代，也难以吸引高端人才，最终陷入“长不大、活不好”的困境。
应对上述困境，需从认知转变、团队构建、资本链接、场景对接四个维度协同施策，为科学家创业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认知转变，引导科学家建立商业思维是破局的第一步。鼓励科学家通过参加企业家商学院、创业训练营等途径，主动学习客户画像、价值主张、盈利模式、财务预测等商业知识，补齐认知短板。同时，推动高校将创业教育纳入研究生培养体系，开设技术商业化、产品运营等实战课程，鼓励学生跨学科选修，培养复合型人才。
上海推出的“科学智能百团百项”计划便是一个生动注脚。明确两年内支持不少于100个科研团队，通过引入基金经理辅导和高频评估来提升创新转化效率。
此外，建立科学家创业案例库，定期组织创业成功的科学家开展交流演讲、实地访学等活动，分享创业经验与教训，也能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构建团队，鼓励科学家搭建复合型团队，主动配置市场拓展、产业运营、资本运作三类合伙人。分别负责客户拓展与渠道建设、供应链管理和股权融资谈判，建立科学家合伙人资源库，面向海内外征集具有硬科技企业运营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产业专家和连续创业者，为科学家创业提供精准匹配服务。
杭州光机所的做法颇具启发性以“创业合伙人”身份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孵化服务，将科学家项目打造为优质投资标的。
同时，常态化组织“科学家+合伙人”双路演、职业经理人对接会等活动，推动科学家与潜在市场合伙人深度交流、双向选择，从而有效破解“有技术缺商业”的双重错配困局。
链接资本，推动社保、保险、国资等长期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建立与长期收益目标相匹配的差异化考核机制和尽职免责机制，提升对早期硬科技项目的容错能力和周期容忍度。打造“创投+孵化”全链条赋能模式，引导创投机构向前端延伸，依托中试平台、概念验证中心等载体，提供“资金+服务+资源”全方位赋能支持。
从银河通用机器人一年融资12亿，到临界航天成立半年获2亿天使轮融资，资本的活水正在加速涌向实验室。此外，推广“拨投结合”模式，鼓励财政科研经费以“先拨后股、可转可退”方式投向早期项目，让财政资金与市场资本形成合力，共同陪伴科学家跨越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漫长周期。
场景对接，加大场景开放力度，鼓励国有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等主体定期发布场景需求。鼓励医院、社区、学校、产业园区等空间载体打造综合性应用场景，为科学家创业提供技术验证的“试验场”。同时，常态化组织场景路演、专场推介活动，推动场景供给方与技术方高效对接。
建立首台（套）应用保障机制，对已在真实场景中验证过的技术产品，在政府采购和国企采购中优先试用，推动其列入首台（套）产品推广应用指导目录。国科超导依托中科院电工所近二十年的基础研究积累，从“实验室论文”到“千米级带材”再到“百公里级中试线”，正在经历从小试完成验证到中试放大落地的关键一跃——这正是“找场景”的生动注脚。
政策的东风已经吹来，资本的活水正在涌向实验室，中试线正在将论文变成产品。但最终能活下来的，永远是那些补齐了商业短板、找到了靠谱合伙人、学会了和市场对话的科学家。
科学家创业的终局，是科学与商业的融合。破局者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从实验室走向了敲钟台，从论文走向了中试线，从“小赛道”走向了百亿市值。
长城战略咨询作为国内率先开展独角兽企业研究的新经济智库，是《高成长企业分类导引》（GB/T 41464-2022）国家标准的牵头起草单位，自2017年起连续发布年度独角兽报告，迄今已历十载，并在深圳发布第十期成果。
长城战略咨询将继续深耕新物种企业研究领域，以更加专业的视角、更加严谨的态度，持续关注、研究以独角兽为代表的高成长型企业的发展！
长城战略咨询成立于1993年，是国内较早的民营咨询机构和社会智库之一，总部位于北京，在郑州、宁波、武汉、深圳等20余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拥有近400人的专职咨询团队，在科技园区发展、新兴产业、高成长企业、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具有较强实力和突出优势。
长城战略咨询是中国率先研究瞪羚、独角兽企业发展理念及规律的机构，已经联合科技部火炬中心连续发布6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瞪羚企业发展报告》；并连续发布10期《GEI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连续发布7期《GEI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连续发布2期《GEI世界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等年度报告，研究成果受到各界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