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2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题为“持续竞争与传统架构”（Persistent Competition and Legacy Architectures）的公开听证会，讨论美国在“9·11”事件后形成的国家安全和反情报体系，是否仍然能够应对当前的国家安全竞争。
出席听证会的三名专家分别是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卫·费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国防与安全部门总裁塞思·琼斯，以及奥本大学麦克拉里网络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研究所负责人弗兰克·西卢福。
中国是本次听证会的主要讨论对象之一。三名专家除讨论传统反情报活动外，还涉及先进芯片、海外算力、AI模型蒸馏、数据中心供应链、无人机、土地投资、科技初创企业、高校科研合作以及信息影响活动等多个领域。
美方专家主张扩大反情报保护范围
西卢福在证词中提出，美国传统反情报体系主要围绕政府秘密、外国情报人员和涉密项目建立，但大量具有战略价值的技术现在由商业企业、高校和初创公司掌握。
他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网络活动、投资、科研合作、人才招募、供应链和中间机构等多种途径获取技术，而美国目前仍然主要按照单个案件和单个部门处理相关问题。西卢福将这种差异概括为，中国开展的是持续的“行动”，美国处理的却是一个个“案件”。
费思也提出类似观点。他认为，大量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现在由商业企业掌握或存在于商业基础设施中，美国应扩大反情报保护范围。
多名议员和专家质疑H200对华出口
共和党众议员达林·拉胡德在质询中将问题直接指向英伟达H200。他援引近期报道询问，美国为什么允许H200进入中国。
费思明确表示，允许向中国出口H200以及其他先进AI芯片是一项“政策错误”，美国未来可能为此后悔。他认为，先进AI芯片将直接影响中国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领域追赶美国的能力。
琼斯也表示，美国向中国提供能够增强AI、量子和国防工业能力的技术，会削弱美国自身优势，并主张尽快纠正相关政策。
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西·霍拉汉随后再次直接询问，特朗普政府允许中国获得H200芯片是否犯了错误。费思回答：“我认为是。”
费思主张把管制从芯片出口扩展到海外算力
H200只是费思先进算力政策主张的一部分。
费思认为，美国不应只管单笔出口许可或者单次海关交易，而应关注中国最终能够获得多少先进算力。按照他的分类，相关渠道包括直接购买、海外租用、通过灰色渠道获取以及发展自主制造能力。
其中，他特别强调境外数据中心的远程访问问题。如果一种先进芯片无法合规直接出口给中国AI企业，他认为相关企业也不应通过海外数据中心远程使用数千颗同类芯片。
费思还谈到出口管制执法。他称，美国面临的问题包括受控的先进芯片经东南亚等地区转运进入中国，以及中国企业通过境外数据中心远程使用美国先进算力。费思认为，后者目前尚未受到美国现行出口管制规则限制，是美国现有管制体系的一项缺口。
霍拉汉追问美国行政部门短期内还能采取哪些措施时，费思再次提到远程算力，称中国实验室目前可以通过海外数据中心使用大量美国先进算力。他还提到，美国国会正在讨论远程访问安全相关立法。
琼斯则提出，美国应确定一批不能向中国出口的芯片和微处理器，强化出口管制执法，并继续与荷兰、日本等盟友协调半导体制造设备管制。
AI模型蒸馏被单独列为对华风险
前沿AI实验室是费思重点讨论的另一领域。
他把美国前沿AI企业面临的风险分为网络渗透、内部人员风险和大规模模型蒸馏三个方面。
在内部人员风险方面，费思专门提到前谷歌工程师Leon Ding案件。今年1月，美国陪审团认定Ding构成经济间谍和商业秘密窃取。费思据此主张，美国政府和AI企业进一步加强对高权限访问、异常行为和未披露关系的风险管理。
模型蒸馏则是费思证词中的另一项重点。他援引白宫此前的说法称，主要位于中国的相关主体正在使用数以万计的代理账户，对美国前沿AI系统开展大规模模型蒸馏。
费思认为，相关主体即使不直接获取模型权重，也可能通过大量访问高价值模型输出复制部分关键能力。因此，他提出加强账户身份控制、访问频率限制和异常行为监测，识别经销商和第三方路由渠道组织的大规模访问，并建立快速封禁和政府企业情报共享机制。
费思还主张，美国政府与前沿AI实验室建立长期安全合作机制。政府向企业提供机密威胁信息、调查支持、人员审查和事件协调，AI企业则加强模型安全、特权账户、第三方供应商和事件响应管理。
AI数据中心的中国供应链成为另一项重点
费思还把美国AI数据中心与电网安全联系起来。
他的证词提到，7月22日，美国北弗吉尼亚发生一次普通输电故障后，大约3800兆瓦的数据中心负荷迅速切换至备用发电设备，引发美国东部大范围电压和频率波动。事件本身并非网络攻击，但费思据此认为，数吉瓦级数字化负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发生大规模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费思把AI数据中心内部的逆变器、电池、不间断电源、服务器、网络设备、光通信组件、固件和云连接控制系统都放进供应链安全讨论。
他还专门讨论了中国制造设备。费思称，美国大量加密货币矿场使用中国制造的计算和其他设备，并援引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此前有关相关设备远程控制风险的讨论。他还提到中国逆变器企业Deye曾在商业纠纷中远程关闭境外设备的案例。
费思据此主张，美国应进一步掌握数据中心和电网中的设备安装情况，建立可信供应商和固件标准，限制相关设备的远程访问能力，加强网络隔离，并把数据中心供应链安全与FCC近期针对逆变器等设备采取的监管措施结合起来。
无人机和军事基地周边土地也被纳入讨论
费思还把无人机和敏感设施周边土地列为重点。
他以乌克兰“蛛网行动”为例，认为廉价无人机可以提前部署在目标国家境内，并从仓库、农场或者商业设施附近发动攻击，因此主张将军事基地的安全范围扩大到周边仓库、农场和商业设施。
费思还援引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附近土地交易以及人员拍摄基地设施的案件，主张进一步加强敏感军事设施周边土地、仓库、农场和商业地产的安全审查。
他认为，CFIUS目前已经能够审查部分敏感军事设施附近的外国房地产交易，但美国还应根据无人机等新型风险继续调整相关土地安全政策。
现场质询中，也有议员直接提出中国相关土地购买问题，并询问是否应进一步限制中国相关主体购买美国敏感区域土地。
科技初创企业成为新的反情报保护对象
费思认为，美国现有国家安全体系还有一个明显缺口，就是很难及时识别突然具有战略价值的科技初创企业。
他举例称，一家聚变企业可能突然取得突破，一项量子技术可能跨过关键能力门槛，一家原本不起眼的航天初创公司也可能迅速成为军事通信体系的重要供应商。
费思称，中国可以通过网络活动、人才招募、投资者、科研合作、供应商、客户和内部人员接触这些企业，而美国政府往往要等到企业获得国防合同、发生网络事件或者出现内部人员问题后，才意识到这些企业的国家安全价值。
为此，他提出建立分级的政府与私营企业反情报合作机制。当一家企业掌握的技术达到一定战略重要性后，美国政府可以向其提供威胁信息、指定反情报联系人、安全评估、网络安全支持、内部风险指导，以及外国投资和合作伙伴风险方面的帮助。
高校与中国科研机构合作受到直接质疑
听证会后段还专门讨论了美国高校。
费思表示，人工智能、量子等大量关键技术会在高校实验室和初创企业中产生，因此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先进高校与中国高校和实验室之间的合作关系。
他主张进一步限制美国高校和实验室与中国敏感实验室、军事实验室及军方关联实验室在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
TikTok和AI信息影响活动再次进入听证会
信息影响也是现场讨论的一条涉华线索。
在议员询问美国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信息影响活动时，费思认为，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AI驱动的信息传播增加了新的风险，并再次提到TikTok。
费思称，即使相关股权和交易结构发生变化，TikTok与原有技术体系之间仍存在联系，因此他仍然认为TikTok对美国构成重要风险。
琼斯的书面证词也讨论了生成式AI和智能体AI降低信息影响活动成本的问题，并将社交媒体内容生产和传播能力列入美国需要关注的新型安全风险。
“中国行动计划”和美国反情报体系改革重新进入讨论
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美国司法部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也在听证会上被重新提及。
共和党众议员奥斯汀·斯科特询问，美国此前是否错误地把“中国行动计划”当作某一届政府的专项项目，而没有将其发展为长期的国家反情报机制。
琼斯表示，美国司法部和FBI当时开展的相关调查和执法具有作用，但“中国行动计划”只覆盖了整个问题的一部分。按照他的观点，美国还需要把房地产、网络活动、军事基地保护等领域放进更大的跨部门反情报体系。
琼斯因此提出研究建立“国家反情报局”，在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现有基础上形成类似国家反恐中心的跨部门中枢，同时扩大联合反恐特遣队和地方情报融合中心处理国家支持型威胁的职责。
西卢福建议在白宫设置能够跨部门推动反情报工作的高级负责人，并采用类似CIA“任务中心”的方式，将情报、执法、经济监管和产业部门的信息围绕具体国家和具体行动进行整合。
州和地方机构也被纳入这一改革思路。琼斯在现场表示，美国地方情报融合中心和联合反恐特遣队过去主要围绕恐怖主义进行训练，现在还需要识别中国相关的AI数据中心活动、房地产购买以及其他地方层面的风险。
https://docs.house.gov/Committee/Calendar/ByEvent.aspx?EventID=11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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