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注意到一个法律文化的细小差别。
许多国家，对刑事被告人，无论他犯了什么样的罪，法庭成员对他仍然以“先生”相称。而我们是绝不会称这些"坏蛋"为"先生"的。我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就发现我们起诉书，判决，或者报道，都喜欢用“窜”这一个词。犯罪分子一定是“窜”到犯罪地点的。一个人一旦成为社会的敌人，我们对其一定要用贬义。
在这样的习惯之下，很多现象会让我们不解
。
二战中，日军《231联队史》档案，日军官兵是这样描述击杀张自忠将军的过程：
“当冲到距这个高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13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 ，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
张自忠像（图片来自网络）
“高大”；“威严”；张将军的视死如归，跃然纸上。这样的表述口气，似乎不像敌方的记载，丝毫没有那种“某某死，百姓欢”的胜利喜悦，反倒难掩对张将军的敬意，甚至有一点点人性的悲悯。这一份日军档案还记载：当日本兵从阵亡军官身上搜出一支钢笔，发现其上刻着“张自忠”三字时，马上立正向张将军的遗体敬了一个军礼。
世界大战中，还有一个著名故事：号称“红色男爵”的德军王牌飞行员，击落过八十多架英军飞机，用我们的话来说：双手沾满了英国人民的鲜血。但是，当他被英军击落时，英军却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还放排枪向这位“英勇的战士”致敬。
“红色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像（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如果有人这样做，可能会被追问：立场哪里去了？会遭到整个社会的唾骂。但是，当我们看到这几个故事时，我们是不是对那位称打人者为“先生”的前财长，对那位向张将军敬礼的日本兵，对厚葬敌方飞行员的英军，隐约有一些称许呢？有什么东西，让我们产生这一隐隐的称许之意？
我们因此会发现：在仇恨与文明之间，后者往往拥有更强大的道德的力量。而这一道德力量，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
当法庭对一个“人渣”，仍然以“先生”相称时，这不仅仅是尊重一个不值得尊重的人，这同样关系到：仇恨可能弄脏了我们自己的灵魂；从而破坏了文明，最终危害社会。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不能容忍对敌人的尊重，而更崇尚“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这就容易走向极端，甚至造成恐怖。
例如，我们崇尚的最高境界是：“对同志象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但不幸的是，我们往往无法同时做到这两点。习惯对敌人这样以后，对同志一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无情”一旦变成习惯，对谁都会一样了。
一位朋友的儿子，在加拿大上小学，假期回国在机场见到父亲，孩子突然问了一句：咱们这儿的人，怎么都这么凶啊？
冷漠与仇恨，一旦成为习惯，就不太好调整了。
其实，面对敌人仍要保持文明，这不是他国的特权，本来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太平天国李秀成东征，击杀清军猛将张国梁于桥下，李秀成感其忠勇，也厚葬了对手。但不知从何时起，面对仇恨与冲突时，我们开始缺乏一种从容不迫，一种温文尔雅，而更多是一种暴戾之气。
我们长大了以后，还是莫忘这一本性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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