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沈阳。一个凉凉的秋天，夜幕刚刚降下。
第一天入学的我，走过校部前高高黑黑的灌木丛，突然风动叶响，一种感觉从黑暗中轻拂而来，让我暗暗一个激灵。
那个激灵，直到今天，多少年过去，我仍然记得。
那一瞬间的感觉，一时不解，又萦绕不去。终于有一天，我恍然悟道：
那个感觉，原来是自由！
是的，从那一天起，一个十几岁离家求学的少年，自由了。
我们不但挣脱了高中备战的没日没夜的紧张，而且摆脱了父母的监管，不再是孩子，而是独立了，自由了。
那种感觉，凉凉滑滑，像那个秋天。有瑟瑟的不安，也有落叶的草香。
白天报到的各种忙乱，到了晚上静下来，这个感觉就突然不期而至了。
一群突然自由的陌生孩子，突然被塞在同一个陌生的空间，相互渲染着，就更加兴奋。
每天七点，大喇叭就响了：出早操！
新生们从老一舍冲出来，单薄的蓝白杠儿运动服，在秋露中瑟瑟发发抖，但新生的情绪，跟口中哈出的白气一样热烈。
那时，惠星楼还在施工，大家冲向阶梯教室那个操场时，要跳过工地的各种土坑、跳板，一边跳着一边嚷着。
那是对新生活的兴奋。
我们都是天之骄子。
法律系的学生，更是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这种优越，与其说是优越，不如说是使命。那时的中国，刚刚恢复法治，我们这些新生，知道自己肩负使命，于是而自豪；于是而兴奋。
一群初尝离家而自由的少年，与当时社会的解放思想，破除雷区，情绪上不谋而合，于是，在工地上磕磕绊绊，出个早操，也能兴奋成那样。
很快有人在走廊、在水房，引吭高歌。
那时，最拉风的人物，就是走廊歌手、水房歌手、甚至厕所也有歌手。尤其是傍晚，走廊尽头，水房那里，歌声与叭唧叭唧的水声，混合着小贩在走廊“皇姑雪糕“的叫卖声，构成了辽大夜生活的重要部分。
这可能也是自由的感觉。
恋爱也开始了。
仍然是偷偷摸摸的。但仍然比中学要宽松多了。
那时的大学，公开的纪律，仍然是不准谈恋爱。更别说上学期间结婚了。
总支书记焦老师的眼睛是雪亮的。
但初尝自由的小伙伴们，已经决定砸碎一切枷锁。
有人迈出了第一步。在夜幕初垂时，向全寝室宣布：他准备向心仪已久（一共才开学3个多月吧）的女生表白，已约在惠星楼前灌木丛相见！然后就走了。强作笑脸，像走向刑场。
全寝室男生都莫名兴奋，等着他回来介绍经验。他果然回来了，笑容满面，坐在床上，脚搭在桌上子，宣布表白成功。只是脚还有点微微发抖。他说：我站在惠星楼前小树墙那儿（表白），那腿抖的呀，她再不说话，我就站不住了。
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给这一份自由的感觉，平添了浪漫与美好的色彩。
同学间语言的五花八门，也让孩子们认识到了世界如此多元。
我们寝室王某鹏同学的方言，开始几乎没人听懂。他又乐天派，常常说了半天，自己乐得够呛，我们也只听了个大概。这样，喜点就来了。后来，85.1班晚会，一个保留节目，就是把王选鹏推上台去，让他说家乡话；他百般推拖，但只要一张嘴，那怕是拒绝，就算中计，大家早已笑得前仰后合。
其实，每一个同学的家乡口音，都会成为另外同学的新奇，甚至笑料。少年们惊讶于世界原来如此不同，慢慢地，我们不再笑别人的口音，其实就是实现了包容；学会了接受不同。这也算是法律人的第一堂课吧？
文化的阴差阳错，也伴随着口音而来。
有一天晚上，同学们正一起酒酣耳热，韩贵宁突然从他的上辅跳下来，对我说：
走，上外去？！
这把我吓了一跳。
因为，在我们营口那疙瘩，有人喊你“上外去”，就是要打架，类似说“决斗去”，暗含嫌屋里施展不开拳脚。
韩贵宁眼睛又有点大，还有点圆，所以这一喊，就把我吓着了，连忙想“白天哪儿得罪他了？”
韩贵宁大眼睛忽闪忽闪看了我半天，我才弄明白：他是找我陪他去卫生间。
在他们那儿，“上外去”不是打架，而是上厕所。
还有一次同学问路，我用营口方言说：简直走。
那同学就懵了：简直走？是往哪儿走啊？
其实，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误解，法律人也因此需要更宽的视角。不知道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之间闹的种种笑话，是不是也有助于法律人的思维形成？
但4年的法律人训练，确实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我们更加逻辑，更加理性；我们既尝试着宏观大略，可以俯瞰着解构社会；也可以拿着相机，在刑侦课上学习微观解剖问题。
我们学习“以法治国“这样的大事，也学习如何从一具骨盆，来判断男女；我们学习契约精神这样的法哲学，也学习”货物越过船舷“这样的责任细分。那细细的一道船舷，竟然成为权利的分水岭，规则的仪式感，也让我们十分着迷。
我们自己也开始尝试民主与法治的洗礼。法律系的学生干部，可能是票选程度最高的吧？
我们首先在班干部选举开始，施政演说，当场唱票。我本人成了第一个“受害者“，开学时是老师”钦定“的生活班长，换届时只得4票，被同学们抛弃下台，一时颜面尽失，害得不满20岁的我几乎大病一场。那真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洗礼。但票数会让你认清自己，这十分宝贵。钦定滋生娇纵，选票却让你恢复谦恭。这样的法律人思维课程，哪里是书本可以替代的呢？
大三那年，法律系的学生会改选。那可能是一场少见的真刀真枪的选举。
自我提名，四处拉票。满走廊都提拉票的同学。准备“施政纲领”，现场演讲，同学们视你表现，当场投票。
那个场面，真是即紧张，又兴奋。因为如果你得到，那是你真的得到。
还记得当时一位新入学的女生，拿着话筒挑战了我很多问题。另一位竞争的同学，也虎视眈眈。
但是，当一个乳臭末干的青年，处理这一切棘手局面时，你突然意识到：在这种规则安排下，你的成功，不是打击对手，而是取悦观众。你一下子似乎猛然就明白了许多问题，明白了许多历史与现实的困惑。竞争会带来进步，也必然带来冲突。但一种好的规则，原来可以平衡进步与冲突。法律又何尝不是这样的艺术！
辽大，辽大法律系，我的本科母校，就这样将我们一个一个，从懵懂少年，实现了向理性法律人的第一次蜕变。当我们走出校门的时候，我们成为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命运的列车，将我们送到法律系。学得一身技艺不说，更结识了一众同学，收获爱情，成为日后相互扶持的兄弟姐妹。
因此，在1989年，那个风云激荡的毕业季，我们结束了无数的告别酒，我们仍然徘徊在校门口，徘徊在朱德题写的那个校名前，反复拍照，久久不愿离去。周鸿艳突然说了一句：
“从明天起，我们就不是学生了。”
我的鼻子立刻就一酸。
是的，人生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就在昨天，我们仍然是学生，我们仍然有向社会集体撒娇的自由，哪怕是以激烈的方式，向这个社会撒娇，仍然可以得到原谅，仍然可以得到学校与社会的宽容。
但是，一切都将不同了。
我们将失去一部分自由，替代以更多的责任。
在毕业返家的火车上，我趴在小桌板上，趴了很久。我默默地哭了。为了那渐行渐远的校园，渐行渐远的一个时代。
（此文为本科母校辽宁大学校庆约稿。也欣闻辽大法学院全国排名13, 与清华法学院没差多少
。我的同班同学担任法学院院长多年，应当贡献不小，为她和法学院的老师们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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