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律师被杀，悲剧之余，《马说》不得不提一个危险的习惯，可能是这一事件的祸根。
令人深思的是：正常而言，双方打官司，有仇也是恨对方当事人。是什么让杀人凶手，将对对手的仇恨，转嫁到了律师身上？
武汉一案的原因，《马说》不清楚，所以下面的意见，不能对号入座；却希望能帮助更多的同仁避免类似的悲剧。
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这样一个现象：在执行死刑时，杀人的是刽子手。但是，没有一个死者家属，会找那个刽子手复仇。律师在冲突中的角色，跟杀了别人家人的行刑手相比，没有可比性吧？为什么行刑手即便杀了当事人的家人，也不会引来杀身之祸，却有人把魔爪伸向律师？
很多年前，我在一个民事案件的法庭对抗上，对方的一位律师，每次发言都晃着手指，对我这一方指指戳戳。我虽不爽尚可忍住，我的当事人却被他指着指着，就恼怒起来，就要打他。当然是被我拉住了。
真正的恩怨情仇，本来发生在他们两个当事人之间。律师只是一个专业的帮助者。但那位律师，却用“向对方指指戳戳”的动作，“成功”地将当事人间的恩怨，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马说》非常理解：这是律师的职业精神使然，“要勇敢地代表自己的当事人”！但是，很多人却错误地理解了“法庭对抗”的规则。
法庭对抗，不是双方的“面对面”对抗，而是“面对第三者”的对抗。
什么叫“面对第三者”的对抗？
就是当争议双方到了法庭时，你们的每一句抗辩，不是说给对方听的，都是说给“第三方裁判者”——法官听的！
这是大家来法庭的意义。如果还是面对面争吵，你们找什么地方都可吵啊！
如果大家看一些好莱坞案件电影，会注意到法庭上的对抗双方，不是面对面坐着，都是面对法官坐着，甚至肩并肩坐在同一张面向法官的桌子后边。
这样的对抗，不论双方吵的多么激烈，因为大家都是“对着裁判”说，就有效减少了面对面对抗的情绪激化。
而且，我们也要明白：在法庭上能不能胜诉，不是你能不能说服对方，而是能不能说服裁判者！
在法庭上，直接“面对对方”这样的危险习惯，之所以产生，对于当事人而言，是因为情绪左右了理性，这很容易理解。对于律师而言，则是应当注意避免的一职业习惯。这样的习惯，不但无效，而且对自己危险。
为什么受刑人家属，不会找刽子手报仇？因为家属知道刽子手做的是“职业行为”，而非个人恩怨。我们律师帮助冲突的一方当事人，也是职业行为，而不是基于他们的恩怨。把握这一尺度，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又不影响我们“勇敢地代表当事人”！
其实，律师代当事人受过，甚至挨骂挨打，久已有之。多是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界限，让自己产生了危险。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观念，比如“律师就是当事人的雇员”啦等等之类，危害着年轻的、甚至年长的律师。
笔者曾出版过《生存与尊严：律师定位与案源拓展方法》，其中用了大量篇幅，探讨律师的“定位”问题。定位不准，会产生很多问题，包括“说话的方向”也会不准，形成在解决冲突中，反而让自己成为冲突对象的“危险习惯”。这也是笔者不务正业地创办“律政师”培训的原因。法庭对抗，冲突解决，律师定位，这些是独立于法律学习之外的技能，补上这一课时不我待矣。
最后《马说》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文字不代表是武汉律师遇害的原因！不代表这位律师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谴责凶手的丧心病狂，我们哀悼年轻律师的不幸。如果这位年轻律师的不幸，能够让更多的律师警醒在执业中的自我保护，思考更多的职业定位与冲突解决策略的提高，那么这位律师的牺牲，也是重于泰山了吧。
这位年轻的律师走好！家人节哀！大家也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