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样，邹某勤自由地回到了国内。全球通缉她的那一千多万贪污已被证明子虚乌有。有关部门对通缉她的这些事实“不作犯罪处理”。
在百名红通中，这样的处理结果，她是唯一一例。
她回到老家休养了两星期后，又到办案机关要回了当年扣押她的车辆等等。被查封的股票账户、房产等等都被解封了。这让她对妹妹和亲属都有了交待。儿媳妇与亲家二老的边控也解除了，从此二老可以自由地去澳洲看望外孙了。
只是银行遇到些问题。银行一看她是红通回国人员，竟然还能自由走动，来银行取钱，吓了一跳，连说：你的账户是某机关查封的，钱不能动。你得让某机关给我们出一个解封手续。邹去办案机关。办案机关说：我们查封每半年一续。过了半年不续，按照法律就是“自动解封”，银行是清楚的。不需要我们再出手续。邹再回来找银行，银行还是不敢让她提。可见红通的威力之大。
这个案子后来也出现了一点波折。个别不实事求是的力量，可能觉得红通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没定住，无罪了，有损权威，一定要找个其他的事情，设法定一个邹某勤的什么罪。
但在邹某勤与辩护律师的据理力争、以及中国健康的司法力量之下，不实事求是的力量努力了8年也未能实现目的。
马贺安律师与海牙国际法庭首席大法官博卡（Pocar）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亚洲国际刑法研讨会”上。
#一，法律失灵的突破
马贺安说，刑辩律师常常有“无力感”。当事人亦如此。这首先来源于“法律的失灵”。
尤其在某委的案件，或领导过问、上级督办案件，法律争论几乎完全失灵。但侦查式辩护可以突破。邹某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纪委的红通案件，在侦查式辩护挖掘到的一剑封喉证据面前，都可以得到解决，别的案子又有什么不可以？
# 二，程序失灵的突破
比如，名为审判为中心，实为侦查中心。侦查机关做的笔录，检察院、法院几乎全盘照收。但是，侦查或监察机关的笔录，完全真实吗？诸多现实发生的冤案已表明，侦查或监察机关的证据，完全可能不真实。律师们仅凭“找疑点”的方式来辩护，又常常被法庭忽视。
而且，控方的证人也不出庭，完全以一个签字的笔录为准。马贺安说，我做检察官时就有一个担心：万一这些证人有假的怎么办？因为你看不见人。这个证人是否真实存在都不知道。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也常常得不到法庭的准许。辩护人没有机会让法官看到对证人的质询。
那么，侦查式辩护，就让法官看到这一切。马贺安说，我们“侦查式辩护”开庭，都是自带投影仪，自带大屏幕。将我们搜集的原始物证，人证，以影像的形式，放给法庭听，放给法庭看。这些客观的铁证，胜过千言万语的争辩。
# 三，法官专横的突破
当事人与律师，常常沮丧地说一句话：人家能听么？！这就是某些权力的专横，或法官的专横。不听你律师的辩解。而且， 法律又不是科学，很多观点并无唯一结论。律师的意见就更加苍白。
侦查式辩护，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你找到了“一剑封喉的证据”，他们不听也得听。百名红通人员邹某勤被通缉事项无罪处理，就说明了这一点。
侦查式辩护认为：律师本来是没有决定权的。如果你掌握了一剑封喉的证据，你就拥有了法官一样的决定权。
侦查式辩护，首先是一种态度，让对手震动，赢得对手的尊重。
# 四，让正义不再迟到——正义困境的突破
律师要尽可能保证“当下的正义“，而不能与正义一起迟到！
# 五，对律师困境的突破
突破“死磕“这一无奈的选择
突破“摆设“这种无能的定位
突破“揹客“这种丑陋的定位
突破“骗子“这种罪恶的定位
让律师有尊严地执业，实现更多的司法公正，实现更多的个人价值。
结尾
最后，马贺安想向全国律师说一句话：
如果有人说刑辩没用，那只是没找对方法。
如果说刑辩没用，那只是你没用！
欢迎关注“马说”公众号
作者其人
马贺安，涉外法律文化观察者，公司刑法研究者；清华大学法律硕士；曾任检察官；律师；专注解决中国企业家的刑事危机，涉外权益保护，以及外国人在华犯罪问题。
兼任亚太法律论坛主席；跨境解决了百名红通人员中唯一无罪归国案，帮助了包括华为光伏等中国著名企业的海外发展与维权。
MASHUO
往期推荐
探索更多
Explore more
关注备用号，一同探索中外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