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罪人，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题目是胡说八道。但是，法制的历史和现实，确实证明着这个悖论。

最近一段时间又暴露出河北与湖北两件看似荒唐的冤案，尤其值得人们思索。

在新闻报道一些罪大恶极的案件庭审时，记者常以另眼的口吻来报道被告人和律师——“竟然”如何如何辩解。似乎所有被告人的辩解、律师的辩护，都是荒唐的、反社会的！而国家机器，则是天然的正义。今天冤案的不断发生，不是偶然的，正是中国大众心理中，存在着这种与现代法制不符的、情感有余、理性不足的思维陋习有关。

人们事后谴责警方办的冤案，但是，如果当初法院以证据不足把“杀人犯”放了，媒体会交口称赞法院吗？绝对不会！媒体同样会声讨法院，不知道会说出多么煽情的话来！东北有一个被控涉黑的案子，法院本来只判了无期，我们的新闻媒体不是硬是声讨，把那人改判死刑了吗？以至于出现“舆论杀人”的悲叹吗？

（图为作者马贺安与其老师张明楷先生在华东政法大学讲课中。）

这个法院当初判得对不对，我不敢妄言，因为无论是我，还是那些新闻记者、还是那些满腔义愤的呐喊者，都没有参加庭审，都不知道真相。但是，我们无权仅凭道听途说、仅凭新闻报道，就要求法院处死一个人！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正义，但是，哪一个冤案不是以正义的名义被送上了刑场？！以正义的名义被送进了高墙？！

因此，司法审判，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情感的喧嚣于司法有害无益。国人必须要习惯接受这种理性。虽然这种理性可能不好看、可能无法迎合“社会呼声”。

这种理性的过程，只能是这样：律师与法官判明犯罪，只有两个声音说话——法律和真相。与情感无关。法律人绝对不能受到情感的左右。而且，必须要给予被告人足够的权力来抗衡司法权力，必须要对侦查、审判权力进行充分的限制。也许这样做结果，有时会放纵了真正的罪犯。但是，这才是保护社会正义真正途径、保护你我自由的必要代价。为什么这么说？

人们不知道的是，如果为了“绝不放过一个”，而允许司法机关为所欲为，就会造成权力的妄为，造成权力的滥用。湖北有个案件，无辜者的老婆因精神病走失后，当地司法机关不但一口咬定他杀了老婆，当有人做证说看见他老婆走失时，这些证人要么被非法拘押，要么亡命天涯；无辜者的母亲因为四处张贴寻找儿媳的启事和上访，也被拘押，出来时双目失明、三个月就死了。这不是打击犯罪名义下权力恣意、滥用的典型吗？

（无罪释放后的佘祥林）

放纵几个罪犯，与放纵权力，后者的恶果更可怕。希特勒几年的时间杀死了数百万犹太人。而哪一个犯罪人，有能力杀死这么多人？哪一个犯罪团伙，即使是黑社会，有能力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呢？

权力如果被滥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冤案的受害者。发生别人身上的厄运，随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是可能放纵几个罪犯？还是全面放纵权力？在这样的权衡面前，法律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的政治原理。

（图为作者马贺安与最高人民法院时任副院长刘家琛合影。刘家琛副院长当时为作者出版的刑事著作作序，勉励更多的法律人钻研所学，服务大众。）

这就是保障嫌疑人权利的制度初衷。它的出发点是防止无辜者被追究，更是防止司法权力被放纵，最终分割每个公民的自由。人类社会一直是在“安全vs自由”的两难处境中生存的。过分强调安全，就无疑会侵害自由。在特殊时期，人们说一句话都可能获罪，甚至被处死。那时治安确实很好。但是，有谁愿意在那种“安全”下恐惧地生活呢？

剥夺嫌疑人的权利，让司法权力不受限制地使用，当然会保证社会安全，但我们失去了自由，变成了安全社会下的奴隶。而权力限制，但却保证了我们的自由。即便可能会因此放纵了一些罪犯，但这是换取我们自由的必要代价。——世上从来没有完美的社会制度，法制，不过是糟糕的制度中、不太糟糕的那一种而已。

因此，保证罪人的权利，就是保护我们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