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通无罪｜几筐苹果能申冤？

他仔细回忆着邹某勤的话，时不时停下脚步，拿出那几张复印件来看。天色渐黑，图拉卡大街上的有轨电车叮当响着，载着回家的人们从他身边驶过。他在路边一家意大利餐厅的露天区坐了下来，盯着《情况说明》一项一项地看。

他的目光落在了“苹果”一项上。

当邹某勤解释上千万巨额资金去向时，提到了买苹果。马贺安一度不以为然：分苹果能花几个钱啊，与通缉你的上千万差得太远了。

邹某勤激动起来：我们全段1000多人！一人20斤苹果，分一次就是2万斤！

一千多人分苹果！这确实出乎马贺安意料。

这个案子有意思了。如此说来，这一筐筐苹果的支付，又可能占到通缉数额的十分之一了。

想到什么就问什么。马贺安给邹某勤手机打电话，刚问了几句，邹某勤就说：马主席，我听你那边有电车的声音，你是不是还没回家？我过去找您？

马贺安这才知道，邹某勤也没回家。与他分手后，邹某勤与儿子也在附近找了个咖啡馆在复盘刚才与马贺安的谈话。刚刚分开的三个人又在意大利小餐馆碰面了。

你能不能说清楚：苹果从哪儿买的？怎么去的？邹某勤又问：“用这么细么？”

马贺安：一定要这么细！

侦查式辩护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邹某勤脱口而出：苹果是去山东栖霞买的。我也跟着去的！

这个问题一下落地了。马贺安追问：你还记得什么？

邹某勤闭眼想了想，答道：卖家叫林某顺！

山东省栖霞市

马贺安内心一热。卖家的名字都这么清楚，看来事情的真实性很大。他继续平静地问道：这很好。去过几次？

“1998到2005年，每年一次”。

“你们通常住哪儿？”他看似随口一问，却是“侦查式辩护”的目标：如能查到住宿记录，那就是客观证据。与《情况说明》不同，当年的住宿记录不是当事人自己能够制作的。如果找到、并拿给办案机关，就是铁证。

邹某勤却答道：我们都住在卖苹果的林某顺家，自己买菜做饭！

她们没住过旅店！

没有任何文字与票据的痕迹！

一个可能的证据来源，又消失了。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没有住宿痕迹，就启发她回忆证人。

马贺安追问：你们每次一共去几个人？

邹某勤眼睛向上，扳着手指，一一数着说：“有十几个。有办公室主任，姓谢。我们当时给他起外号叫谢脖子。车队有朴某顺，张某红，林某愿，葛某全。这个行动都是轰轰烈烈的。副段长王某岁也去过一次”。

“谢脖子”这个细节，再次让马贺安内心一阵兴奋。

“侦查式辩护”就是要寻找这样的“特殊细节”，生动细节。细节会让辩解更加真实。找到这样的细节也让辩护律师更加有信心深挖下去。

当事人一旦被辩护人打开尘封的记忆，就会思如泉涌。可能的证据也会越来越多。

马贺安问：你觉得我可以找他们取证吗？

邹某勤犹豫了：“谁知道呢。我可是百名红通、国际上挂了号的逃犯。这些人敢给我作证吗？”

一个多月后。

北京来的绿皮火车缓缓驶进山东桃村站，两个男子挎着背包走出站台。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邹某勤给出的地址。

在墨尔本问清了邹某勤当年买苹果的地方后，马贺安决定亲自到这个地方看一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林某顺，能否证实邹某勤的辩解。

马贺安还开玩笑地问邹某勤：这个林某顺应当还活着吧？，

但进了庙后村一打听，村里都摇头，没听过林某顺这个名字。

听说两人从北京来到山东这个乡村，村民都很同情，纷纷帮着分析问题出在哪里。有一个大嫂似乎恍然大悟地说：我们这是庙后村，镇里还有一个小庙前村！你们找的是不是庙前村啊？

又是庙后、庙前的，马贺安吃过农村地名“前前后后”的亏。

到了小庙前村一打听，还是没有林某顺！

自打1949年解放，就没有叫林某顺的。

马贺安对助手说：今晚就是睡在田埂上，也要找到这个叫林某顺的！

“侦查式辩护”有时候不是听起来那么高大上，随时要准备睡在田埂上。

马贺安想：既然邹某勤说这个林某顺是卖苹果的，那就多找找这里种苹果的，收苹果的人群打听。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厚着脸皮在各种收苹果的、种苹果的人群中打听来打听去，终于有一个人说：林某顺呀？！隔壁村有一个林某顺！

这又是一个新村。与他们查到的信息毫无关系。能是一个人吗？那位苹果贩子说：差不多，因为那是都在一个镇子底下！

看来是邹某勤将“镇”，记成了“村”。他们赶了过去，真就找到了林某顺。

马贺安谨慎地组织着语言，比比划划地描述“20多人”“谢脖子”，林某顺一拍大腿，说想起来了。有这么个客户单位，只是近十年没来了。

马贺安说：那我们能给您作个笔录吗？

林某顺警惕了：作笔录？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马贺安能取得重要证人的信任吗？几筐苹果又能撬动红通案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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