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易基础案例背景

2021年，甲上市公司计划收购乙非上市公司100%股权，乙公司全部股权由自然人王某、张某持有，二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利润预测补偿协议》，核x心交易条款如下：

1、交易对价：甲公司以“发行股份+现金”组合支付总交易对价5亿元，对应王某60%股权对价3亿元，张某40%股权对价2亿元；

2、业绩承诺：王某、张某承诺乙公司2021—2023三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2亿元；

3、补偿机制：若累计净利润未达标，二人按持股比例以现金向甲公司合计补偿1亿元。

2021年9月完成工商股权变更登记，王某、张某按税法规定完成个税申报，合计缴纳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8000万元（扣除股权原值、转让合理费用后计税）。

2024年初专项审计结果出炉——乙公司三年累计净利润仅8000万元，未完成承诺指标，王某、张某需按协议支付现金补偿合计1亿元。二人认为，对赌补偿实质上降低了股权转让实际收益，实际应税所得大幅减少，遂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多缴个税2000万元。税务机关作出不予退税决定，当事人不服诉至法院，由此引发典型的对赌个税争议。

各位看官，看到这儿您是不是也觉得有点“扎心”？钱没赚到不说，税还退不回来，这大概就是资本市场的“成年礼”吧。

二，对赌协议基础法律效力定性

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5条规定：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原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的对赌协议，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的，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并支持履行。

本案中王某、张某作为标的原股东与上市公司签署业绩补偿条款，属于商事估值调整协议，是对股权转让初始定价的动态修正，并非独立于股权转让的全新交易，民事层面效力无争议。但小磊要敲黑板提醒：民事法律定性不能直接等同于税务处理规则，民商事交易实质与税收征管程序规则存在天然冲突，这也是本次争议的核心根源。

三、核心税务争议：

业绩现金补偿能否冲减股权转让收入、办理个税退税

当前理论、征管、司法层面形成两套完全对立的处理逻辑，两套观点均有对应的政策、判例、理论支撑，小磊带您逐一拆解。

（一）观点一：两次交易法（司法、全国主流征管口径，不予退税）

该观点将股权转让、后续现金补偿认定为两项独立行为，已缴纳的股权转让个税不得追溯调整、不予退税，是目前法院判决、绝大多数地区税务机关采用的主流口径，核心支撑依据如下：

1、纳税义务发生时点法定锁定，应税所得不可逆

根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第二十条，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当日，个人股权转让纳税义务即全部发生。本案2021年9月股权过户完成时，转让收入、股权原值、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已全部确定并完成申报缴税。现行个税规则无“后续补偿追溯调整往期转让收入”的程序与实体依据。

2、司法判例明确补偿不属于交易对价调整

生效行政判决(2024)沪03行终133号明确裁判观点：业绩补偿属于标的经营风险兜底补偿，并非对股权转让初始交易价格的调整；即便整套文件属于一揽子商业安排，现行税收法律体系也未设置追溯重算往期个税、退税的制度通道。该案法院虽认可该规则下转让方实际税负畸高、存在税制优化空间，但因缺乏法定依据，最终驳回退税诉请。

另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收回转让的股权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5〕130号）规定：股权转让完成后，双方解除合同、退回股权属于第二次股权转让，前次已征个税不予退还。该文件适用场景为“返还股权、恢复持股”，本案仅支付现金补偿、不返还股权，场景不完全匹配，仅作为税务机关的辅助参考依据，并非决定性政策。

3、退税无明确法律依据，不符合《税收征管法》第51条适用条件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退税条款，仅适用于申报时计算错误、核定征收多缴等客观超缴情形。对赌补偿属于交易后商业风险支出，不属于法条定义的“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税款”，无直接法律依据支撑退税申请。

综上，两次交易法的论证链条完整、政策与司法判例效力层级高，是当前实操层面最具约束力的口径。

（二）观点二：一次交易法（认可对价追溯调整，支持冲减所得、退税）

该观点立足民商事交易实质，认为股权转让与业绩补偿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估值调整安排，补偿款应冲减原股权转让收入，重新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退还多缴税款，理论与部分地方实操存在支撑，但现有论据存在适用边界限制：

1、九民纪要对赌协议定性，支撑交易实质判断

九民纪要明确对赌协议本质为估值调整协议，业绩补偿是对初始交易定价的事后修正，从民商事实质层面，转让方最终实际取得的净收益 = 初始对价 - 现金补偿，仅以过户时点对价计税违背交易真实收益逻辑。

2、契合税法实质课税、税收公平基本原则

个人所得税针对纳税人最终净所得征税，若对赌失败大额补偿后仍按全额初始对价计税，会造成纳税人实际税负大幅抬升，违背量能课税、税收中性原则，(2024)沪03行终133号判决书中法院亦提及该制度缺陷。

3、国内部分地区存在自然人股东退税实操案例（仅地方个案裁量，无全国统一政策）

广州税务局2020年第91号税务文书送达公告：认可对赌补偿可冲减股权转让应税所得，重新核算税款；东莞税务局处理银禧科技原股东对赌退税业务，累计办理个税退税超1.1亿元。小磊友情提示：上述案例仅为广东地区主管税务机关个案裁量口径，未出台全省统一成文政策，不具备全国普适效力，别的地方的朋友只能“望粤兴叹”了。

（三）当前实操分歧总结

1、司法裁判层面：全国法院主流采纳“两次交易法”，以法定纳税时点、无退税法律依据为由驳回退税请求；

2、税务征管层面：绝大多数省市执行不予退税口径，仅广东部分地市基于征管裁量权，允许对赌补偿冲减转让收入、办理退税；

3、分歧根源：国家税务总局尚未出台针对自然人股权转让现金对赌补偿的专项个税政策，个税、企业所得税对赌处理规则割裂，各地税务机关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交易存在不可预判的税收不确定性。

小磊友情提示：在正向对赌中（即初始支付较低基础对价，业绩达标后再追加支付“或有对价”），追加支付的补偿款在税法上被明确认定为股权转让收入的一部分，需要补缴个人所得税。其核心依据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第九条的规定：“纳税人按照合同约定，在满足约定条件后取得的后续收入，应当作为股权转让收入。” 也就是说，这笔追加的“或有对价”一旦条件成就、实际支付，就构成了股权转让所得的一部分，转让方需要在收到款项时申报纳税。

四、对赌涉税风险应对与实务操作建议

结合前述政策、判例、地方口径差异，小磊从交易架构设计、合同条款、事前沟通、维权路径四个维度给大家几条落地策略：

1. 交易前充分评估退税失败风险，纳入商业定价测算

当前司法与主流征管均不支持退税，签订对赌协议前，需将“补偿后无法调减个税”作为核心风险测算，合理调整交易对价、业绩承诺额度，避免后续出现收益大幅缩水但税负无法降低的尴尬局面。

2. 优化交易结构：采用正向对赌，后置税负，从根源规避退税难题

改变“高初始对价+反向现金补偿”模式，设计低基础初始对价，业绩达标后再支付追加或有对价。仅在业绩完成、收到追加款项时产生新增个税，不存在对赌失败需要申请退税的情形。小磊管这叫“把烦恼留给未来的自己”——业绩达标了，交税也交得开心不是？

3. 交易落地前与主管税务机关提前沟通，确认当地征管口径

若交易标的位于广东等存在退税实操先例的区域，可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主动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交易方案、对赌条款，沟通业绩补偿的个税处理方式，争取有利于转让方的征管口径；其他地区需提前预判不予退税的结果，别等到钱花出去了才想起来问税。

4. 精细化设计股权转让合同条款，留存实质调整的书面依据

在主股权转让协议中单独增设条款，明确约定本次交易总对价为动态估值价格，后续业绩补偿属于对整体交易对价的追溯调减，清晰界定补偿款性质，完整留存审计报告、补偿支付流水、业绩承诺协议全套资料。即便税务机关当期不予退税，完整书面材料也可为后续行政复议、诉讼提供事实支撑——白纸黑字，总比空口无凭强。

5. 不予退税情形下依法走完整维权救济路径

若税务机关出具正式不予退税文书，纳税人可在法定时限内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的，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司法途径主张实质课税权益，完整留存全部交易、缴税、补偿凭证作为证据。虽然这条路不好走，但该争取的权益，小磊建议您别轻易放弃。

通过本文的分析，小磊带大家了解到，在对赌协议的税务处理中，“两次交易法”是当前司法裁判与税务机关的主流立场，但“一次交易法”在交易实质与税收公平层面亦具有相当的理论合理性。各地操作口径的不一致，反映出对赌协议税务处理规则亟需国家层面的统一规范。交易各方应正视这一税收不确定性风险，通过优化交易结构、提前与税务机关沟通等方式做好税务合规管理。

今天是2026年7月1日，建党节，小磊在这里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也祝各位读者下半年红红火火、顺顺利利。借此机会，小磊想说两句心里话：法财税服务不是冷冰冰的法条堆砌，而是在复杂的规则中帮您找到最优解。无论市场如何变幻，小磊都会一如既往，用专业和温度陪伴在您身边。

                             文：小磊

                                                                       2026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