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年来的趋势来看，全球经济当前已进入低增长、低通胀的阶段，全球央行的货币再宽松，零利率、以及负利率成为国际货币环境的新态势，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世界经济正在向所谓的“日本化”（JAPANIFICATION）低头。如果从欧洲和日本的情况来看，似乎的确如此，两个地区已经长期保持低利率和低增长。并且随着美国的通胀率持续保持低位、减税刺激效果逐渐减弱以及美联储（FED）今年的三次降息，美国看起来也开始有点像要步日本后尘。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走低，也让很多人认为是受到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和资本过剩的影响。
“日本化”的政策特征是规模庞大但无效的货币刺激推低债券收益率，同时债务负担迅速膨胀。摩根士丹利的分析认为，“日本化”蔓延的首要征兆是负收益率债券规模上升，今夏这种上升已经加速。有数据显示，全球资产已有40%暴露在负利率环境中，其中全球实际收益率为零以下的债券占到发行总数的1/3，规模达20万亿美元。全球债务的问题实际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一发不可收，国际金融协会（IIF）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球债务规模增长7.5万亿美元至250万亿美元，中、美两国占新增债务的6成。在长期低利率的环境下，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债务规模将突破255万亿美元，继续创下新高。这些情况都表明，其实全球经济正在逐步滑向“日本化”的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负债的经济“黑洞”。
日本化的宽松政策是否有效呢？实际上日本从2001年开始，在长期保持低利率的基础上，开始放松货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度日本经济恢复增长起到了作用，但世界上所有国家很快都或多或少地实施了同样的政策，而且现在仍在维持低利率。只不过日本央行为提升通胀付出的巨大努力的过程表明，央行似乎不能总是通过政策来确立通胀率。这一点也正不断困扰着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制定者。
从日本经济的“失去的二十年”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历史及其演变来看，量化宽松在防止金融系统崩溃方面它确实奏效，这一点千真万确，但实际上，这是前一种影响的终结。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结束后，第二轮和第三轮QE的实施，这样持续的货币宽松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影响非常有限。另外，货币宽松带来的货币贬值通常可能也起作用，但所有国家不能一起贬值。那么，如之前曾提到的，全球货币的“再宽松”只能导致流动性的泛滥和各个国家的“货币冷战”。这样，各个国家都会向零利率靠拢。在长期的低利率下，低效的公司会生存下来，那么潜在增长率就会下降。因此，自然利率也会下滑，那么央行就不得不跟随自然利率的脚步，现在发挥作用的就是这种机制。这也是全球经济“日本化”的因素。
虽然很多国家的央行都意识到，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越来越无法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然而，经济持续下行让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难以摆脱这种政策的惯性依赖。美联储在2009年金融危机结束，退出QE之后，曾试图采取“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但在资本市场和美国政府的压力之下，不得不采取“特朗普化”的货币政策，以防止由于之前货币宽松导致的资本市场泡沫破裂。而日本央行近年来也力图通过直接干预长期债券市场，进而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以刺激经济发展。在2016年之后，日本央行就力图通过买入长期国债、卖出短期国债，压低整个收益率曲线，实现对长期利率、远期利率的控制。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曾公开表示，央行只有实现对长期国债收益率的控制，才能对真实利率产生实际影响，才能对企业和居民产生正面作用，真正带动日本经济走出通缩。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日本央行在和市场的利率“争夺”中无法取胜，难以达到2%的通胀目标。可见在保持宽松的模式下，依靠结构性的货币调整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也难以奏效。“日本化”政策的退出谈何容易！
“日本化”的现象表明，无论采用哪种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最终都受到潜在增长率的限制。因此，提高生产率的措施极为重要。有日本学者对“日本化”政策的总结认为：日本错误地将通货紧缩视为最重要的挑战，并且在解决提高生产率的问题上进展缓慢。在此过程中，始终追求货币宽松，造成过度依赖货币宽松政策。但要想有序摆脱这种状况并不容易。首先，在关注增量收益和成本的前提下，货币宽松的决定就比较合理，但精确计算累积收益和成本后，过度依赖货币宽松的理由就不成立。第二，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更为有效，反映出美元的主导地位。基于此，即使从长期来看，在全球范围内这是一个“零和博弈”，但美国仍将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三，随着民粹主义的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的兴起，解决诸如结构改革之类的根本问题非常困难。
对中国而言，在全球流动性过剩和持续放水的情况下，中国也会面临低利率和零利率的货币环境。而中国央行保持稳健货币政策也面临巨大的内外部压力。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业在信用分层和货币传导机制不畅的情况下仍然缺少金融支持，有“宽松”和“解渴”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在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情况下，容易导致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实体企业对外竞争力减弱的压力。瑞银的胡一帆也提出要重新认识杠杆作用。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也仍有空间，需要考虑长期利益和短期波动的平衡。当然，如前文所提到的，单靠货币政策肯定是不行的，需要其他宏观政策协同发力，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好经济长期增长动力和效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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