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营企业可能从经济改革中获益最多
数据来源:U.S. Global Investors
第四,过去40多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外资的大量直接进入密不可分;20世纪下半期以来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网络时代的来临而发生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又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经济起飞的80年代,在具有巨大优质劳动力人口的大国,在中国各级和各地政府“亲发展”和竭尽全力招商引资的政策的吸引下,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港台、新加坡和其他海外华人资本和企业大量涌入,为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第一级的助推火箭。在外资进入所带来的现代制造业技术、现代企业组织和企业制度的示范效应影响下,一大批民营企业也迅速崛起,共同推动了中国外向型出口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国2001年加入WTO这一标志性事件,又成了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起飞的二级助推火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10多年中,中国的外贸净出口占GDP的份额平均为3.3%,后来有所下降,近几年2011年之后甚至贡献率为负,但这绝非意味着,加入WTO后的出口高速增长对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并不大或不重要了。相反,中国外向型经济形成和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是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大和最主要的贡献因素,其贡献度可能比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贡献还要大。
根据上述判断,这几年我一直认为,在21世纪初,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为中国经济的迅速起飞提供了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际遇。中国迅速加入了全球制造业分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结果不但中国的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直接通过出口总量的迅速扩大贡献了中国过去20多年经济的起飞,而且通过进口和FDI投资,拉动和带动了中国与外贸出口有关的民营乃至国有企业巨量投资,以及各级和各地政府遍地铺开的开发区、产业园、科技园、保税区建设投资,以及港口、机场、造船、物流、高速公路以及通讯网络、英特网建设等与外贸出口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最终在整体上极大地贡献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这里没有时间做分行业的估算和统计,但是,直观判断可以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外贸出口快速增加本身以及有与外贸出口有关和直接拉动的产业投资、科技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要比国内仅与民生有关的净投资和政府公共设施(包括建政府大楼和大学校园和科研机构、商业大楼建设所引致的投资)对中国过去20多年GDP快速增长的贡献度还要大。一句话,没有过去外贸出口的20年的快速增加,就没有过去20多年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20多年的快速经济起飞。”
第五,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也与计划经济40年中国经济的低发展水平和不发达密不可分。上一讲我们已经指出。经过28年的计划经济实验,到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3,678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也只有347元。从如此低的经济发展起点出发,才有高速的40年的增长。换句话说,到1978年,中国经济的落后,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后发优势。一旦在改革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加上一个自上而下的具有强烈赶超愿望的政府的促动和推动,外资进入、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才有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也正是因为中国经济是从一个到1978年才只有人均GDP347元人民币的低位开始,即使有40年超过9.4%的年均GDP增速,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有9732美元左右,与西方国家和东亚四小龙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差距。对此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 2009-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图,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第六,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与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和工匠精神密不可分。2006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笔者曾讨论了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写出了我的“哈佛书简之四: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通过综合讨论经济学家的关于中国经济近30年的快速增长的“要素贡献说”、以及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高登·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说,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 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
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即工匠精神,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挡’,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张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韦森,2008,第229-230页)。
在那篇“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发表十几年后,笔者目前仍然相信,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深深地有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和工匠精神在其中。即一旦中国人通过改革开放解除了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是一个自然和必然结果。另外,根据林毅夫教授的研究,在二次战后,在全球13个GDP年增速连续25年超过7%国家和地区中,就有4个是华人国家和社会,还有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我的这一判断。这一判断目前显然无法精确地用计量方法进行验证,也很难进行因果的理论解释,但二次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却无疑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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