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口骗税防治困境及对策分析

 WORK SUMMARY  REPORT

强化部门间协作：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协作，形成打击合力。例如，通过联合召开会议和制发通知，共同打击骗取留抵退税和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犯罪行为 。

建立预警监控系统：例如浙江省国税局的出口退税预警监控系统，能够自动预警可疑的出口退税行为。该系统通过电子化监测，帮助发现骗税分子 。

精准查处和分类处理：税务部门利用税收大数据进行风险筛查，对涉嫌虚开骗税的企业进行立案检查。同时，对不同原因造成的违规企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对违法行为依法严处 。

 持续曝光和强力震慑：通过曝光骗取留抵退税案件和骗取出口退税案件，释放强烈的警示和震慑信号，形成对不法分子的压力 。

挽回税款损失：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通过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行为，已挽回税款损失约346亿元人民币 5 。

 创新打击方法：随着骗税手段的变化，税务稽查人员不断创新打击方法，如通过调取购货、出口等单证进行核查分析，发现骗税证据 。

数据收集与整合：收集来自税务、海关、银行、企业等多个来源的数据，并进行整合，以便进行全面分析。

 建立风险模型：利用历史数据和已知的骗税案例，建立风险预测模型。这些模型可以帮助识别哪些交易或企业有较高的骗税风险。

 实时监控与预警：通过实时数据监控，结合风险模型，可以及时发现异常的出口交易行为，并发出预警。

数据挖掘与分析：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挖掘潜在的关联和模式，比如异常的资金流动、不寻常的交易伙伴等。

  跨部门信息共享：税务、海关、银行等部门之间共享数据和信息，增强协同监管能力。

智能化决策支持：利用大数据分析的结果，为税务审计和调查提供决策支持，提高查处骗税行为的效率和准确性。

公众参与与透明度：提高公众对骗税行为识别和报告的意识，同时增加税收管理的透明度，以促进社会监督。

      监管部门对于信息掌握的片面性是出口骗税团伙屡屡得逞的重要原因。我国自1993 年起国家税务总局等十余个部门开启了信息化建设工程，但由于缺乏对未来发展的预判力，我国的信息化建设以部门为单元，形成了各自为阵的信息建设模式。基于实践需要，在国务院的协调下自2001 年8 月1 日起面向全国推广中国电子口岸执法系统，标志着部门信息系统的整合工作正式启动。但受制于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性框架、信息技术水平及部门利益博弈的影响，信息共享水平仍然有限。正是受到部门信息整合水平的制约，当前税务、海关和外汇管理局等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处于相对独立性状态，税务系统内的金税工程、出口退税审核系统、出口退税预警评估系统、出口货物税收函调系统及各个省份间的征退税系统也分属不同的独立数据平台，这样的信息共享状况极大影响出口骗税信息监控的全面性。

         根据《全国税务机关出口退（免）税管理工作规范（2.0 版）》的规定，退税机关在信息监管中发现骗税疑点后，经过案头分析、书面询证和税务约谈等方法不能排除疑点的，向供货企业所在地的征税机关发函调查，核实是否存在骗税违法行为。征税机关经过案头分析与实地核查发现骗税违法行为的，将案件移交给税务稽查部门。税务稽查部门通过调查，认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与《公安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严厉打击涉税犯罪的通知》，将案件连同相关证据一并移送同级公安机关进一步处理。

     依照上述查处规定，税务机关需要在查找到违法犯罪证据后才向公安机关移交案件，但税务机关无力应对出口骗税的前期调查。骗税企业为应付税务机关检查一般准备了内外两套账本，税务机关对于骗税的调查取证能力十分有限⑨，不易核实到真实情况。骗税团伙通过注销“空壳企业”和走逃失联等手段逃避税务机关稽查，往往使得出口骗税线索中断⑩。出口退税环节多、链条长，跨地区的阻隔使得税务机关对于异地征税情况的核实尤为困难。在实践中为了防止税务机关推卸调查取证责任，向公安机关移交案件之前往往要求税务机关充分调查取证，达到刑事案件追诉标准，并随案移送各类案件材料[7]，这无疑会加大骗税案件的移送难度。与此同时，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税务稽查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前的负责人审核时间为3 天，移送时间为1 天，而在公安机关接受案件后决定是否立案的时间为3 天，案件移交周期将可能错过最佳的办案时机。

      由于正常的查处模式难以有效杜绝出口骗税的发生，自2018 年起税务总局、公安部、海关总署和人民银行等部门多次联合开展专项打击行动。部门联动的专项行动针对出口骗税具有明显效果，但这一查处模式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开展的，且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带有显著的临时性特征，难以形成常态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