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广东之间,
一条走了几十年的路,正在悄悄改变方向。
早些年,这条路更多是从新加坡通往广东。新加坡企业进入珠三角,寻找制造能力、供应链和中国市场;中新之间的资本、经验和国际资源,也沿着广东这个改革开放前沿不断进入中国。
如今,路依然在,只是来往的人更多了,目的地也更远了。
越来越多广东企业开始经由新加坡寻找东南亚市场;新加坡企业则与广东伙伴一起,把金融、技术和专业服务延伸到第三方市场。
图源:联合早报
这也是8月25日举行的 第16次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会议 里,最值得注意的变化。
表面上看,这仍是一场熟悉的年度合作会议:双方签下22项合作项目,涉及创新、医疗、金融和人才等领域。2026年上半年,新加坡与广东双边贸易额达到150.9亿美元;截至2025年,广东已经连续37年成为新加坡在中国最大的省级贸易伙伴。
但如果把目光从这些数字稍微移开,会发现双方正在讨论的,已经不只是“还能在哪些领域合作”。
一个新的问题越来越清楚:
广东和新加坡,可以一起去哪里?
王乙康(新加坡卫生部长)在这次会议上的一段回顾,很能说明这种变化——
他谈到,改革开放早期,新加坡企业就是较早进入珠三角的一批外资企业。那时吸引企业来到这里的,是劳动力、供应链,以及一个刚刚打开大门的巨大市场。这也是早期新粤合作最典型的逻辑。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区之一,新加坡则带来资本、管理经验和国际网络。
后来,这种关系逐渐被制度化。
2009年,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成立;此后,中新广州知识城、中新(深圳)智慧城市合作等平台陆续出现。新粤合作也从早期的投资和制造,逐渐进入科技、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更复杂的领域。
但几十年过去,广东自己也已经变了。
它不再只是全球供应链中的“生产地”。今天的广东,有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也有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不断成熟的新产业。
王乙康在此次讲话中形容,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市场、生产基地和创新中心;而珠三角的供应链效率和成熟度,依然拥有很强的竞争力。
当一个地方从“承接产业”逐渐变成“输出产业”,合作的问题自然也会改变。
以前更多是在问:
新加坡企业怎样进入广东?
现在又多了一问:
广东成长起来的企业、技术和产业能力,怎样走向更大的市场?
而新加坡,恰好出现在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里。
这次会议上,王乙康给双方的定位很直接:
广东是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市场的门户,新加坡是东南亚的门户。
他进一步提出,东盟正在成长中的市场和区域位置,为中国产品与服务走向世界提供了空间;新加坡今天可以成为中国产品和服务全球化过程中的“催化剂、门户和推动者”。
图源:联合早报
广东省省长孟凡利则从另一侧说出了几乎相同的方向。
他提出,广东将支持优质企业和产品到新加坡拓展业务,并与新加坡企业形成“协同出海”的合力,通过新加坡辐射东南亚和全球市场。
这两个表述放在一起,新粤合作正在发生什么,就很容易看清了。
过去更常见的是一条单向延伸的路径:
新加坡—广东—中国
现在,这条线上开始出现第三个方向:
广东—新加坡—东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投资和贸易模式消失了。新加坡企业仍在进入广东,广东企业也在进入新加坡。变化在于,双方已经不再只把彼此视作“目的地”,而开始把彼此视作进入下一站的伙伴。
这也是“共同出海”比“广东企业借新加坡出海”更值得注意的地方。它不是简单地说:中国企业到新加坡开家公司,再去做东南亚市场。
更深一层的变化是——广东的产业能力,正在与新加坡的国际化能力发生组合。
广东拥有制造、供应链、工程和技术。新加坡更擅长的是另一套能力:金融、跨境资金管理、国际规则、专业服务、区域企业网络,以及连接东南亚市场的商业基础设施。
过去双方的互补,可以粗略理解为“资本+制造”。
今天,则越来越像是:产业能力+国际化能力
这一点,并不只是停留在双方代表的表态里。部分合作项目已经很具体地显示出,一条“大湾区—新加坡—东盟”的企业路径正在怎样形成。
比如,华侨银行与中国燃气工业(深圳)的合作。
双方谈的当然有项目融资、人民币结算、外汇风险管理、供应链融资和绿色金融。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金融产品本身,而是它们最终服务于什么:支持中国燃气在东盟拓展清洁能源业务。
也就是说,一家广东企业的海外项目,通过新加坡的金融体系获得资金、结算和风险管理支持,再进入东南亚市场。这已经是一条非常完整的路径。
大华银行与中新广州知识城的合作也有类似意味。双方提出利用大华银行“One Bank for ASEAN”的区域网络,为企业提供跨境咨询、融资和资金管理支持,帮助企业走出本土市场。
如果说金融解决的是“怎么出去”,另一类合作开始回答“什么能够出去”。
新加坡科技公司NCS与深圳交通领域企业的合作,就不只是把某一套设备卖到海外,而是把数字孪生、人工智能、智慧交通、智慧机场和城市运营能力组合起来,面向亚太市场寻找新的应用场景。
换句话说,今天被带出广东的,已经不只是制造出来的产品。也可能是一套技术、一种城市解决方案,甚至是一种运营能力。
而新加坡自身,也开始成为这些能力走向国际市场之前的试验场。
深圳企业卓蚁科技的AI机器人已经应用于新加坡跨岛线相关工程。根据新加坡官方披露,这类机器人能够降低部分施工环节的人力需求。
陈圣辉(新加坡外交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在本届会议上谈到这一案例时,点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逻辑:
新加坡可以为广东企业提供城市应用和测试场景
而在新加坡获得实际应用经验之后,这些企业也更容易建立国际履历,再进入其他市场。
这和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已经不太一样。
对于一些科技企业而言,新加坡的意义可能不是销量有多大,而是:产品能不能在一个国际化市场里跑起来,能不能形成案例,能不能获得下一张进入其他国家的“名片”。
如果只看到这里,这仍然可以被理解为一篇普通的“中企借新加坡出海”故事。但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层次。
王乙康专门谈到了 标准与监管合作
尤其是在医疗和生物医药领域,他提出双方未来可以探索联合临床试验、联合科研,以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方面的进一步合作。
他还提到,新加坡卫生科学局与中国国家药监局今年5月续签合作备忘录,并把合作扩大到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产品等新领域。
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因为企业真正走向国际市场,最难的往往不是“找到一个海外客户”。
尤其在医疗、科技和高端制造领域,产品能不能走出去,背后还有一整套更复杂的问题:
能不能融资?
知识产权怎么保护?
临床结果能不能被认可?
监管审批能不能衔接?
标准是否一致?
当地有没有人才和合作伙伴?
所以,本届会议上LionTCR与广州医药集团围绕下一代细胞治疗展开合作,BioSyngen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讨论跨境治疗、联合临床研究和研发转化,这些项目的意义也不只在“中新又多了一项医疗合作”。
它们背后共同指向的是一件事:
产业走出去之后,规则、资本、人才和专业体系也必须跟着一起走。
这或许才是新粤合作正在进入的新阶段。
不只是把一批产品送进东南亚市场,而是尝试把产业、资金、技术、规则和国际市场连接成一条更完整的链条。
“37年”并不是新粤合作开始的时间。它指的是截至2025年,广东已经连续37年成为新加坡在中国最大的省级贸易伙伴。这个数字恰好能让我们看到,一段长期合作关系是怎样改变用途的。
早些年,新加坡企业沿着这条通道来到珠三角。那时,新粤合作连接的是正在开放的中国与外部世界。
后来,广东不断成长,产业链越来越成熟,自己的企业也开始向海外延伸。
于是,同一条通道开始有了另一种用途。
新加坡仍然连接广东,广东仍然连接中国。
但两者之间,又多了一条向外延伸的线:
东盟。
所以,第16次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不是“又签了22项合作”。
而是这些看似分散的金融、科技、医疗和人才项目,正在共同回答一个新的问题:当中国企业开始更深入地走向世界,新加坡与广东,可以一起做什么?
37年后,新粤合作的关键词,也正在从曾经的“进入中国”,进一步走向“连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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