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大环境急剧变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通胀压力加重和战争重塑的世界中，跨国公司必须重新评估以及重新配置其业务。在中国，这些MNC可能会产生一些最引人注目的重组。
重新配置的概念并不简单；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和复杂性可能意味着完全脱钩（decoupling)的概念过于简单化；跨国公司面临着更为困难的当务之急：在管理日益复杂的风险的同时，保持对中国市场优势的充分利用。
Decoupling(脱钩): 国家投资市场表现与其基础经济状况之间的脱节。
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我国已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国内生产总值现在占全球总量的 18%——与整个欧盟持平，仅次于美国（24%）。在人工智能、先进互联互通、空间技术等先进技术领域，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领先者。中国的气候转型将需要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投资，这可能代表着巨大的商机。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产品生产国之一，例如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电池组件。
国际日益紧张的外交关系有可能扰乱全球价值链，尤其是在关键领域。中国老龄化速度在全球新兴经济体中最快，劳动力供给面临下行压力。中国对不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的投资敞口也在推高风险。债务与 GDP(Debt to GDP) 之比为 274%，创历史新高。
“ GDP 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提供了有关经济规模和经济表现的信息。实际 GDP 的增长率通常被用作经济总体健康状况的指标。”
国内本土企业在许多行业与跨国公司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更加激烈，2017 年至 2021 年间，中国最大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增长速度是非中国财富 500 强公司的三倍；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正在重新思考其中国战略：留下还是离开？
答案取决于另外两个问题。首先，利害攸关的是什么？例如，在汽车、奢侈品和工业设备等某些行业，中国占全球市场的 25% 至 40%；这些行业的公司有能力错过中国市场吗？同样，依赖中国供应链或从那里的研发设施获得重要贡献的公司能否承担得起离开的代价？即使他们选择离开，他们将如何应对其他市场的中国竞争对手？第二，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开展业务？
在以下六个领域，他们将面临一系列选择，这些选择定义了他们在中国的当务之急：
*资本和所有权。跨国公司能否利用中国和全球资本并建立自筹资金的商业模式？他们是否应该更进一步剥离中国子公司( spin off China subsidiaries)？
* 供应链。跨国公司应该本地化什么，应该多元化什么？价值链每一步的合理集中度是多少，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
* 创新。有多少创新，包括工艺和产品，应该在中国发生，在其他地方发生多少？
* 品牌。 跨国公司能否在利用其全球品牌力量的同时打造吸引当地客户的品牌？
* 天赋。跨国公司应如何从中国日益熟练的人才库中雇用员工，同时仍能从全球人才流动中获益？
* 技术和数据。 跨国公司如何根据不断发展的中国法律本地化其数据和技术基础设施，同时遵守全球安全协议？
资料来源：Investopedia，Bloomberg，Mckin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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