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书中看到的一些文字，没有代码、没有算法，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去看：
在人工智能时代，就业既不是一种生存的基本权利，也不是成年人的基本义务，反而是一种“特权”，因为就业能够帮助个体建立生命的意义感，并增强其对生活与社会事务的主导权，但真实的就业岗位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稀缺。而绝大部分无法真实就业的人口，对于社会的贡献主要在于消费。许多人参与分配的主要技能在于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为原本平凡的事物赋予意义感等。多数人的所谓创新在于他们能创造性地消费他人的产品，也就是能玩出新花样来。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秩序，可能会出现更多冲突而非更加和谐。当大部分人的劳动不再被需要，而人性又不变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一种“按闹分配”的局面：谁能让统治者担忧恐惧、头痛不已，谁就能获得更多补助、福利和特权。这恐怕是未来各国社会内部博弈策略演进的大趋势。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可能需要比拼谁的制度更有弹性、韧性，谁能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快速迭代以适应技术带来的潜力和冲击。在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际，世界史上一个近乎永恒的制度辩论再次呈现在世人眼前：究竟是自下而上自由表达与竞争的制度逻辑更合理，还是自上而下有效管控的体制机制更合适？抑或在两者之间，如何允执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