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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德国总理默茨访华始末:徳中经济关系或迎历史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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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04

2026.03

投资德国专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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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德国总理默茨访华始末：

徳中经济关系或迎历史性变化

当默茨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时，这不仅是一场常规意义上的外交访问，而是一场认知校准。来华之前，他讲的是“去风险”、“欧洲框架”和“公平竞争”；离开中国之后，他谈的是“中国制造的压力”、“德国必须更加努力”、“欢迎中国投资创造就业”。这种语气变化，并非修辞调整，而是现实倒逼下的战略转弯。过去二十年，德国在对华经贸关系中始终处于舒适区——高端设备、豪华汽车、精密化工源源不断输出，中国提供市场与规模红利。德国站在产业链利润的高处，几乎可以“躺着挣钱”。但今天，贸易结构开始逆转，新兴产业领域此消彼长，德国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认，中国不再只是市场，而是体系级竞争者。默茨访华的真正意义，不在几份协议，不在几句表态，而在于一个信号：德中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从“顺风航行”进入“重塑航道”的阶段。规则开始改写，位置开始变化。

图片来源于网络

DCBC德中商务集团为众多中企在德国投资保驾护航，基于多年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将持续发布投资德国专题分享，为对德国及欧洲市场感兴趣的投资者提供参考。

一、态度转折：从“去风险表态”到“欢迎中国投资”

默茨此次访华前后的态度反差，堪称一次明显的“话语转向”。在来华之前，默茨的公开立场几乎完全嵌入欧盟当前主流叙事框架之中。竞选阶段，他频繁强调“降低对华依赖”、“强化欧洲战略自主”和“价值观外交”，在人权、市场公平与制度竞争等议题上语气相对强硬，强调德国不能在关键产业上“过度绑定”中国。这种表态既回应了欧盟“去风险化”的政治氛围，也向国内保守派选民传递了“立场清晰、原则优先”的信号。从话语风格上看，那是一种带有明显防范意味的战略姿态——谨慎、设限、强调距离。

然而，在正式启程前夕，语气已开始出现微妙变化。默茨公开承认中国对德国经济具有“深远影响”，并强调在全球性挑战背景下必须保持沟通与合作。这一表述相较此前的强硬言辞明显收敛，从“风险与依赖”转向“现实与影响”。可以说，访华行程本身已是一种姿态修正——从理念性宣示，转向务实层面的再评估。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行程准备与安排。默茨率约30位德国企业高管同行（部分随行人士见附表1），涵盖人工智能、机械制造、绿色能源、生物医药与化工等关键行业。这种“政企绑定式”出访，本身就显示出优先级的调整：经贸合作成为核心主轴，而非价值议题主导。与此前强调“战略警惕”相比，此行更像一次为德国经济寻找确定性的行动。

在中国期间，默茨的公开表达进一步趋于务实与低调。他与中方领导人会晤时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与产业链稳定，并在媒体前透露中国将采购120架空客飞机，为德国制造业释放积极信号。这种主动传递合作成果的姿态，与此前高调谈论“自主与防范”的语境形成鲜明对比。

尤其引发舆论关注的是他在杭州参访科技企业时的表现。观看人形机器人演示时现场鼓掌的画面被广泛传播。这一细节虽小，却极具象征意义——它不是围绕制度差异的讨论，而是对技术能力与市场机会的直观回应。那一刻，他更像一位为德国企业寻找机会的经济代言人，而非强调价值分歧的政治批评者。

真正的转折体现在回国后的表态。返德之后，默茨在公开场合对中国投资表达欢迎态度，强调德国需要保持开放市场环境，并指出在绿色转型、数字化与高端制造领域仍有广阔合作空间。语气明显更加克制与现实，不再频繁提及“依赖风险”或制度分歧，而更多聚焦就业、增长与竞争力。这种变化，既是对访问成果的政治背书，也是一种对国内经济压力的回应。

对比前后，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节奏变化：来华前——强调原则、强调风险、强调战略距离；访华中——突出经贸、突出产业、突出合作成果；回国后——强调开放、强调投资、强调现实利益。

在美国关税政策升级、欧盟内部“去风险化”讨论升温的背景下，默茨显然需要在政治表态与经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但与此前偏向理念表达不同，访华之后的他更接近一种“现实主义调门”——保持风险表述的框架，但降低冲突性语气，转而强调合作的必要性与德国经济的实际需求。这种态度转变并非简单的立场逆转，而更像是一次从竞选语境回归执政逻辑的过程：当面对真实的产业链、订单与投资数据时，政治语言开始向经济现实让步。反差之所以明显，正因为来华之前的默茨代表的是欧洲叙事中的“鹰派谨慎”，而回国之后的默茨，则更像一位为德国增长寻找空间的务实总理。

附表1 部分随默茨访华人士一览

二、贸易结构的逆转

如果说态度变化是表层信号，那么贸易结构的变化则是关系底层逻辑的最直接呈现。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25年中德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达约2518亿欧元，较上一年继续增长，使中国再次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同期，美国对德国的贸易总额则为约2405亿欧元，同比下降5.0%，反映出中美、德美贸易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在这2518亿欧元的总体规模中，德国自中国进口额高达1706亿欧元，同比增长约8.8%，居德国进口来源国首位；而德国对中国出口仅813亿欧元，同比下降约9.7%，导致对华贸易逆差大幅扩大。以此计算，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约为893亿欧元，呈现出明显的“高进口、低出口”态势，这不仅是数值上的扩张，更是结构性贸易格局的转向。

更值得关注的是进口与出口的具体构成。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类别中，数据处理设备、电气和光学产品以及机械设备占据重要比重，其中电气设备和光学产品的增长尤其显著。这一趋势表明，中国已从传统的低端制造出口国，向全球工业供应链核心节点迈进，供应的产品类型与德国制造的传统优势领域存在大量重叠。根据统计，中国对德国的电气和电子产品出口大幅增长，同时这种类别在中国出口结构中占比持续扩大。

反观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则经历了持续下滑的压力。据路透社最新报道，德国汽车及零部件对华出口在2025年大幅下降约三分之一，从2022年的近300亿欧元降至约140亿欧元左右，显示德国曾经核心的出口行业在中国市场份额被明显挤压。这一变化具有象征意义：德国传统依赖的汽车产业正在中国市场遭遇本土品牌、价格竞争和技术追赶的“三重压力”。

因此，这一贸易格局的背后不只是逆差扩大本身，更是产业价值链和竞争优势发生根本性变迁的体现。过去几十年，中德贸易关系内在逻辑较为简单清晰：德国向中国市场输出其优势的高端制造业产品——如汽车、化工、机械、工业设备；中国则利用规模化制造能力满足德国市场对电子产品、日用品及部分机械部件的需求。这种模式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对稳定，使德国长期占据贸易利润结构的上游部分。但如今这一模式正在改变。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电池与动力系统、工业自动化、机器人等战略产业领域快速崛起并形成规模效应，这不仅降低了对德国进口的需求，也构成对德国传统出口领域的直接竞争。据多家国际媒体分析，中国在电动车、储能电池及智能制造领域的企业已经具备与德国同行竞争的产品能力及价格优势。

德国对华出口下降并非由于需求萎缩，而是中国企业在部分行业实现了自我供应甚至出口替代，这意味着德国工业曾经的市场优势不再牢不可破。德国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萎缩，是全球制造业重心东移、大规模迭代与本地化生产模式成熟的综合结果。一种更具战略意义的解读是：德国卖车的时代还未结束，但中国造车和本地供应链体系的时代已经开始主导增量市场。

三、真正的差距：不在努力，而在系统

默茨回国后曾提及：“Mit vier Tage Woche und Work Life Balance werden wir den Wohlstand unseres Landes nicht erhalten können.”--每周工作四天没法维持德国繁荣”，德国需要更加努力工作，这一表述在国内外引发讨论。

围绕是否实行每周4天工作制的讨论，在德国国内已持续多年。支持者认为缩短劳动时间可能提高员工积极性，缓解技能短缺压力，但批评者指出，生产率并不是工作时间减少就能提升的，必须依赖技术创新和流程优化。德国劳动力市场专家指出：生产率的下降并非因为德国人偷懒，而是目前能源成本高企、制造业订单疲软以及产业自主创新不足导致的产出减少。从这一点看，默茨提出“更努力”并非仅仅指劳动时间，而是对德国经济现实的反映：德国工业正在经历结构性的下行压力，而传统的生产效率优势已经不足以应对新时代的竞争。

德国“工业4.0”战略早在2013年就被提出，旨在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提升制造业竞争力。这一战略强调通过物联网、智能制造等技术集成传统工业体系，在全球创新链中占据更高价值位置。然而，近几年德国制造业的表现并不理想。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23年和2024年德国GDP连续出现负增长，直到2025年勉强回正，这背后是制造业产出下滑、汽车行业疲软与外部需求减弱形成的综合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在多个关键领域快速发展。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已经超过德国，表明中国制造业自动化程度在快速追赶甚至超越德国。这一变化本质上意味着，曾经被视为德国优势的精密制造和自动化领域，如今正在遭遇来自中国企业的强劲竞争。

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并非来自单点效率，而是产业生态系统的密度和并行协同能力。在像深圳这样的产业聚集区，PCB厂、模具制造、元器件供应商以及软件开发团队密集分布，形成了一个能够快速产出产品并迅速迭代的“产业神经系统”。这种密集型生态网络能够显著缩短产品从设计到规模生产的周期，是中国制造能够在新能源、电动车、智能机器人等行业快速追赶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德国工业体系注重标准化、流程严谨与质量控制，这种优势在高端制造领域仍然显著。但同样的制度也意味着决策链条更长、风险容忍度更低、迭代速度更慢。当德国企业仍在进行可行性审批、流程验证甚至供应链议价时，中国企业在市场和生态链中往往已完成数轮产品迭代。这不是一个“勤奋程度”的问题，而是一个体系级结构差异。

四、德中经济关系重塑：从互补到竞合

在默茨访华期间，德国与中国正式签署了新一轮中德联合声明，为双边关系的发展设定了新的基调与框架。在此背景下，此次中德联合声明的一个最大亮点，是双方在官方文件中首次将分歧公开列出并讨论：包括贸易失衡、出口管制、经济依赖等敏感议题。这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所谓的“去模糊化时代”，既不再将分歧隐藏在礼节性外交语言之下，也不将合作局限于笼统的政治性表述，而是通过正式文本把现实问题摆在桌面上予以论述和沟通。

在过去的中德关系叙事中，两国更多强调“特殊伙伴关系”、“互为重要市场”和“经济引擎”等宏观性表述，分歧常被放在内部协调框架内处理，不会在公开文稿中逐点列出。这种“默契消歧”式的处理方式在过去确实减少了外部舆论对双边摩擦的放大效应，但也导致了关系的某种“含糊性”。而这次联合声明中直接引用分歧主题，体现出两国决策层有意识地将双边关系建设从模糊性走向透明而具象的沟通。

例如，中德双方正式确认了贸易失衡问题需要正视并逐步以务实合作措施改善；对出口管制和技术准入等非关税壁垒也在声明中作为议题被提及；此外，双方共同强调要加强供应链稳定性，减少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

更重要的变化体现在投资逻辑的根本重构上。在过去十多年，中方企业对德国的直接投资往往伴随技术获取、品牌并购、渠道整合等诉求。大量案例显示，中国资本在德国的布局基本围绕“买下先进资产、获取技术控制权”。这种策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急需技术积累与全球品牌影响力提升的阶段内具有明显逻辑。但随着中国本身科技实力和产业体系的成熟，这种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德国在这次访问中明确释放了一个强信号：欢迎中国企业在德国本地投资建厂，参与就业创造和产业链本地化建设。这一点从默茨总理会谈中多次强调“德方希望中国投资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欢迎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德国和欧洲产业生态”等表述中可以看出。这并非简单的招商引资口号，而是德国面对持续扩大对华贸易逆差、全球产业链重构压力下的一种战略调整。该信息在德国媒体与官方报道中均有转述，反映出德方对外投资和产业政策的最新意图。

为什么德方要明确强调“在欧生产”而不是“销售中国制造”？核心原因在于德国希望借助外资重塑自身工业结构和补充劳动力缺口，通过产业链本地化来缓解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这一点在欧洲议会以及德国内部财政与经济讨论中均出现过论调，即扩大制造业本地就业比单纯出口更能“稳增长”。

对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一种战略升级：投资德国不再是“买资产”或“技术并购”，而是参与欧洲工业体系的重建和未来价值链的合作构建。这值得注意，因为它要求企业具备更强的长期战略规划、跨文化运营能力与供应链整合能力，而不仅仅是短期的资本运作。

当然，这种新逻辑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德国本身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非常严格，其对非欧盟资本的敏感度在过去几年不断提高，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例如半导体、AI、航空航天等。欧盟层面的“外资审查条例（FDI Screening Framework）”对于来自中国、日本、美国等非欧盟投资者的重大投资项目设定了严格审查机制。此外，出口管制在德欧层面也正成为常态工具，尤其是在高端芯片、核心通讯设备等领域。此外，地缘政治因素依然是长期存在的外部变量。尽管德中双方希望通过经贸合作缓解摩擦，但在全球战略格局调整过程中，两国之间的合作空间仍受到第三方因素影响。

现实决定，中德关系在未来将呈现三大趋势：一是合作与竞争将长期并存，
双方在新能源、工业自动化、生命科学等领域有合作空间，而在技术标准、市场份额方面存在真实竞争；二是双向投资将成为核心变量，中国资本走向德国、德国资本继续参与中国市场，共同构建双向嵌入式产业链；三是战略自主空间扩大，德国试图在大国博弈中保持战略自主，中国则继续扩大开放与互联互通。

结语

如果说这次访问留下什么最重要的东西，那不是情绪，也不是口号，而是一种“去浪漫化”的现实共识。中德关系不再是过去那种默认互补的舒适结构。分歧被写进声明，逆差被公开讨论，竞争被正面承认。双方都清楚，未来不可能回到单向输出、单向依赖的旧模式。合作仍然必要，但竞合将成为常态。德国无法承受与中国经济脱钩，中国也不会为迎合他人放慢升级节奏。在新能源、数字化、工业智能化的赛道上，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对德国而言更加努力或许只是表层表达，更深层的问题，是如何重构自身产业体系；对中国而言，如何在开放中嵌入欧洲市场、在规则博弈中争取空间，同样考验智慧。新的德中经济关系，不再是彼此仰视，而是彼此校准。而这场重塑，注定影响未来十年的欧洲工业格局。

DCBC德中商务集团将继续密切关注投资德国政策动态，凭借丰富的在德投资经验和专业的服务团队，为中企提供出海的全流程支持，助力中资企业高效落地德国，稳健开拓欧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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