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季度的总值甚至超过了去年同期，而相比第二季度的增长表明，随着全球范围放宽封城等限制措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
本季度，大额交易卷土重来，100亿美元以上的收购案达到10宗，其中包括一宗逾40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美国公司和发起人参与了十宗交易的其中七宗， 美国买家在第三季度的交易活动增至将近第二季度的五倍，即从760亿美元增长到了3580亿美元。
并购活动最活跃的是电信、媒体和科技领域（前七个季度中已有六个季度如此），按案值计占交易活动总值的逾40%，而按交易数量计占总量的逾28%。日本连锁便利店运营商7-Eleven集团斥资210亿美元收购美国加油站和便利店连锁集团Speedway的交易将消费和零售领域推上了交易案值榜单第二的宝座，紧随其后的是工业领域及医疗保健领域。后者近几年表现一直强劲，但是2020全年却跌至了第六位，反映医疗保健领域缺乏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型并购交易。
特殊目的并购公司会长期存在吗？
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又有一宗特殊目的并购公司（SPAC）交易上了头条。2020年已经打破了一年内发起特殊目的并购公司数量的记录，并且特殊目的并购公司模式IPO所募集资金额在六月底前就已经超过之前的12个月高点。
转眼间，2020已经过了一半，尽管股权市场重新被点燃（仍有潜在波动性），特殊目的并购公司的交易仍然如火如荼。这一趋势是否会一直延续，可能取决于是否会有更多的公司创始人追随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的脚步，阿克曼的潘兴广场通廷控股(Pershing Square Tontine)于七月上市时共筹募40亿美元，是当时最大规模的特殊目的并购公司模式IPO项目。这一交易值得关注，因为阿克曼避开了过去特殊目的并购公司交易惯用的对发起人友好的股权和认股权证方案，使得阿克曼并购目标的所有人有更多经济上的理由考虑进行合并，即便股价仍在上涨。
Pamela Marcogliese是富而德硅谷办事处资本市场业务部的一名合伙人，曾就近期若干最大规模的特殊目的并购公司交易提供法律服务。他说：“寻求集资的董事会可以选择传统的IPO方式、直接上市或者选择进行与特殊目的并购公司合并。特殊目的并购公司交易曾在市场充满挑战时曾盛行一时。但是如果交易条款变为有利于目标公司时，特殊目的并购公司交易仍会是一个选择，尤其是考虑到相比传统IPO而言这种模式具有若干优势。”
Sarah Solum是富而德硅谷办事处的管理合伙人，和Pamela一样，在就股权资本市场交易提供法律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他补充道：“公司的选择越多，就会有更多的成功上市项目。董事会仍需权衡上市对他们来说是否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是，他们应该选择哪种方式进行上市，因为每种模式各有其优势。传统的IPO方式对于那些寻求承销商们的支持和与分析师一起进行深入研究学习机会的公司来说可能是最佳选择。直接上市对于自信有能力赢得投资者和分析师关注并且重视市场定价的企业来说更具吸引力。特殊目的并购公司模式的优势是快速入市且估值具有确定性。在当前有如此多特殊目的并购公司的情况下，董事会可以有多种方式开展交易。”
特殊目的并购公司是在若干公开市场（例如，在纽约和伦敦获允准，但在香港不获允准）为并购交易开展集资的公司实体，通常由拥有个人知名度的专业交易人士建立或与拥有往绩记录的投资者集团相关联。
特殊目的并购公司的上市系通过发行“单位”进行，其中包含一股普通股及在业务合并完成后购买一股特殊目的并购公司额外股份的一个完整（或零散）的认股权证。
尽管不同交易采用的条款会有不同，通常发起人会通过私募过程中购买认股权证的方式注入其自身资本，并通过以象征性费用购买“发起人股份”（约占IPO后普通股股份的20%）而从中获益。
有时，特殊目的并购公司交易会有来自私人投资公开股票（PIPE）投资者的额外资本注入。
在美国，特殊目的并购公司使公众得以相对安全地参与私募股权式交易，因为如果发起人在一定时间（通常为两年）内无法找到并购目标，他们就可以赎回资金。即使特殊目的并购公司确定了拟收购的资产，公众投资者仍可选择在交易交割时变现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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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正当特殊目的并购公司开始进入黄金时期时，就成为了激进分子的目标。
合并要求获得股东批准，因此激进分子（其中许多人曾对封闭式基金采取激进行动）开始以低于IPO所得款项价值的交易价格购买特殊目的并购公司股份并投票反对拟议的交易。这会迫使特殊目的并购公司进入清算程序，此时激进分子的股票将转化为一定比例的IPO现金份额（由信托账户持有，直至并购交易完成交割），并将因此获利。当前的SPAC结构正在进行调整以避免这一风险，方法包括：修订股东表决权，使其更难阻碍交易实施；将表决“反对”的权利与赎回股份获取现金的权利相分割；以及限制股东出售其超过一定比例的股份，以防止激进分子持有大量股份。
美国大选对交易的影响？
为争取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地位而不断较量（波及贸易和外国投资领域），这仍将是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内的重中之重。毫不意外，将当前总统任期与奥巴马的最后一届任期作对比，就会看到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在过去四年内大幅下降了63%。但是，这个数据不仅仅与中国在2013年至2016年间流入美国的资金数额（受中国政府公布的五年计划所推动）相关，同时也受到美国自那时起对投资所施加限制的影响。这一点，如果我们将过去四年的并购交易数据与奥巴马第一届任期内的数据进行比对，就会更加清晰明了，因为比对结果显示，特朗普任期内中国对美资产投资在2020年还剩整整一个季度的情况下就已经翻倍有余了。
抖音海外版（TikTok）的处境足以证明当前的中美关系充满敌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即便美国总统换人，这样的局势也没有很大的缓和机会。拜登被许多人认为是对华鹰派，并且共和和民主两党在国会始终有共识，担心中国对美战略资产投资会产生国家安全问题。
诚然，纵使特朗普失势，也会有其他国家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作为奥巴马的副总统，时任参议员的拜登参与制定了伊朗核制裁计划，这一计划被广泛认为是近年来建立国际共识最有效的体现之一。如果当选总统，可能他就会利用这一经验，集结美国的传统盟友，力挺美国打击中国的各项计划。中国近期也公布了“不可靠”外国实体清单，局势一旦升级，很可能对全球贸易产生寒蝉效应。
就其他美国事务而言，拜登当选总统将会对司法部反垄断局的领导层进行调整，这样一来对于交易审批的可预测性可能会提高。拜登也承诺修改《减税与就业法》，提高对企业和私募股权发起人的征税。
当然，十一月的大选结果也可能引发争议，这对交易产生的影响范围将远远超过美国本土。同时，由于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其经济规模超过大部分国家）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一段时间内我们仍将看到市场持续波动。
美国影响欧洲交易
这一事件在九月下旬发生了转变，勒德里昂告知议会，其信函是因应LVMH所提问题而发出的，尽管他确认沟通过程在当时情况下属正常且有根有据。LVMH的反诉称，除外长要求外，交易的重大不利变更条款中没有有关疫情的除外规定并且Tiffany没有能够按合同“照常行事”（主要是在疫情危机期间支付了可能情况下最高额的股息）。这一案件将在明年一月审理，但双方是否能在此之前达成一致协定尚属未知之数。
意大利政府于8月决定叫停意大利电信向KKR集团出售二级网络的交易，这一事件相对而言属国家内部事务，但同样令人震惊。交易双方称，他们从没见过任何政府部门在如此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于最后时刻干涉一项交易（意政府在双方正在签订协议的董事会会议上送达信函，要求暂停交易一个月），尽管交易现在得以继续，但中断产生了影响。意政府敦促意大利电信重新考虑与竞争对手宽带运营商Open Fiber进行合并的可能性，该运营商由国有公用事业公司Enel及国家贷款机构Cassa Depositi e Prestiti (CDP)共同运营。在九月初与KKR集团签署交易文件的同时，意大利电信宣布其已同意与CDP董事会展开磋商，以确保后者在意大利未来的宽带公司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他情况我们持续观察中
因应这一趋势，我们也在观察各交易方之间的估值差异是否会通过或有价值权(CVR)和盈利能力支付计划(earn-out)等递延价值工具得到弥合，以及在优质资产匮乏的情况下卖方是否将继续得以掌控交易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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