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外资管制办）发布了与网络相关的第1号一般许可，允许与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俄罗斯安全局）进行有限交易，而美国曾于2016年12月29日因该局从事大量网络攻击活动而将其定为受制裁人。
之后于2月3日，外资管制办宣布，将25名个人和实体添加到特定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制裁名单） 中，因为其涉及为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提供支持，或者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伊朗圣城旅）行事、代表伊朗圣城旅或以其他方式向其提供支持。
对于这些制裁新动态意味着什么众说纷纭。我们认为美国的制裁法律环境（迄今）并未真正改变。对俄罗斯和伊朗施加的制裁与2017年2月1日相比大体相同，而从那时起发生的变动符合一如既往的美国制裁政策目的。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似乎表示可能利用对伊朗和俄罗斯的制裁作为将来谈判的工具，这可能不仅影响中东各国，还可能影响欧盟和亚洲国家。尤其是欧盟和中国，可能越来越不愿意支持美国单方调整其制裁立场–对于在欧洲和中国营运的公司和银行，这可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2月初的几份公告还不能反映美国的新动态，但它们似乎暗示了特朗普政府可能如何看待和利用制裁。例如，这些公告表明：
对俄罗斯施加（或放松）制裁可能与俄罗斯在打击伊斯兰国（包括在叙利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疏远伊朗的意愿有关 – 相关立场可能令相互关系紧张；
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可能逐步放松，而在放松某些制裁的同时其他制裁仍然维持；
美国可能在全面联合行动计划（联合行动计划）之外另行继续对伊朗施压并施加制裁；以及
美国可能更加愿意对伊朗和俄罗斯采取单方面立场而不与欧盟和其他国家同步行动。欧盟似乎着手延展对俄罗斯的制裁，但特朗普政府可能考虑以某些形式放松美国制裁。关于伊朗，由于突然恢复美国制裁只会影响已重新与伊朗建立经济关系的非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美国政府可能利用潜在恢复制裁作为与欧盟和/或亚洲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谈判的筹码。
新颁涉及俄罗斯安全局的一般许可
（与俄罗斯相关）
2016年12月29日，前总统奥巴马颁发了一项行政命令，将美国网络制裁计划扩展至涵盖“损害民主进程或机构”的网络活动。在同一项行政命令中，他指定将九名俄罗斯实体和个人（包括俄罗斯安全局）作为受制裁人（即，将他们添加到制裁名单中）。相关制裁禁止美国人（例如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在美国注册成立或以美国为基地的业务，或位于美国的任何人或公司）进行涉及受制裁人的财产或财产权益（定义涵盖范围极广）的交易。关于新网络制裁的进一步详情，可点击阅读原文以查阅本所之前的简报。
对俄罗斯安全局施加的制裁十分广泛。例如，涵盖俄罗斯安全局负责的若干行政职能（包括授权进口及在俄罗斯分销某些加密产品以及其他工作）。新的网络制裁要求美国人（包括技术公司）在与俄罗斯安全局进行此类行政和监管方面的交往前，先获得外资管制办的许可。
这促使外资管制办发布了与网络相关的第1号一般许可，以允许与俄罗斯安全局进行某些交易。与网络相关的第1号一般许可授权美国人，可以请求、收取、使用、支付或处理俄罗斯安全局为在俄罗斯进口、分销或使用信息技术而发出或登记的许可、准许、证书或通告，只要 (i) 该等进口、分销或使用按照美国出口管制的规定进行或获得其他授权；及 (ii) 向俄罗斯安全局支付的费用不超过每年5,000美元。
新颁一般许可仅对向俄罗斯安全局施加的网络制裁作出调整。实际上，外资管制办在施加新制裁后，又就某些活动授予一般许可，以允许进行其发现不应受到制裁禁止的活动，这种作法并非罕见。
与网络相关的一般许可是否反映了对俄罗斯制裁政策的变化？
简要回答似乎是：否。奥巴马政府的网络制裁是基于一项单独的制裁计划颁发，而不同于因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形势而向俄罗斯施加的制裁。这些乌克兰/克里米亚制裁（包括行业制裁，即限制在某些行业营运的俄罗斯公司利用美国债务及资本市场）仍然维持，并未因与网络相关的第1号一般许可而改变。
实际上，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于2月2日星期四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发言中表示，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继续维持，因为奥巴马前总统实施制裁的原因仍然存在。她声明，“美国继续谴责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并呼吁立即终止该占领”，还说“制裁将继续维持，直至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权归还乌克兰”。
但是到星期日，特朗普总统和迈克·彭斯副总统似乎都软化了政府对俄罗斯的立场，包括建议：如果普京总统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予以合作，美国即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些言论发表之时，正有报道指乌克兰军队和亲俄罗斯分裂武装在阿夫迪夫卡（Avdiivka，一个在冲突线乌克兰一边的小镇）重新开战。
这些最近的言论显示，特朗普政府可能寻求利用减轻对俄罗斯制裁的可能性以促进其对外政策中对付伊斯兰国以及可能对付伊朗和叙利亚的计划。
对俄罗斯的制裁是美国政府一项强有力的潜在谈判工具，因为这些制裁是通过行政命令施加，这样特朗普总统即无需为迅速调整他对俄罗斯的立场而与美国国会角力（尽管国会可能考虑采取措施尝试这样做并限制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些措施实际上效力有限）。这意味着美国对俄罗斯的立场可能迅速转变，而这对外交政策发展（不仅包括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还包括在中东）而言相当敏感。
伊朗制裁名单新增指定制裁对象
外资管制办2月3日宣布，根据不扩散和反恐怖主义制裁计划，13名个人和12家实体（包括三名以中国为基地的个人和一家以中国为基地的公司）被添加到制裁名单中。据外资管制办称，这些个人和实体被添加到名单中是由于他们“涉及采购技术和/或物资以支持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以及代伊朗圣城旅行事、代表伊朗圣城旅或向其提供支持”。
将这些人和实体添加到制裁名单可能是对伊朗最近试射弹道火箭的直接回应，但似乎代表了对外资管制办于2016年1月17日（联合行动计划实施日次日） 制订的弹道导弹制裁名单的持续延伸。
去年，外资管制办宣布11名个人和实体被添加到制裁名单中，因为他们“涉及为伊朗弹道导弹计划采购货物”。外资管制办称，这些个人和实体与之前于2013年被列于制裁名单的Navid Composite Material Company （Navid Composite） 有关联，或与2015年被列于制裁名单的Shahid Hemmat Industrial Group （SHIG）有关联。除因涉及伊朗圣城旅而被列入制裁名单外，2月3日被添加到名单中的个人和实体要么与Navid Composite 有关联，要么与SHIG有关联。
2月被列入名单的个人和实体似乎是外资管制办通过对2016年或更早已经列于制裁名单的人进行额外调查而确定的人。此外，外资管制办谨慎地说明（如其在2016年所做），制裁名单中新增制裁对象“与美国根据联合行动计划作出的承诺完全相符”。因此，至少按外资管制办的说法，2月3日宣布新增制裁对象并非旨在变更伊朗核事件和联合行动计划的现状。
新增涉及伊朗的指定制裁对象是否暗示对伊朗的立场有所转变？
简要回答似乎仍然是：否。在伊朗试射导弹后，白宫发表强硬声明，“正式通知伊朗”其会作出回应，而且可能是强烈回应。然而迄今为止，所作的回应仍与上届政府对伊朗的立场相符 – 即，联合行动计划的范围会得到尊重，但为回应伊朗采取的实际行动例如弹道导弹试射，可能增加指定制裁对象。实际上，制裁名单由外资管制办而不是由白宫制订并公布，该名单根据前总统乔治·W·布什于2001年颁发的行政命令（反恐怖主义）和2005年颁发的行政命令（不扩散）制订，由外资管制办将其发展为更常规的作法。
特朗普政府当然有权在不必偏离联合行动计划的情况下颁布新的行政命令和制裁。因此，迄今，特朗普尚未偏离联合行动计划对核制裁的解除，但可能会寻求将该威胁用作将来与伊朗或与其他P5+1（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德国）成员国谈判的手段。温馨提示：于实施日解除的第二轮制裁的主要影响是允许非美国人和银行与伊朗对手方进行交易。如果美国突然恢复该等制裁，受影响的主要相关方很可能并非是美国人，而是在欧盟、亚洲和其他地区已采取行动重新进入伊朗市场的人。
实际上，中国已经对施加与弹道导弹相关的新制裁作出反应。2月6日，中国对制裁提出正式抗议，并警告该单方制裁可能有损解决国际问题所需的互信，尤其是在中东。对于在中国营运的公司，至为重要的是应小心遵循美国和中国就伊朗和其他制裁问题采取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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