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涉及去中介、降低成本的较为可靠，涉及到制度改革、信用提升的较为困难。
融资成本高，本质上是风险识别度成本高，无法通过准确的风控体系在最短的时间内识别出企业诚信与否，只能到一家家企业摸底调查，线下调查就是高成本活动。大型电商能够通过平台数据、支付系统控制降低成本，但不可能溢出平台，如果一家企业没有在该电商平台上交易，就难以识别。
P2P平台“赢多多”声称办公地点设在银监会办公楼，银监会紧急发布声明，“银监会办公楼仅为本部门使用，从未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入驻办公”，一个监管部门仅声明某个P2P平台不在办公楼内是不够的，这件事情突显出监管部门的尴尬：过度监管可能妨碍创新，违背移动互联、草根创业精神，而视若无睹则违背全球金融监管原则。一些P2P平台因此大打擦边球。
互联网可以通过大数据运算解决风控难题，不必线下一家家调查，就能通过运算精准为某个人、企业信用定位。这是个美好的设想，即使在互联网时代，股票行业分析师还是得一家家去跑上市公司，跑上市公司的交易对手，找到第一手资料。尤其在财报准确度存疑的背景下，实地考察更加重要。
个人的信用卡帐户信息由银联等信用卡机构掌握，个人信用央行征信平台有，但互联网千人协会秘书长易欢欢表示，“现在央行只有1.8万人的征信系统，征信体系不完善，我不认为P2P模式在中国能有多大的发展”，企业信用在工商、税务等部门，目前有黑名单可供查询，所有这些信息还不足以作为互联网金融公司大数据运算的基础。
多数人选择P2P平台，看的是背后控股股东的实力，有没有隐性的信用担保，虽然央行出台政策明确坚定P2P网站只能做中介平台，不得建立资金池和提供本金保障制度，但植根于中国信用土壤中的隐性担保不可能消失。
互联网金融有美妙的前景，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把借贷双方撮合在一起，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门店，但互联网金融仍然无法解决刻意欺诈，在信息孤岛上没有办法进行大数据运算，就算超前的P2P进行了小额分散投资，无法根除无所不在的信用风险与不可避免的制度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