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是某种时代的产物
时代情绪的响应或者时代的创造者
但他们跟时代都是紧紧相关的
因为我们每个个体
都是整个时代变化的
一个折射
一个反应
——许知远
许知远
作家
《十三邀》主持人
单向街书店创始人
他写文章，出书，参加各种活动，演讲，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身份是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前《东方历史评论》主编，谈话节目《十三邀》主持人……
许知远像一列永不停止的列车，奋力地向前，不会停歇。他努力地想和当下这个世界发生关联。他“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与短暂，想寻求一种更辽阔与深沉的表达（《青年变革者》自序）”。
一个人让他停下了脚步，开始转向，进入一个向后看又藉此可以冷静反观自己的领域。
青年变革者
梁启超
1870年代，梁启超出生在晚清的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危亡与变革的关键时刻，政局变幻、文明冲突。迷茫又寻求变化的时代氛围，造就了思想家梁启超。
中国近代史上的梁启超几乎是偶像一般的存在，他自幼便以“神童”闻名，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17岁拜入康有为门下，22岁参与“公车上书”，23岁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等名文，惊动海内，25岁参与“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并创办《清议报》，继续救国事业。复盘梁启超30岁前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凭借一支椽笔，声震整个舆论界，为开启民智鞠躬尽瘁。
100年后，1970年代生人的许知远在一次寻求自我突围的出走中，偶然遇见了与此刻的他年龄相仿的梁启超像，他被梁坚定的眼神击中，决定书写梁启超——这位用个人经验勾连起现代中国转型的伟大变革者。
书写
时代变迁
“梁启超正盯着我”，许知远在自序中这样解释了自己为梁启超作传的直接原因。
2013 年时，37 岁的许知远发现自己厌倦了新闻业，他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看到了梁启超与印度诗人泰戈尔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并列在一本书的封面。照片上梁启超三十出头，刚经历了历戊戌变法的失败，却依然在海外寻求帮助以想办法再建立自己理想中的中国。
在“被这样的眼神击中”后，许知远开始为梁启超作传，他想以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它肯定足够辽阔与深入，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
许知远说，选择梁启超，跟他本人从事新闻业有关，在这个行业里，梁启超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他等于现代新闻业的开创者。
他希望通过梁启超，来写出他背后的整个时代，从晚清到民国的变化，“如果不能够写清楚那个时代，其实我们很难理解在时代中，人的变化和感受。”
关于梁启超的传记许知远打算写三本，《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只是其中的第一卷而已。许知远曾这样表达自己对此书的期许，“我希望这三卷本的传记成为一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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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
是内心坚定且开放
过去的几年，许知远做了很多事，加入创业大潮，做播客，录《十三邀》，意外成为网红，但他说，写梁启超的传记是近期让他感到最快乐和兴奋的事——仅用 30% 的时间做节目，剩下 70% 的时间都用来写作。
作为“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许知远对今天的质疑和反思，在一百多年前的梁启超身上找到了共鸣：
“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这本书是个避难所，每当我对现实感到无奈，就躲入了另一个时空寻求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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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朗读
“理解自我和理解社会必须是同时进行的，如果缺乏自我的笃定，我们面对社会是会非常慌张的。因为社会有不同的声音，我们会容易被它们牵引，但如果我们不对时代、对社会有开放性，自我就会变得封闭。”
许知远认为，人们很容易混淆这其中的差别，他认为一个人的内心可以很坚定，但同时也很开放，这两者是一个平衡关系。如果说自我就是躲在自我的世界里，那样的人是没有自我的，就只是一个人的自我沉溺。
李森、许知远、紫薇 对谈
有自称“时代青年”的读者询问该如何去看清时代、实践自己，许知远笑称：“我特别怕听到一个人说自己是时代青年，我想这代人确实有普遍的特征，确实被一种工具化思维训练得太严重了。我们需要理清自己，应该在实践中去寻找新的知识来指导你的实践，然后检验你的知识，然后在知识中又寻找到某种方法，否则时代青年就是和所有人一样，这个困惑永远解决不了。”
“人就是要不断地自我分析，不断地行动，遇到了困难你就要重新选择，但前提就是要对自己诚实，一如既往坚守自己的良知，不怕被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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