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安杰世泽合伙人孙旭民律师：驭险求效，破局求优

Q1：孙律师，您的教育背景非常亮眼，拥有工学学士、法律硕士以及LL.M.多元学术背景。能否分享一下，当年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转入法律行业？

这其实源于我性格里对“边界感”的天然好奇——我总喜欢在理性与感性、规则与变数的交叉地带探索可能性。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两个跨度很大的爱好：一个是赛车，痴迷于速度极限里的精准把控，每一次过弯的走线、每一脚刹车的时机，都要在风险与效率之间找最优解；另一个是棋牌，沉醉于信息不透明下的博弈布局，既要顺着对手的思路反向推演，也要在全局视角下摆好每一颗棋子。

本科的工科学习，给我打下了非常扎实的逻辑底色。工科训练讲究系统思维、因果推导，容不得半点模糊，这种思维习惯我至今受用——比如拆解复杂案件时，我会像调试程序一样，把法律关系、交易节点、证据链条一层层拆解，定位核心症结。但在不断涉猎不同领域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纯技术领域的问题，答案往往是线性的、唯一的；而法律面对的是真实的商业世界和复杂的人性，它没有标准答案，却对人的综合素质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

当然，工科转法律并不是无缝衔接。入行头几年，我花时间最多的是补两堂课：一堂是商业常识——法条之外，交易是怎么谈成的、钱是怎么流动的；另一堂是与人打交道。技术问题的答案往往是线性的、唯一的，但法律面对的是真实的商业世界和复杂的人性，没有标准答案。客户的真实诉求往往藏在碎片化的表述里，对方的底线要从攻防策略里倒推，和技术、财务、业务不同背景的人同频对话，也都是一点点磨出来的本事。这种兼具理性框架与人性温度的复合学科，恰恰契合了我对“挑战自我边界”的期待，也是我至今觉得做律师最有意思的地方。

Q2：您曾在最高院及多地高院代理过多起重大、疑难案件，尤其擅长在二审、再审程序中为客户逆转不利判决，多起案件还入选了上海法院依法保障民营企业等典型案例。在这些往往被认为“大局已定”的高压案件中，您是如何寻找突破口的？

商业诉讼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高强度策略性与创新性。二审和再审的翻盘难度，业内人都清楚——原审已经把常规抗辩路径走了一遍，法官也形成了初步心证，靠重复一审的观点很难撼动结果。我常和团队说，做疑难案件不能顺着原审的思路“打补丁”，要主动跳出裁判惯性，把视线从“法律条文”拉回到“交易本身”，从商业本源出发，用多元视角重新审视整个法律关系。

我处理二审/再审案件的习惯，是先“清零”：先不看原审判决，也不看一审的代理意见，把自己放到交易发生的时点，完整复盘整个商业决策的逻辑——客户为什么做这笔交易？交易的底层诉求是什么？履行中出现了什么偏差？争议的核心利益矛盾到底在哪？把商业逻辑捋顺了，再回头对照原审的法律定性，往往就能找到偏差点。

商事审判从来没有绝对平坦的路径，越是看似山穷水尽的绝境，越考验抽丝剥茧的耐心。我印象很深的一起投融资纠纷，当事人是一家“高端制造企业”。原审法院完全按照协议的文本条款判决客户承担巨额回购责任，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翻盘无望。团队花了一周时间，把前后三年的几十份交易文件、补充协议、邮件往来全部梳理了一遍，最终在一份不起眼的沟通备忘录里，找到了双方对“回购触发条件”的真实合意——它和合同文本的字面表述存在细微偏差，却直接影响了条款的适用前提。以此为核心切入点，结合投融资交易的商业惯例重新构建论证逻辑，案件最终获得改判。

诉讼固然无法保证绝对的胜诉，但这种在不确定性中重构逻辑闭环的过程，本身就是团队实战能力的一次迭代。

Q3：除了诉讼，您目前还在上海仲裁委员会等仲裁机构担任仲裁员。从“代理人”到“裁判者”的身份融合，给您的执业视角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种双重视角的切换，给我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极大提升了作为代理律师的“专业穿透力”——简单说，就是更懂裁判者“想看什么、在意什么、会被什么说服”。

作为代理人时，我们天然站在客户立场，总想把所有有利观点都抛给裁判者，生怕漏了任何一个细节，觉得说得越多越全面。但真正坐到仲裁庭上，以中立裁判者的视角去看双方攻防时，我才发现：庭审的时间和裁判者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无效信息堆砌得越多，核心观点反而越容易被淹没。真正能打动裁判者的，从来不是情绪化的表达，也不是法条的机械堆砌，而是用高度凝练、契合商业常理的逻辑，帮裁判者快速抓住事实核心，理清法律适用的路径。

这段经历反哺到律师实务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我们团队的“高效表达原则”：写代理意见，必须把核心结论放在最前面，用一句话说清我方的核心主张；庭审发言，先讲最关键的2～3个核心观点，再分层补充论据，绝不做无效的信息输出。甚至我们会提前站在仲裁庭的角度预判问题，把可能的疑问都准备好回应方案，让裁判者不用费力就能get到我们的核心逻辑。

更重要的是，仲裁员的身份让我对“争议解决”的理解更完整了。诉讼更强调规则刚性，而仲裁更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灵活性更强。现在给客户做争议解决方案时，我会更全面地评估不同路径的优劣——什么案子适合诉讼，什么案子走仲裁更高效，什么情况调解更符合商业利益，都能给出更贴合实际的建议。这种“既懂进攻，也懂裁判”的双重视角，也让我在和对手沟通和裁判者交流时，更能换位思考，理解对方关注的核心争议点，更快找到破解僵局的突破口，也更能帮客户在合法框架内实现利益最大化。

Q4：您身处争议解决业务最前沿，如何看待当下宏观经济周期调整对商业纠纷格局的重塑？面对这种变化，主导重大疑难案件的律师需要实现怎样的能力进化？

当前商业争议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从“单点爆发”转向“深度复合化”与“链条化”。我们团队近两年处理的案件里，传统单一法律关系的民商事案件占比越来越低，更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纠纷：比如一笔投融资对赌违约，可能连锁触发金融机构提前收贷、底层资产冻结、项目公司破产清算，甚至过程中还交织着刑民交叉的风险，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就可能满盘皆输。

这种趋势对主导大体量案件的律师提出了极高的全局掌控要求。如果律师的视线只局限于某一个诉讼请求，只盯着手里的案子打官司，往往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可能这个官司赢了，但客户的整体资产已经被其他程序掏空了，赢了判决却拿不到结果。

面对这种变化，律师必须从“单点对抗”转向全局统筹。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落实到接案的第一天。我们现在处理重大案件，第一步不是急着写起诉状，而是先做一遍全链路的风险推演：站在顶层设计的视角，把诉讼、仲裁、保全、破产重整乃至强制执行之间的联动关系通盘推演一遍，预判每一步可能出现的连锁反应，提前设计应对方案。

这就要求律师不能只懂审判规则，还要懂底层的商业运作逻辑，懂资产的流动性特点，懂执行程序的痛点和难点，甚至要懂不同司法程序之间的衔接规则。比如处理金融房地产纠纷，你既要懂合同效力的裁判尺度，也要懂在建工程的处置流程，还要懂破产程序中的债权顺位。只有具备这种全景透视的能力，才能在多线作战的复杂博弈中，帮客户争取到最有利的全局性战略结果，而不是局部的、纸面的胜利。

Q5：很多人对争议解决律师的印象停留在法庭上的“对抗”与“分出输赢”。但作为长期处理高标的纠纷、金融交叉争议的合伙人，您认为高端商业争议解决的终极价值和内核应该是什么？律师在其中扮演的真正角色是什么？

在传统观念里，诉讼常被视为零和博弈——一方赢，另一方就必然输。但在今天的商业周期和复杂交易背景下，高端商业争议解决的内核，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法庭胜负”。它的终极价值，是通过法律技术的运用，在高度不确定性中为客户重建确定性，修复商业流转的秩序。

无论是动辄数十亿的金融纠纷，还是涉及复杂债务重整的破产项目，争议的本质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对错，更多是环境突变、利益失衡引发的“商业死结”。比如很多房地产纠纷，不是开发商恶意违约，而是行业周期下行导致资金链断裂，各方利益都陷入僵局；很多破产案件，企业本身的业务还有价值，只是债务结构出了问题，一判了之、一破了之，最后债权人、企业、员工都是输家。

如果律师只盯着法条进行机械的、破坏性的对抗，即便赢了判决，也可能彻底打碎原有的商业生态，最终导致多输的局面。因此，争议解决律师不能仅仅是“诉讼匠”，更应当是客户的“风险架构师”——穿透复杂的表象看清底层的商业本质，在对抗中寻找对话的契机，在僵局中设计利益平衡的“最大公约数”。靠扎实的法理推演和灵活的方案设计，让受损价值在法治框架下实现安全重组，把危局转化为发展转机，这才是争议解决最迷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