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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文】（戈礼明）我进粮站的那一年

寻一个出口

202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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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粮站的那一年

文/戈礼明

七十年代的苏北农村，人人心里有两份令人艳羡的差事，一份在粮站，一份在供销社。能够进入粮站，不单每个月有固定工资，更难得的是伙食条件好，平日里就能吃上大米白面，这对于常年吃粗粮的庄稼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待遇。

供销社则掌管着各类生活物资，买布要布票，吃糖要糖票，点灯要用煤油票，样样东西都凭票供应。站在柜台里面的营业员，衣着干净整齐，待人接物体面威风，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没有不羡慕的。

我二十六岁那年初夏，正是农忙下地的时节。那天我正在地里埋头劳作，泥土沾满裤脚，太阳晒得人浑身冒汗，忽然有乡里人辗转捎来口信，叫我第二天一早前往小尖粮站，去写宣传标语。

我心中满是疑惑，追问传话人是什么缘由，对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嘱咐我到了粮站，自然就会知晓。

小尖粮站是正红公社下属的一处重要粮点，还有一处粮站设在大尖。整个公社的粮管所就设立在小尖。

这里距离公社驻地复兴小街更近，房屋条件也得天独厚。那一栋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原是本地大户地主 “五大门” 的宅院，解放之后被政府没收充公。

院内矗立着一座大型粮仓，可以囤放几十万斤粮食，当地人称之为滨海县一库。这一带属于里下河地区，河网纵横交错，沟港密布，当年日军的部队很难深入到这一片水乡。东坎镇上还建有一座大型粮仓，叫作二库。从一库、二库的定名就能够看得出来，当年政府对小尖这座粮仓格外看重。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便动身赶往小尖粮站。接待我的是粮管所的支书李如家，他本就是小尖本地人，资历很深，是一位老干部，待人宽厚，处事谦和。他交代我的工作，就是在粮站院墙之上书写时代宣传标语。我拿上排笔，一笔一划，写的都是工整端庄的仿宋体。

说起为什么会找到我，这里还有一段往事。文革时期，当地造反组织分成造反派与保皇派两大派别，两派观点对立，时常写大字报相互争辩驳斥。抄写大字报，需要毛笔字功底过硬的人。那时候我在公社绿萍专业队干活，被临时抽调，和徐宝纯搭档，专门抄写大字报。徐宝纯比我年长几岁，写得一手好字。我们两个人只管伏案抄写，在大幅白纸上挥毫落墨，另有专门人员负责把写好的大字报拿到街上张贴。我年纪轻，不偏向任何一方，属于中间派，两派对我都没有什么隔阂成见。

因为有这一段写大字报的经历，公社不少干部都记住了我，觉得这个青年踏实能干，是可塑之才。

后来县粮食局向下属各个公社选拔助征人员，所谓助征，就是协助国家完成粮食征购。正红公社分到三个名额：其中一人要求有社教工作经历，一人必须是退伍军人，剩下一个名额择优挑选。最后选定的三个人，一个是有社教经历、时任公社书记刘汉的儿子刘古雄；第二位是贺君大队退伍军人刘训信；最后一个便是我。

在那个年代，能够踏进粮站工作，是莫大的荣耀，也算得上是我人生重大的转折点。刘训信分配到大尖粮站上班，可惜他识字不多，很难胜任岗位，平日里常常和同事发生争执纠纷，后来便被辞退，这都是后话。我与刘古雄留在小尖粮站。刘古雄坐办公室，掌管票据开具，近似会计的岗位；

我的岗位是司磅。老百姓前来购买米面，由我过磅称重交付；各个生产队上缴征购公粮，也全部归我过磅验收。

全公社一共有十八个大队，每一个生产队都摊派有征购任务。每到收粮时节，四面八方交粮食的农户蜂拥而至，粮站大院人声鼎沸。忙起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同时要应付五个生产队的粮食过磅。人多嘈杂，磅秤数字、记账登记，半分都马虎不得，稍有一丝差错，就会生出矛盾纠纷。各个生产队也会派出专人，守在磅秤旁边核对记账。虽说整日忙得脚不沾地，可这份工作，跟在生产队面朝黄土背朝天下地干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县粮食局经常下达粮食调拨任务，通过水路，把本地的大米调运外地，也有外地的粮食运送到我们粮站。那时候几乎没有货运汽车，粮食运输全部依靠木船，河道上船来船往。我每个月工资三十元，比同期公办教师的工资还要高出六元。世事变迁，今非昔比，现如今粮食部门退休职工退休金大多三千多元，教师退休工资普遍达到八千以上，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

当年粮管所院内还驻有公社宣传队，一共两三名队员。领队吴锡根，是从无锡下放过来的干部，原先曾任无锡市路灯管理所所长。他四十多岁，肤色白净，办事干练，待人对我也十分友善。我们普通职工日常吃的多是籼米，吴锡根却嫌籼米口感粗糙，一心想吃粳米。粳米固然软糯好吃，可我们能够吃上籼米，已经心满意足，由此也能看出，他的生活条件优于一般人。

那一代农民过得实在艰苦。自己尚且填不饱肚子，却要把颗粒饱满、干湿达标的上等粮食上交国家。粮食只要水分稍微超标，粮站便不予收购。离粮站近的村庄，社员们就用扁担箩筐，凭着双肩人力挑送公粮；路途遥远的生产队，就用木船运抵码头，再一笆斗一笆斗扛上岸来过磅。那份辛苦，旁人难以体会。倘若粮食水分不合格，就只能摊在粮站宽大的水泥晒场上暴晒，晒干达标之后，才可以完成交售。

民间有句老话：人在人上，又白又胖。从前我在生产队务农，日日印证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整日风吹日晒，皮肤黝黑，身形消瘦。进入粮站之后，伙食改善，不用在烈日底下劳作，日子不长，人养得白白胖胖。不少熟人看见，满眼都是羡慕。亲戚朋友对待我，也格外高看几分，都说我运气好，谋到一份体面差事。我内心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干活勤勤恳恳，尽心尽力，盼着能够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

那时候家家户户口粮紧张，生产队分到手的稻谷，根本不够维持一家人全年生活。不少老百姓就来到粮站，拿稻谷兑换大麦。依照比价兑换，可以多出一部分粮食。把大麦碾成大麦粞，回家熬稀薄的粥汤，勉强糊口，不至于断粮挨饿。每逢集中兑换粮食，粮站大门前就排起黑压压的长队。

我有一位亲戚，从通榆远道赶过来，挤在长长的队伍中间。碍于亲情情面，我利用岗位之便，优先给他过磅完成兑换。身后排队的群众心中满是不满，却又无可奈何。这就是人情社会，有人好办事，世间现实便是如此。

一旦当天轮不到兑换，麻烦就大了。粮食挑回去路途遥远，耗费巨大体力，第二天又得再挑过来。不少穷苦人家舍不得来回折腾，干脆就地铺一点草席，守在粮食堆边上过夜。那一幕幕场景，看得人心头酸楚，目不忍睹。旧时代的农民，活得实在太苦。

岁月匆匆，几个月一晃而过。有一天，李支书专门找我谈话，问起我和我们大队书记支丰汉之间关系如何。我如实回答，就是普通的工作往来，没有过节，也谈不上亲近，就是一般正常关系。李支书听完，没有再多言语，转身离去。隔了好些日子，他又一次问我同一个问题，我依旧照实回话。我当时心中十分困惑，猜不透他为什么两次问及这件事。

转眼就到了月底，李支书正式通知我，下个月不用再来粮站上班，县粮食局已经将我辞退。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脑袋嗡的一声，整个人懵住。我工作兢兢业业，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为什么会落到这般结局？我百般不解，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说理。李支书心里很是惋惜，念及相处的情分，还专门为我置办一场欢送宴席，炊事员老吴忙前忙后操劳两天。酒席席间，我向各位同事一一致谢，尤其感念李支书平日里对我的关照。

离开粮站，我又重新回到田间，继续当一名普通社员。后来有同乡悄悄告诉我背后真实缘由：大队书记支丰汉向县粮食局提出，要调我回大队，打算在大队启用我。那个年代大队权力很大，本大队的人员，大队不肯放人，外单位就不能够录用。县粮食局迫于地方压力，只能应允。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李支书两次试探我和大队书记的关系，很多内情，他不方便明说点破。

我并不记恨李支书，很多话他确实难以开口。事情根源在于，当初是公社直接抽调我到粮站做助征员，我年轻懵懂，不懂人情世故，没有主动登门拜访打点大队书记。倘若我带上一点薄礼，登门说几句谦恭客气的话，结局或许就完全两样。在大队书记眼中，我是目中无人，不把基层干部放在眼里。这件事，怨不得旁人，只怪自己年少无知，处事欠缺周全。

往后日子看不到出路，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拜师学艺，学做木工手艺，靠着木工养家糊口，一直干到年老体力不济为止。

当年和我一同进入粮站的刘古雄，我们起点几乎一样，命运却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后来升任镇一把手，之后又调往阜宁，担任银行行长，直至退休。人与人最怕相互比较，人比人，气煞人。人生成败，不完全取决于个人能力，还要看造化机遇，看为人处世，看人脉背景。

古人讲老实人容易吃亏，亲身经历过这一桩往事，我深有感触。做人，要懂得变通，处事要懂得灵活，否则行走世间，真的会寸步难行。

备注:

涉及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中插图由AI生成

作者简介

戈礼明，江苏滨海人，1949年生，“老三届”初中毕业生。父亲戈志忠毕业于海军军官学校，1957年蒙冤受处分，作者受家庭株连，错失升学深造机会，也失去了海滨粮食系统的工作机遇。作者身处逆境，自立自强，深耕木工装饰技艺，技艺精湛，享有苏北“鲁班”之美誉，常年赴苏南、上海承接高端木工装饰工程。劳作之余寄情笔墨，酷爱文学，笔耕不辍，多篇散文发表于各类网络文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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