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税务工作底稿第46号
近些年来，各国监管机构、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运用国际金融中心（IFC）银行存款余额变化数据来分析离岸经营活动、逃税行为，以及潜在的巨量“隐藏财富”，这已然成为一个趋势。
早期的有研究者有Johannesen、Zucman[1]，他们在2014年发表研究成果显示，虽然2008年之后国际信息交换开始升温，但存放在国际金融中心（IFC）的银行存款并没有显著减少，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账户持有人选择通过将存款转移到那些并未加入信息交换的IFC。但同时，他们也预言了AEOI的巨大威力。
[…so far,] treaties have led to arelocation of bank deposits between tax heavens but have not triggeredsignificant repatriations of funds… a comprehensive network of treaties providing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would put an end to bank secrecy andcould make tax evasion impossible (Johannesen and Zucman, 2014[1])
2018年，Casi, Spengel和Stage[2]三位研究人员通过倍差法集中研究2014年至2017年期间的AEOI实施样本信息，他们认为小而精的样本可以让其更好的发现AEOI政策实施影响。
2019年，两位研究者Menkhoff、Miethe[3]在上述报告的基础上对研究进一步深入，同时研究non-IFC和IFC的存款流进与流出量。他们发现CRS信息交换的启动对IFC存款余额的变化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同样也是2019年，Ahrends和Bothner[4]通过倍差法模型成功预测了AEOI政策实施对non-IFC地区存款余额的影响。
目前正在进行的，由Beer, Coelho和Leduc[5]三位研究员主导的研究将EOIR、AEOI以及FATCA都纳入到研究范围，他们关注的时间跨度更长，数据范本相比Johannesen也更丰富。
除银行存款变化之外，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信息交换对其他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
典型的比如2015年Hanlon、Maydew、Thornock[6]和2019年De Simone、Lester、Markle[7]对FATCA实施后IFC在美国市场持有的投资组合市场变化。他们发现美国和IFC之间FATCA协议的实施，与通过IFC持有美国市场投资组合规模减少存在正相关关系。
2016年，Omartian[8]通过对国际信息泄露的研究，将信息交换的实施与IFC公司注册量的下降联系起来。
2018年Heckmeyer、Hemmerich[9]研究了通过IFC持有OECD国家的证券市场投资组合，他们发现专项信息交换（EOIR）的实施对投资组合的减少也有一定关系。
同年，Johannesen[10]通过对美国国税局（IRAS）监管数据的研究，发现美国境内强监管政策导致了接近60000名个人对其名下离岸账户进行披露，账户金额约合计1200亿美元，为政府额外创收7亿至10亿美金。
表1列明了部分研究所包含的样本司法管辖区
另一方面，可用的投资数据、贸易协定数据的缺乏，以及难以准确评估这些数据所反映的变化性、差异性、不对称性对应的离岸经营活动变化，难以判断这些差异是否仅仅只是因为统计实务或其他原因，也成为这些研究成果难以获得主流认可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获取全面的数据并对其进行精准的分析就显得非常珍贵。
在OECD的推动下，本文通过利用特殊而全面的数据，对跨境银行存款信息交换进行全面的评估。
底稿主要分为五部分以及附表。除了“信息交换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文献研究现状”部分，还有“通过跨境银行业务统计数据评估国际金融中心的变化”、“信息交换（EOI）对跨境银行存款保有量影响的调查”、“稳健性审查（robustness checks）”，以及最后的“结论&未来研究计划”。
通过分析上述研究IFC银行存款余额变化的文献，OECD发现研究者大多选择的落脚点在跨境信息交换（EOI）对存款余额变化的影响。
我们知道，影响账户持有人决定调整在境内外某一地区的资产配置的因素有很多，政策维度上，可以从投资政策、税务政策两个维度分析，地理维度上，可以从账户持有人所属税务居民管辖区、资产配置所在地两个方面来分析，比如所得税政策、外汇管制政策、信息保密与透明度政策等，都可能对资本持有人决策造成影响。毕竟，在IFC的银行账户存款并不一定出于逃税目的，这其中跨境投资以及正常的商业往来占据了相当一部分。
对于跨境信息交换而言，特别是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AEOI）实施以来，影响最大的两方面，一是跨境投资行为，其次就是跨境银行存款余额。
成立于1930年的国际结算银行（BIS），由包括中国央行、美联储在内的62个中央银行成员共同组成，这些成员国合计占有全球GDP总量95%以上。
通过分析BIS提供的各成员区域性存款余额数据（与AEOI类似，数据为静态数据，即某一时间点数据，本次分析具体以季度为单位），同时考虑到导致IFC存款余额变化因素众多，将其中与信息交换有关的变量甄别出来绝非易事，OECD的研究员们在基于下述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组数据分析公式和模型。
假设：A税务管辖区（IFC）与B税务管辖区（非IFC）签署了《专项税务信息交换协议》，导致B区税务居民在A区的银行账户存款余额降低。
Depositsijq，q季度，j税务管辖区税务居民在i税务管辖区持有的银行存款。
随着参考变量（略去时点固定效应、包含时点固定效应等）的增减，数据模型也存在一些变化，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大家可以找原文的相应部分进一步研读。
总的来说，OECD第46号工作底稿全面审视了EOI对于外籍账户持有人在IFC银行存款的影响，底稿参考的数据更加全面且准确。最终的结果显示，EOI网络在全球的扩张，对于税务合规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导致在离岸银行账户上的存款（其中至少有有一部分为“隐藏财富”）减少。
结合国际结算银行（BIS）的数据，通过采用Johannessen和Zucman的面板回归模型（panel regression model），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AEOI而言，其实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外籍账户持有人在IFC银行存款总量22%的减少；对于EOIR而言，则存在一定的阶段性影响，在2009年同行审议之后签订的EOIR，影响力较大，在这之后签署的EOIR协议则影响力渐小。
信息交换与隐藏财富之间的可研究话题太多，未来，OECD将会关注本片底稿中未涉及的信息交换与投资组合（portfolio holdings）、信息交换与房产（real estate）、信息交换与艺术品（art）等话题。对这些方面感兴趣的人士，可以参考2019年由De Simone, Lester, Markle7三位研究员进行的相关研究。
*OECD工作底稿不代表OECD官方观点，仅代表参与交流嘉宾个人观点。
参考资料：
1. Johannesen,N. and G. Zucman (2014), “The end of bank secrecy? An evaluationof the G20 tax haven crackdown”, American EconomicJournal: Economic Policy, Vol. 6/1 B, pp. 65-91, http://dx.doi.org/10.1257/pol.6.1.65.
2. Casi, E.,C. Spengel and B. Stage (2018), “Cross-Border Tax EvasionAfter the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Game Over?”, ZEW Discussion Paper, Vol. 18-036,
https://www.zew.de/en/publikationen/cross-border-tax-evasion-after-the-common-reportingstandard-game-over/?cHash=773b48dcbc608e57114d1b98755f5c3c(accessed on 26 October 2018).
3. Menkhoff,L. and J. Miethe (2019), “Taxevasion in new disguise? Examining tax haven’s international bankdeposits”, Journal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76, pp. 53-78, 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19.06.003.
4. Ahrends,L. and F. Bothner (2019), “The Big Bang: Tax Evasion after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under FATCA and CRS”,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4, pp. 605-622, https://doi.org/10.1080/13563467.2019.1639651.
5. Beer, S.,M. Coelho and S. Léduc (forthcoming), “Hidden Treasures: The Impact of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Cross-BorderTax Evasion”,IMF Working Paper.
6. Hanlon, M., E. Maydewand J. Thornock (2015), “Taking the long way home: US tax evasion
and offshore investments in US equity and debt markets”, Journalof Finance, Vol. 70/1,
pp. 257-287.
7. De Simone, L., R.Lester and K. Markle (2019), “Transparency and Tax Evasion: Evidence
from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 Stanford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Working Paper No 3744, https://www.gsb.stanford.edu/gsb-cmis/gsb-cmisdownload-auth/471531 .
8. Omartian, J. (2016), “Tax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Offshore Entities: Evidence from the Panama Paper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dx.doi.org/10.2139/ssrn.2836635.
9. Heckemeyer, J. and A.Hemmerich (2018),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Tax Haven Investment in OECD SecuritiesMarket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dx.doi.org/10.2139/ssrn.3029219.
10. Johannesen, N. et al.(2018), Taxing Hidden Wealth: The Consequences of U.S. Enforcement Initiativeson Evasive Foreign Accoun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MA, http://dx.doi.org/10.3386/w24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