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香港保险业监管局公布了2023年全年香港保险的保单数据。2023年全年，内地访客投保保费金额达到589.72亿港币，同比暴增2754.4%，仅次于2016年727亿港币的历史峰值，已然恢复并大幅超越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具体到保单量、保单金额，最受欢迎的前三位分别是“终身寿险”“储蓄寿险”“万用寿险”。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内地访客投保的产品中，保障型保险占60%，储蓄型保险占40%，2023年则翻转过来，储蓄型、保障型保险分别占60%及40%。
摘选2023年临时统计数字摘要-香港保险业务1
香港保险火热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相关的纠纷数量在不断上升，比如离婚财产分割、遗产继承、债权债务纠纷执行等。很多保险从业人员在宣传香港保险时，也会声称香港保险具备债务隔绝、资产筹划的功能，但我国内地的司法机关到底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在广东省佛山市中级法院于2019年审理的一起委托合同纠纷案件中，法院认为，人寿保险一般具有人身依附性，被保险人的身份直接影响保险利益，本案受托人并未以委托人的名义投保，也未向香港保险公司确定所购买的保险权利义务是否可以完全转移到委托人，在未取得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以个人的名义投保，明显不符合委托人委托事务的本意。委托人的委托事项和委托目的均未实现，相关损失应由受托人承担。
王某为广东佛山一家保险公司的销售员，陈某希望投保香港保险，双方协商由陈某委托王某代为到香港办理投保事宜。2014年7月，王某以个人名义向香港安盛保险公司投保一份人寿保险，合同记载“持有人”“被保人”均为王某本人，王某确认“未代表其他人士提出此投保申请”，保险公司据此接受投保。此后，陈某共计向王某支付42400元人民币作为保费，由王某代为向保险公司缴纳。后续，陈某发现保险合同持有人、被保人均为王某后，于2016年3月将持有人变更为陈某，但由于被保人不能变更，陈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某、佛山保险公司赔偿损失。案件审理过程中，陈某办理退保手续，共计拿到退费12576.99元港币。
案件历经一审、二审，法院认为：陈某因委托王某投保的事项和目的均未能完成而要求退保，合理合法，相应的损失应由王某予以赔偿，一审法院根据陈某已支付的保费和退保获退款项的差额以及分段计算相应利息以确定陈某的损失，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陈某委托王某代其投保香港地区的保险，两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按照常理，陈某投保香港地区保险的目的应当是希望以自己为投保人，以自己或自己的亲属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并据此享受相关的保险权益，王某作为受托人应为陈某实现上述投保目的诚实信用并谨慎地处理受托事务。但王某并未以陈某的名义投保，亦未在向相关保险公司确定所购买保险的权利义务可以完全转移并经得陈某同意的情况下以自己名义投保，明显不符合陈某所委托事务本意。因王某在投保后一直向陈某表示可变更所投保险的持有人和被保险人，因此在未最终确定是否可变更的情况下，陈某即使知道未以自己名义投保仍继续支付保费，该行为并不足以认定为是对王某所实施的行为已完成委托事项的确认，王某的相应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王某所投保的是人寿保险，按照保险行业的原理，人寿保险一般均具有人身依附性，结合相应保险公司不允许变更被保险人的事实，可以证明王某所投保险中被保险人的身份直接影响保险利益，因此在确定无法将案涉保险的被保险人变更为陈某或其亲属的情况下，王某并未完成委托事项，且王某作为保险从业人员对此存在重大过错，而陈某在此事实基础上选择退保还是与王某协商解决相应利益问题，属于陈某行使民事权利的范畴，王某无权要求陈某必须与其进行协商。
从香港保险相关法律法规的角度看，内地居民投保香港保险，必须亲自到港签署保险合同办理投保手续，若受保人为未满18周岁的子女，则不用亲自到港，由父母或祖父母一方代为到港即可。从内地法律法规的角度看，本案当事人之间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受委托人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下，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据了解，不同的香港保险公司对于变更持有人、被保人、受益人的条件存在差异，对于有意购买香港保险的人士，有必要对相关政策进行事先了解，寻求专业持牌人士的意见。
随着两地融合的进一步加快，香港保险相比内地保险的独特优势，导致内地居民赴港购买保险的趋势有希望持续火爆，这一趋势从公布的内地赴港购买保险2023年数据也可以得到印证。
市场火爆的背后，相关的纠纷也在不断产生，内地司法机构对权益的归属、跨境执行的态度，也值得我们关注。
备注：1.2023年临时统计数字摘要-香港保险业务：保险业监管局 - 保险业监管局公布2023年香港保险业临时统计数字 (i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