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中国一重股份公司（601106）发布：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董事长接受调查的公告。
陆文俊于1990年3月加入中国重型机械总公司，历任该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2016年3月到2018年1月，陆文俊在担任中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的同时，还担任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
2020年1月起，陆文俊担任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并历任中国一重董事、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务。
去年12月，上交所网站发布《关于对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下称《监管警示》)称，中国一重及相关责任人在信息披露、规范运作方面存在违规行为。
《监管警示》称，2023年12月29日-31日，中国一重及其多家子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合计为12.73亿元，达到了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披露标准，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会计政策执行不规范等行为。
《监管警示》称，中国一重时任董事长陆文俊作为公司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公司时任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胡恩国作为公司财务事项具体负责人和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责人，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司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根据有关规定，上交所决定，对中国一重、时任董事长陆文俊、时任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胡恩国予以监管警示。
中国一重（601106）公告，2022-2024年分别计提减值损失6.37亿元、14.84亿元、17.83亿元，2023-2024年分别亏损27亿元、38亿元；公司在2022年净资产为119亿元、资产负债率71.2%，2024年净资产为57亿元、资产负债率85.7%。
中国一重与德龙镍业的"一带一路"合作：战略布局还是治理失序？
中国一重与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德龙"）的合作始于2017年，这一合作被定位为国家"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重点项目，却在短短数年后演变为拖累中国一重业绩的"黑洞"。回溯这一战略合作的决策与实施过程，可以清晰看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海外投资中的多重治理风险。
合作背景与投资架构呈现出典型的政企协同特征。2017年，中国一重与江苏德龙合作投资60亿元，在印度尼西亚东南苏拉威西省肯达里市建设年产60万吨的镍铁冶炼项目。该项目前期投资达9.27亿美元，主要业务为红土镍矿的加工提炼。2018年7月，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一重控股股东）与江苏德龙共同设立新加坡中品圣德有限公司，再由中品圣德与江苏德龙合资设立印尼德龙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尼德龙"）。2021年6月，中国一重以现金23.92亿元收购控股股东一重集团持有的中品圣德38.74%股权，从而间接享有印尼德龙23%的权益。
这一复杂的股权架构背后隐藏着多重治理隐患。从表面看，这是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形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典型案例，但实际上，中国一重作为上市公司，通过控股股东层面的安排间接参股印尼德龙，形成了"母公司-特殊目的公司-合资企业"的多层控股结构，导致信息披露不透明、监督链条过长、权责界定模糊等问题。2022年12月31日，中国一重及其控股子公司与江苏德龙、新加坡中品圣德、印尼德龙共同签订《抵账协议》，约定江苏德龙以其对印尼德龙9.86亿元现金分红款偿还对中国一重及子公司的欠款。这一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61%，却未按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后被上交所认定为违规。
投资决策的治理缺陷在后续发展中暴露无遗。中国一重作为我国主要的冶金设备供应商，与江苏德龙存在长期购销业务合作。2018年，中国一重向江苏德龙销售2550mm不锈钢热连轧机组，形成应收账款3.57亿元；2021年向江苏德龙子公司响水德丰销售1450mm热轧立辊减速机等备件，形成应收账款0.15亿元1。这种"客户+合作伙伴"的双重关系，使得中国一重对江苏德龙的信用风险评估可能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当2024年8月江苏德龙及关联公司被法院裁定破产重整时，中国一重不仅面临设备销售款项无法收回的风险（两笔应收账款已计提减值准备1.49亿元，账面价值余额为2.23亿元），还因间接持有的印尼德龙股权价值减损而遭受双重打击。
印尼德龙自身的经营波动性进一步放大了投资风险。公开资料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印尼德龙净利润为正，但四季度受镍铁价格下降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转为亏损，预计2023年全年亏损18亿至22亿元。按中国一重间接持有23%股权计算，其投资收益约亏损4亿至5亿元1。更为严峻的是，印尼德龙还存在对江苏德龙的债权（具体金额待确定），因江苏德龙进入重整程序，这些债权可能发生损失风险，进而导致中国一重对印尼德龙股权投资价值进一步减损。截至2023年年报，中国一重对中品圣德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27.82亿元，后续可能面临大幅调整。
这一案例折射出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典型治理困境：一是战略决策与风险管控失衡，在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时，未能建立与投资规模相匹配的风险评估机制；二是混合所有制合作中监督缺位，对民营合作伙伴江苏德龙的信用风险预警不足；三是多层股权架构导致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失效；四是关联交易管理不规范，存在信息披露滞后问题。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一重近年来业绩滑坡和净资产缩水的制度性根源。
表：中国一重参股印尼德龙的主要时间节点与关键事件
| 时间 | 事件 | 金额/比例 | 后续影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造成了中国一重巨额经济损失，更反映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行政化决策"与"市场化经营"间的深刻矛盾。当国家战略导向、政绩考核压力与企业经济效益目标交织在一起时，如何构建科学有效的制衡机制，防止"重规模轻效益、重投资轻管理"的倾向，成为国企改革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年就亏损64亿元的背后：市场风险与治理失效的双重打击
中国一重近年来财务状况急剧恶化，呈现断崖式下跌的态势。根据公司公告，如此巨额的亏损与资产减值不仅反映了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更暴露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重大缺陷。各年的收入与利润见下。
资产减值成为侵蚀中国一重利润的最主要因素。仅2024年度，公司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7.98亿元，具体包括：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0.16亿元、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3.54亿元、合同资产减值准备2.03亿元、存货跌价准备1.87亿元以及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减值准备0.38亿元17。叠加此前年度计提的减值，近三年中国一重累计资产减值损失达39亿元，相当于当前净资产的68%。这种大规模的资产减值背后，是公司对江苏德龙等客户信用风险管理的严重失效。中国一重在公告中承认，此次计提减值准备的主要原因是"客户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导致公司面临未收回债权的风险，同时部分客户的违约风险逐渐显现"。
深入分析中国一重的亏损成因，可以识别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市场环境变化是最表层的直接原因。业绩预亏的首要因素是"受能源结构和部分产业政策的深度调整影响，冶金成套等相关装备制造市场需求减弱，订货总量和结构低于预期，同时公司其他长周期产品处于在制阶段，导致本年销售量有所下降，销售收入减少，而固定性成本费用难以摊薄，导致毛利额下降"。这一解释反映了重型装备制造业面临的共性挑战——行业周期性波动强、固定成本高、产品生产周期长。当市场需求收缩时，企业难以快速调整产能，导致单位产品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然而，同样面对行业下行压力，部分同行企业通过产品结构优化、成本控制等手段实现了相对平稳的经营业绩，这说明市场环境变化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一重极端的业绩滑坡。
客户集中度过高与风险管理缺失构成了第二层原因。中国一重与江苏德龙的合作已超越普通客户关系，形成深度绑定的"业务合作+股权投资"双重联系。除前文提及的设备销售应收账款外，中国一重还通过复杂的股权架构间接投资江苏德龙关联的印尼德龙镍业。这种高度集中的客户/合作伙伴关系，使得江苏德龙的经营风险直接传导至中国一重。当2024年江苏德龙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时，中国一重不仅面临应收账款回收风险，还需对印尼德龙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准备。更严重的是，中国一重应收款项欠款方山东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捷能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等早在2023年以前已出现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形，但公司直至2023年才对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此前仍按照账龄组合计提，这一会计政策执行不规范的问题后被监管机构认定为违规。
治理机制失灵是最深层次的系统性原因。中国一重的案例集中体现了国有企业治理中的典型问题：一是监督机制虚化，公司监事会未能有效履行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监督职责，导致对重大投资决策的风险制衡不足；二是信息披露滞后，公司在2023年12月29日、30日、31日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合计达12.73亿元（分别为0.28亿元、3.14亿元、9.31亿元），已达到披露标准，却迟至2024年1月31日才通过《2023年度业绩预亏公告》披露，这一违规行为直接导致公司及时任董事长陆文俊、时任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胡恩国被上交所监管警示。三是关联交易管理不规范，前述江苏德龙以印尼德龙分红款抵偿欠款的安排构成关联交易，却未及时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反映出公司内控机制的严重缺陷。
中国一重的财务恶化轨迹呈现出明显的"恶性循环"特征：主业市场需求下滑导致收入减少→客户信用风险暴露引发大额减值→净资产缩水加剧融资约束→战略调整空间进一步受限。公司解释称"主要是受订单不均衡及生产安排的影响，公司阶段性产量下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治理机制未能及时引导公司进行战略调整和风险应对。
表：中国一重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变化（单位：亿元）
| 指标 | 2022年 | 2023年 | 2024年 | 变动趋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一重的案例表明，当国有企业遭遇行业下行周期时，健全的治理机制是抵御风险的"防波堤"，而治理缺陷则会放大危机。特别是对客户信用风险预警不足、关联交易管理松散、信息披露不及时等问题，不仅影响公司短期财务表现，更会损害投资者信心和公司长期价值。
从董事长被查看国有企业治理的深层次矛盾
2024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对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对中国一重及时任董事长陆文俊、时任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胡恩国予以监管警示。这一事件表面上是因信息披露违规引发的监管措施，实则揭开了中国一重公司治理体系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透过这一典型案例，我们可以深入剖析当前国有企业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
"内部人控制"与监督失效构成了中国一重治理困境的首要特征。在中国一重的案例中，这种"内部人控制"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重大投资决策缺乏有效制衡，对印尼德龙的投资虽经国资委批准，但决策过程中专业风险评估和可行性论证是否充分值得商榷；二是对江苏德龙等主要客户的信用风险监控不力，未能及时识别和应对其财务恶化信号；三是关联交易管理不规范，涉及金额近10亿元的抵账协议未及时履行审议和披露程序。这些问题共同反映出公司监督机制的失灵——无论是董事会内部的制衡，还是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抑或是外部的审计与监管，都未能有效约束管理层的决策行为。
中国一重的案例凸显了国有企业集团管控与子公司治理的突出矛盾。作为央企中国一重集团旗下的核心上市公司，中国一重股份公司在理论上应具备相对独立的治理结构和经营自主权。然而在实践中，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权责边界往往模糊不清。例如，中国一重最初是通过控股股东一重集团参与印尼德龙项目的，2021年才由上市公司收购集团持有的中品圣德股权，这一安排可能导致风险转移不及时、信息披露不完整等问题。此外，集团对上市公司的支持力度也存在不确定性——尽管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对公司的支持力度"，但具体支持方式和效果仍有待观察。
中国一重案例的普适性启示与国企改革再出发
中国一重参股德龙镍业引发的一系列危机，绝非个别现象，而是折射出当前国有企业治理体系中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通过对这一典型案例的剖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
首先，国企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制衡机制的实际运作。中国一重虽然建立了形式完备的"三会一层"治理架构，但在重大投资决策、关联交易管理、信息披露等关键环节，监督制衡机制未能发挥应有作用。这提醒我们，国企改革不能停留在"纸面治理"层面，而必须通过优化董事选聘机制、强化监事会职权、完善问责链条等措施，使治理结构从"有形"向"有效"转变。
其次，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防范"混而不合"的风险。中国一重与江苏德龙的合作，表面上是通过股权混合实现优势互补，实际上却因治理缺失导致风险传导。这要求我们在推进混改过程中，既要"混资本"更要"改机制"，特别要加强对民营合作方的尽职调查和动态监控，避免因"重引进轻管理"酿成系统性风险。
国企高质量发展需要重塑绩效评价体系。中国一重曾通过三项制度改革在2017年实现扭亏为盈。但近年又陷入亏损泥潭，说明短期业绩改善难以持续。这要求我们构建更加科学的考核体系，将资产质量、风险管控、创新能力等指标纳入长期评价，避免"唯规模论""唯速度论"的倾向。
截至2025年5月9日收盘，中国一重市值：182.42亿。
2025年4月30日，中国一重(601106.SH)发布2025年一季报。
公司营业总收入为22.51亿元，在已披露的同业公司中排名第13。归母净利润为-8314.70万元，较去年同报告期归母净利润增加4591.51万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为-7736.75万元。
祝中国一重股份早日走出低谷，继续创造国企标杆品牌。
全球贸易供应链数字化平台
诚招全国各区域合作伙伴代理商
商机支持、方案支持、交付支持
海平老师常年开办的国企贸易供应链实战实训班
（如需邀请上门面授培训，请联系海平老师）
国企贸易供应链的关键内容要点
1：贸易合规的核心：十不准红线解读。
2：瞬时贸易中全额法、净额法的认定规则。
3：供应链的数字化风控如何从吹牛皮到落到实处？
4：集团公司对下属供应链公司的风控是鞭长莫及，怎么办？
5：数字化平台四件套：智慧风控平台+业务管理系统+监测预警+智慧大屏，干掉手工报表，要让董事长总裁一眼就能看到任何想看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