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地方国企与民企合资（有些又叫混改公司）成立供应链贸易公司，是资本市场与产业领域最热闹的景象之一。从沿海到内陆，区域龙头到上市公司、从大宗商品到消费品领域，无数合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仿佛一场全民参与的“财富盛宴”，人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然而，喧嚣过后，现实的冷水迅速浇灭了这场狂热——曾经蜂拥而至的合资热潮，以一种近乎戛然而止的姿态落幕：有的公司尚未开张便胎死腹中，有的在短暂运营后爆雷崩盘，资金链断裂、违规担保、虚假贸易等乱象频发，最终陷入诉讼与清算的泥潭；即便有少数案例勉强维持，也多是举步维艰，真正能实现稳健盈利、长效发展的，不能说没有，但是是屈指可数。
这场从狂欢到落幕的剧烈转折，绝非偶然，也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意外。它背后是地方国企与民企的诉求错位、管理制度的刚性约束、监管政策的补位收紧，更是合作机制的先天缺陷，是多方矛盾交织下的必然结果。当我们拨开热潮的迷雾，深入剖析这场合资模式的兴衰，便能看到每一个环节的隐患，读懂每一次失败的必然，也能为未来国企与民企的合作，敲响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
对于很多成立合资公司的故事最后都变成了事故，一开始往往都是从老板们的一次美丽的邂逅开始，目的动机还是纯纯的，再后来谈了几次，动机目的就不再那么纯啦，对于一些合资的背后甚至可以说句不该说的：我知道你的故作矜持，你也知道我的图谋不轨。我去年搞了场培训，其中一个专题就是探讨地方国企与民企成立合资公司，一位新疆过来参加培训的老大哥，公司也是行业地方龙头，百亿级，他说，他先后分别与五个地方国企成立了合资公司，有省里的，省会城市的，地级市的，几乎都无一例外的成功的失败啦，说来心酸，但是教训也深刻。
一、现象回望：一场来去匆匆的合资狂欢
回望这场合资热潮的兴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动因。近年来，地方国企面临着转型发展的迫切压力，传统业务增长乏力，考核指标的压力倒逼其寻找新的增长点——供应链贸易因其“轻资产、快周转、易规模化”的特点，成为许多国企眼中的“香饽饽”。对国企而言，成立合资公司，既能借助民企的市场渠道与运营经验快速打开局面，又能通过并表扩大营收规模，轻松完成考核任务，甚至能盘活闲置资金、获取政策红利，可谓“一举多得”。
而对民企而言，与国企合资更是“求之不得”的机会。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信用不足是制约民企发展的最大瓶颈，而国企的资金优势、信用背书，正是民企突破发展瓶颈的“金钥匙”。民企渴望借助国企的名头提升市场公信力，依托国企信用获取银行贷款，甚至借助国企身份规避部分市场监管，从而快速拓展业务、赚取利润。于是，一方求规模、求合规，一方求名头、求利益，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催生了这场席卷全国的合资热潮。
然而，这种看似“双赢”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多数合资公司成立之初，既没有清晰的发展定位，也没有完善的运营体系，更没有明确的权责划分，仅仅是双方身份的简单捆绑。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怪象：无数合资公司仓促成立，却连核心业务方向都未明确；有的公司看似注册资本雄厚，实则资金迟迟不到位；有的公司轰轰烈烈挂牌，却在短短几个月内便因资金链断裂而草草收场。这场缺乏根基的狂欢，终究逃不过“昙花一现”的命运，从蜂拥而至到戛然而止，不过是时间问题。
二、深层剖析：多重矛盾交织，隐患早已注定
这场合资热潮的落幕，从来不是偶然。其背后是地方国企、民企、监管层面的多重矛盾交织，是合作机制的先天缺陷，每一个环节的失衡，都在一步步将合资公司推向失败的深渊。
（一）地方国企：制度约束与功利诉求的双重枷锁
地方国企作为合资合作的主导方之一，其自身的管理制度与实际诉求，从一开始就与供应链贸易的本质属性产生了尖锐冲突。国企的管理制度，天生带着“刚性约束”的基因——审批链条冗长、决策效率低下，一项简单的贸易决策，往往需要经过层层审批，少则几周，多则数月。而供应链贸易的核心竞争力，恰恰在于“快进快出、灵活应变”，市场行情瞬息万变，稍有迟疑便可能错失机会，甚至陷入亏损。这种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让国企在供应链贸易中处处被动，往往是“机会来了抓不住，风险来了躲不开”。
更关键的是，国企的核心诉求并非深耕供应链贸易，而是功利性的“规模导向”与“合规兜底”。对多数地方国企而言，成立合资公司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并表扩大营收，完成上级考核指标，至于公司是否盈利、运营是否健康，反而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可能就是个工具公司。这种功利性诉求，导致合资公司陷入“盲目扩张、忽视风险”的怪圈——为了做大规模，不惜开展虚假贸易、空转贸易，只为刷高营收数据；为了规避自身风险，又将运营权全部交给民企，自己则当“甩手掌柜”，对贸易环节的风险视而不见。
与此同时，国企对供应链贸易的认知存在严重偏差，多数国企将其等同于“简单的倒买倒卖”，忽视了其对资源整合、风控能力、产业链协同的核心要求。国企拥有雄厚的资金、强大的信用优势，却缺乏供应链运营经验、市场渠道和灵活决策能力，无法将自身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只能沦为民企“借壳”的工具，最终陷入“出力不讨好、担责没收益”的困境。
（二）民企：诉求失衡与履约不足的致命短板
如果说国企的功利诉求与制度约束是合资失败的“内在隐患”，那么民企的诉求失衡与履约不足，则是压垮合资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民企与国企合作的核心诉求，从来不是长期深耕供应链，而是“借力突围”——借国企的名头提升信用，借国企的信用获取资金，借国企的身份规避风险，本质上是一种短期投机行为。
这种短期投机心态，让民企在合作中陷入了“重利益、轻合规”“重运营、轻风控”的误区。一方面，民企负责合资公司的实际运营，掌握着核心的业务决策权，却将盈利放在首位，忽视了合规风险与运营风险——为了赚取短期利润，不惜开展虚假贸易、挪用公司资金，甚至诱导国企提供违规担保，将国企拖入风险泥潭；另一方面，民企自身的履约能力严重不足，多数民企缺乏规范的供应链运营体系，对贸易流程、风控管理、回款管理的能力薄弱，抗风险能力极差。一旦市场出现波动、上下游出现违约，民企便会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最终只能“甩锅”给国企，让国企承担全部损失。
更值得深思的是，民企在合作中始终处于“权责失衡”的尴尬境地。为了满足国企并表的需求，多数合资公司采用“51%:49%”的股权比例，国企控股、民企参股。但实际运营中，民企却承担了全部的运营工作，负责搭建业务渠道、开展贸易往来、应对市场波动，而国企仅仅负责提供资金、挂个董事长，派个财务总监，把控风险合规，却拥有绝对的决策权。这种“干得多、担责重、话语权弱”的失衡局面，让民企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按照股权比例，民企需要承担49%的风险责任，一旦出现5亿元的资金缺口，民企就要承担近2.5亿元的责任，这对绝大多数规模有限、资金薄弱的民企而言，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坑”。反观国企，虽然控股并拥有决策权，却几乎不参与实际运营，既不用承担运营压力，又能通过并表做大营收，国企对利润有要求，但是并不像很多民企那么强烈。一旦出现风险，还能凭借合规优势规避自身责任。这种权责失衡，早已注定了合作的破裂。
（三）监管层面：前期空白与后期收紧的双重挤压
合资热潮的兴起与落幕，也离不开监管政策的变化。在合资热潮初期，国资委对地方国企与民企合资成立供应链贸易公司的监管，存在明显的“空白地带”——对合资双方的资质审核宽松，对合作模式的合规边界界定模糊，对供应链贸易的真实性监管不足。这种监管空白，让大量不合规、不具备运营能力的合资公司得以成立，虚假贸易、空转贸易、违规担保等乱象趁机滋生，为后续的暴雷埋下了巨大隐患。
随着行业乱象的不断加剧，国资委的监管政策开始逐步收紧，从“宽松放任”转向“严格管控”。一方面，严控国企资金投向，禁止国企违规向民企提供资金、担保，限制国企参与高风险供应链贸易，从源头遏制资金风险；另一方面，强化合规考核与问责机制，将合资公司的风险纳入国企考核体系，对违规操作、风险失控的责任人严肃问责，倒逼国企主动收缩高风险合资业务。同时，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供应链贸易的真实性，要求所有贸易必须具备真实的交易背景、物流凭证，杜绝空转贸易、虚假贸易，大量不合规的合资公司被清退、注销。
监管政策的收紧，直接击中了合资模式的核心痛点。对国企而言，在问责压力下，与其承担巨大的风险继续合作，不如主动收缩业务、规避风险；对民企而言，失去了国企的资金支持与信用背书，自身的短板暴露无遗，无法再开展业务，只能选择退出。于是，曾经蜂拥而至的合资热潮，在监管的双重挤压下，迅速降温、戛然而止。
（四）合作机制：同股同权的先天缺陷与违规乱象的推波助澜
如果说多方诉求错位是合资失败的根源，那么合作机制的先天缺陷，则是加速失败的“催化剂”。其中，“同股同权同责”的原则，看似公平合理，实则与合资双方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成为合资模式的“致命缺陷”。
“同股同权同责”的核心要求，是股权比例与权责利相匹配，但在实际合作中，这一原则却被完全扭曲。国企控股51%，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却几乎不参与实际运营，不承担运营风险；民企参股49%，没有决策权，却要承担全部的运营工作和近一半的风险责任，就一个非常现实的就是公司实缴与借款做业务，很多民企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信用也支撑不了。这种权责利的严重失衡，让民企陷入了“两难境地”：干得好，利润大部分归国企，自己只能分得少量收益；干得不好，自己却要承担巨额损失，而国企却能凭借决策权和合规优势全身而退。更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民企承担了全部的运营工作，国企仅仅负责资金和合规，为何不采用“95%:5%”的股权比例，让权责利真正匹配？答案很简单——国企需要通过控股并表做大营收，民企需要借助国企的名头获取资源，双方的功利性诉求，让股权比例的设置脱离了实际，最终形成了这种“看似公平、实则不公”的畸形模式。
与此同时，违规担保等乱象的频发，进一步加速了合资模式的崩塌。民企利用国企的信用背书，不断诱导国企为其关联企业、贸易业务提供违规担保，一旦民企违约，国企就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大量国企因此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引发暴雷。除此之外，虚假出资、资金挪用、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违规操作也屡见不鲜，这些行为不仅加剧了合资公司的风险，也触发了监管部门的问责，最终让合资公司走向破产清算。
（五）行业本质：短期投机与长期深耕的理念背离
归根结底，这场合资热潮的落幕，本质上是合资双方的短期投机心态，与供应链贸易的长期深耕属性的严重背离。供应链贸易的核心，从来不是“快进快出、赚快钱”，而是“重风控、重运营、重协同”，需要长期深耕产业链，搭建完善的运营体系，积累丰富的行业经验，才能实现稳健盈利。
但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缺乏这种长期深耕的理念。国企求规模、求合规，只关注短期的营收数据，不重视供应链能力的建设；民企求利益、求突破，只关注短期的利润回报，不重视风控体系的搭建。双方都将合资公司当作“短期投机工具”，没有共同的长期发展目标，没有深耕产业链的决心，一旦市场出现波动、监管出现收紧，合作便会瞬间破裂。这种理念上的背离，注定了这场合资热潮，只能是一场来去匆匆的狂欢，无法实现长效发展。
（六）组织稳定：换人是个最大的问题
国企组织架构调整，原来主推合资的关键人物调离岗位，这个事情就悬了一大半，从市里区里、到国资委、再到国企集团负责人，只要原来主推这个事情的人离开了岗位，这个事情就非常棘手，是不是一定就干不下去不敢乱说，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公司搞不下去，很大部分的原因也在此。
三、必然之思：潮起潮落，皆有章法
地方国企与民企合资供应链贸易的“蜂拥而至、戛然而止”，不是偶然，而是多方矛盾交织下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性，藏在国企与民企的诉求错位里，藏在合作机制的先天缺陷里，藏在监管政策的补位收紧里，更藏在双方对供应链贸易的认知偏差里。
国企的“规模导向”与民企的“利益导向”，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双方缺乏共同的长期发展目标，合作基础本身就十分薄弱。国企的制度刚性与民企的灵活运营，无法有效兼容，导致决策效率低下、运营成本高企；“同股同权同责”的原则与双方的实际情况脱节，导致权责利失衡，民企陷入“担责过重、话语权不足”的困境；前期监管空白导致行业乱象丛生，后期监管收紧则直接倒逼合资模式降温，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注定了这场合资热潮的悲剧性结局。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少数合资公司实现了稳健发展，成为行业中的“清流”。这些优质案例的共性，恰恰反衬出多数失败案例的必然性——它们有着清晰的发展定位，聚焦特定细分产业链，深耕核心环节，不盲目扩张规模；它们突破了“同股同权”的僵化模式，根据双方优势明确分工、分配权责，让国企的资金、信用优势与民企的运营、渠道优势实现真正的互补；它们坚守合规底线，杜绝违规担保、虚假贸易，建立了完善的内控和风控体系；它们有着一致的长期发展目标，双方都以“深耕供应链、实现共赢”为初心，而非短期投机。这些优质案例，为未来国企与民企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四、结语：狂欢落幕，反思前行
这场地方国企与民企合资供应链贸易的狂欢，终究以戛然而止的方式落幕。它留下的，不仅是无数陷入困境的合资公司，更是对所有市场参与者的深刻反思。对地方国企而言，转型发展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将“规模”当作唯一目标，更不能为了完成考核而盲目跟风、忽视风险；应该坚守合规底线，深耕核心业务，将资金、信用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民企而言，不能一味依赖国企的信用背书，更不能心存投机心态、违规操作；应该提升自身的运营能力和风控水平，坚守诚信底线，凭借自身实力实现发展，而不是寄希望于“借壳突围”。
对监管部门而言，应该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空白，强化对国企与民企合资合作的全流程监管，规范供应链贸易的发展，遏制行业乱象，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对整个行业而言，应该摒弃短期投机心态，回归供应链贸易的本质，深耕产业链、提升运营能力、强化风险管控，才能实现长效发展。
潮起潮落，皆有章法；狂欢落幕，反思前行。地方国企与民企合资供应链贸易的兴衰，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也是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唯有正视矛盾、反思不足，才能在未来的合作中规避风险、实现共赢，让供应链贸易真正成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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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唯一作者介绍：李海平，深圳海平创新知识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港口与航运管理专业、曾就职于华为技术、怡亚通供应链、金蝶软件、平安银行总行等国内业界知名企业，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横跨了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领域行业顶尖企业的履历、20多年的贸易供应链运营实战经验与理论总结提炼，是国内多家国企与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裁顾问。本号起号理由纯属个人兴趣爱好，喜欢分享个人从业经历经验、行业动态、热点讯息、行业前沿探索等，希望结交全天下海内外的行业有识之士，也欢迎朋友们到深圳做客，一起探讨中国供应链服务的未来发展，一起助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为中国供应链服务行业发展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