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时代背景
（一）国际背景
1.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多方挑战加剧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整体放缓，经济增长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欧洲作为世界的中心正逐渐被东亚所取代。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其大肆宣扬的TPP、TTIP“两洋战略”对中国及俄罗斯、中亚等地直接形成战略围堵。北约、欧盟的东扩又进一步挤压了俄地缘政治空间，特别是2014年俄罗斯在遭受地缘紧张、油价下跌、卢布贬值等多重打击后又遇西方多轮经济制裁，俄西向发展战略受阻，为此俄罗斯开始转变发展思路，积极加强与东方合作伙伴的联系，中国自然也在其内。美国一边借“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一边又借打击恐怖主义，将触角直接伸至俄罗斯后花园——中亚地区。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给中俄等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挑战。正是基于此背景，中俄两国先后提出建立“一带一路”和“一盟”。
2.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区域一体化趋势明显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竞争加剧。在此背景下，各国（地区）为谋求自身（区域）最佳利益，纷纷抱团求发展，国际区域合作日渐密切，模式日趋多元化，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既有松散型合作，亦有紧密型合作；有南南型合作，也有南北型、北北型合作；有自贸区合作，也有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更高级别的一体化合作。WTO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范围内已建成的自贸区共计240个，而已生效的自贸协定则高达398个，区域一体化正成潮流。但需注意，在一体化潮流下，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三大经济体——欧、美、日在实施自贸区战略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绕开中国，美国的TPP、TTIP、日欧自贸区、美欧自贸区等战略无形中给中俄等国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带来了阻力。鉴此背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共识得以达成。未来“一带一盟”对接也将在一体化进程中推动，且终将走向一体化。
（二）国内背景
1.中国渐成世界增长新引擎，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瓶颈依旧存在
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得以进一步提升。中国有能力提出“一带一路”这样的跨国倡议，并试图引导各有关利益国加入。目前，中国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亦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5年中国GDP总量为103 856.6亿美元，增速达6.9%，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双边贸易总额达9 955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 456.7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外汇储备总额为3.33万亿美元，外贸总额超过24万亿元。然而，在看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始终存在，西部发展欠佳问题始终制约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对此中国西部亟须注入新的活力，亟待战略层面以更广视野（如跨越国家）更大领域去寻求西部发展新思路，以便早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既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延续，也是国家向西开放的深层次推进，更是从国家战略高度将中国西部的发展置于国际大发展与大繁荣环境内的全新思路。
2.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经济增长乏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低迷增长阶段，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更是如此。2015年联盟内经济整体下滑3个百分点，其中衰退最为严重的当属俄、白两国，经济分别下滑了3.7与3.9个百分点，GDP总量分别为13 260.15亿美元与546.09亿美元；而联盟内其他成员国中，吉尔吉斯斯坦为同期联盟内增速最快的国家，GDP增速为3.5%，但仍远低于同期中国增速3.4个百分点，低于世界新兴经济体3.0个百分点。哈、亚（美尼亚）两国增速分别仅为1.2%和3%。2016年，白、俄两国经济继续维持下跌态势，2016年上半年俄罗斯实际GDP下降了0.9%，而白俄罗斯在2016年1~9月间GDP同比更是下滑了2.9%，短期内联盟内部很难摆脱衰退。
综合国际国内背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恰逢其时，也正适其需。当前为摆脱国内经济长期低迷局面，包括中俄在内的“一带”与“一盟”各成员国均在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这点对俄罗斯来说尤为迫切。俄亟须破除西方经济制裁枷锁，稳定其能源出口市场与能源出口收入，应对美国及北约、欧盟的东扩等各方挑战。为此，俄罗斯加快了一体化推进步伐，以期抱团合作求发展。“一带一盟”对接合作选择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历史使然，亦是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环境下中俄等国为解决各自国内经济发展问题的主动作为，该项合作应时应景。
二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基础与动机
丝路经济带作为一种多元合作倡议，其并非开启一个全新的合作区域，而是基于现有的优势基础条件去探寻新的契机和更大更广的合作空间，以此促进沿途沿线各国在更大区域、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虽为一种倡议、一种进程，但多元开放特点决定了其与欧亚经济联盟并不对立，二者存在可对接的空间。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地缘区位的重叠性与相近性
从地理空间看，“一带一盟”相向而行，两大战略均横跨欧亚大陆，均涉及亚欧中心区域——俄罗斯与中亚。就中亚地区而言，其既是“一带”建设启动的重点区域，也必将成为未来“一盟”建设发展的中坚主体。就现实情况看，“一带”、“一盟”两大战略在地域空间分布上若非重叠，必定相近。具体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以中国为起点，由东向西向三个方向延伸发展，分别为中亚—俄罗斯—欧洲、中亚—西亚—波斯湾与地中海、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其中欧亚经济联盟完全处在第一线路上，以俄罗斯为起点，由北至南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也交汇于俄罗斯与中亚，其中俄、哈、吉三国既是“一盟”内的成员国，亦是“一带”上的主体国，二者具有重叠性；白俄罗斯与亚美尼亚虽未重叠，但也是“一带”临近国。地理上的重叠性与相近性给予了“一带一盟”最佳区位条件，赋予了为两大战略对接合作的空间战略基础。
（二）政治关系良好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同处上合组织框架内，其中中、俄、哈、吉四国均为该组织正式成员国，白俄罗斯为观察国，亚美尼亚为对话伙伴国；从政治外交关系看，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长期保持战略伙伴关系；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两国外交关系更是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各国参与合作机制看，中俄两国均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等国际区域政府间会议组织，中俄总理会晤机制的定期展开又进一步强化了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俄罗斯率先加入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也表明了其对中国战略的认同与支持；中哈方面，除上合组织外，两国也一道参与了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等对话机制，同时开启了中哈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中白方面正积极探讨双边合作机制，包括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以及地方性的合作论坛等；此外中吉、中亚（亚美尼亚）两国也维持了良好的政治关系，其均同中国建立起了沟通对话机制，为“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在政治层面扫除了障碍。
（三）经贸合作的紧密性与互补性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欧亚经济联盟最大贸易伙伴国，与联盟间的经贸合作关系愈发紧密，2014年双边贸易总额达1 251.83亿美元，年均增速13.15%，其中中国从联盟进口523.20亿美元，出口728.63亿美元；2015年，受全球复苏缓慢、俄罗斯国内经济萎靡影响，中国与联盟双边进出口贸易额下降29.12%，为887.26亿美元，但在联盟与第三国进出口贸易额中的占比仍居首位，达13.6%，且近年来联盟对中国进出口总额在联盟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均维持在10%以上的高水平，2015年更是高达13.55%。就联盟内部成员来说，中国为俄、哈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为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白俄罗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15年俄中、哈中、白中、吉中与亚（亚美尼亚）中双边贸易额在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12.92%、18.79%、18.5%、7.0%和3.1%，贸易规模不容小觑。
除经济紧密性外，中俄等国经济的互补特性也进一步增强了其双边经贸合作的潜力。当前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间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内部贸易额相对较小。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联盟内部贸易额仅为905.35亿美元，仅占联盟进出口贸易总额6 549.25亿美元中的13.82%，俄罗斯尤为突出，其占比仅为6.9%，联盟内部贸易依存度不高，内部发展潜力受限。
相较而言，中国与联盟间经济互补性更为明显。出口方面，俄、哈两国以原油为主，原油出口占其对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56.14%、45.97%，白俄罗斯以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为主，占比为86.46%，其中仅肥料出口占比就高达72.18%，吉尔吉斯则以原料制成品为主，其占比为38.81%；进口方面，俄、白均以机械和运输设备为主，哈、吉则以纺织服装、皮革制品为主。可见，欧亚经济联盟能源优势更为明显，而中国则在机械设备、纺织服装等方面更胜一筹，这点则是由联盟各国资源禀赋特性与中国经济特点所决定的。
（四）利益诉求的一致性
如果说前文所述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优势均属于对接的客观基础，那么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则赋予了“一带一盟”对接的主观基础和动机。由前文分析可知，应对全球各方挑战、谋求区域融合发展是“一带”与“一盟”的初始目的，也是其长期目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来说，欧亚经济联盟是右翼，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而对联盟来说，若利用得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也看成其联盟成立以来的首轮红利契机，“一带”、“一盟”具有相向而行的利益诉求，具有可对接的主观动机。具体来看：中国方面，受限于能源与原材料，亟须同俄、哈等国在能源方面建立稳定合作；国内产能过剩问题亟待向中俄、中哈、中吉等周边市场释放产能；地区发展差异性问题亟待发展思路的转换，寻求外部市场发展西部。俄罗斯方面，美欧等国制裁打压迫使俄“向东看”，中国是其合作的重点对象之一；基础设施陈旧落后长期制约着其经济外向型发展；亟须同中国开展高铁领域合作；远东地区发展战略赋予了俄同中国（东北）深度合作的可能性。哈萨克斯坦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需要中国这样稳定的出口市场，亟须在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方面同中国展开合作，需要中国的资金、技术、人才等注入其国内市场以提升其产业发展水平。白俄罗斯方面，受内陆国家交通制约，亟须丝路带的畅通，良好的工业基础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市场去拓宽外部市场渠道，基础设施的薄弱，金融水平的偏低，也亟待中国资本去帮助其活跃金融市场。此外，双边在农业、科技、旅游、化学制药等领域的对外合作潜力依旧巨大，需要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这样的大平台给予支持与保障。吉尔吉斯斯坦方面，其既需中国的资金、技术、人才，更需同中国一道推进基础设施改造升级以发展本国经济。亚美尼亚方面，因其经济规模较小，市场基础较弱，仍在探寻外部力量带动其发展。
综上，“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有客观基础，但也不乏主观动机。对此，在推动“一带一盟”建立中，各方可积极形成合力，主动作为，有效推进。
三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困境
“一带一盟”对接既有基础，亦面临困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带”“一盟”分属不同机制，制度性对接较为困难
从机制上看，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下的一体化项目，属于超国家合作机制，该组织具有相对封闭、相对排外的特性。其内部具有一整套权责明确的制度安排，各成员国均需严格遵守。组织内的日常运营管理事务主要由欧亚经济委员会负责，又下设理事会与执委会两大部门，分管不同事务。相较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种战略倡议，一种创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其本身并非一体化组织，沿线各国间也不需另设制度安排，具有灵活、开放、包容的特性。“一带”、“一盟”分属不同层次合作机制的特点，使其在战略层面难以实现平等对话，因而制度性合作也较难形成，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外许多学者在“一带一盟”对接方面持消极态度之原因所在。
（二）两方经济实力悬殊，合作能力与合作意愿不对等，对接前景受限
2016年5月31日，欧亚经济委员会正式同意同中国启动经贸合作伙伴协定谈判，至此“一带一盟”对接工作正式启动。但“目前谈的仅仅是非特惠协议，无论如何都不涉及关税率，毕竟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客观上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还未对这种贸易自由化做好准备”。可见，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客观上给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联盟各国带来了压力。2015年中国人口达13.71亿，GDP为10.87万亿美元，而同期联盟五国仅为1.8亿人口，GDP为1.58万亿美元，中国人口是联盟的7.6倍，GDP是其近7倍，GDP增速也快于其1倍之多。中国人口之多，经济总量之大，增长速度之快使得联盟各国不得不对其同中国深度合作产生疑虑和担心，尤以俄罗斯为主。俄罗斯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主导者，对“一带一盟”所持态度和合作意愿无疑直接影响二者对接的进程。目前俄罗斯对“一带”与“一盟”对接采取态度是既支持又有条件、既参与又留有余地，其参与对接的策略首先是发展其本国运输基础设施，包括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贝阿铁路、北极航线等，其次是促进联盟内部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再次是推动大欧亚伙伴计划的实施。现阶段俄罗斯既愿同中国展开合作，又不愿展开更为实际、更深层次的合作（如建立自贸区），既希望搭上中国这趟高速行驶的顺风列车，又担心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会冲击联盟市场，形成对中国的资源型依赖，主观上还存有中国“一带一路”会阻碍联盟内部高级化，削弱其在中亚地区主导地位的疑虑，而完全消除这一疑虑尚需时日。俄罗斯与中国在对接态度上的不一致，合作意愿上的不对等，直接限制了“一带一盟”对接前景，可以预想，未来在涉及某些关键核心领域的对接合作方面必定阻碍重重。此外中国与联盟内成员国间还存在合作能力的不对等问题。众所周知，“一带一盟”对接非一朝一夕可完成，中国接受并期待同欧亚经济联盟展开长期对接合作，但现实情况是，即便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三国均有参与对接的积极意愿，但也缺乏同中国展开长期合作的能力。就如同当前已展开的经贸合作协定谈判，这只是开始，“一带一盟”的对接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不会仅满足在非特惠协定上。但就欧亚经济联盟来看，合作的深度是否会继续往前推进，多边合作会不会止于经贸合作协定也尚未可知，毕竟当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图，下一步应该怎样进行仍在商榷之中。可见，各方经济实力的悬殊，合作能力与合作意愿的不对等将会很大程度限制“一带一盟”的对接前景。
（三）因对接项目涉及广，资金、技术要求高，实体项目对接难度加大
“一带一盟”具体项目对接中，基础设施是重点，亦是难点，主要体现在对资金与技术的要求上。以中俄两国即将修建的“莫斯科—喀山—北京”高铁项目为例，现阶段仅围绕“莫斯科—喀山”段展开，且该段方面合作所需的资金、技术均已到位，而“喀山—北京”段的修建则困难重重，且不说该项目的建设与未来运营成本有多大，单是修建该铁路的技术要求在中俄两方面前就难以平衡了，问题主要在于两国铁路轨距的差异上。中国铁路是遵循国际通行标准，轨距为1 435毫米，而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使用仍是1 520毫米的宽轨，所以具体修建时就会涉及双方利益的权衡博弈，博弈的主题就在于究竟选择谁的标准去修建。如果是俄罗斯标准，那么中国就需负担俄罗斯高铁技术的高昂成本，如果是按中国的标准，那么对俄罗斯来说亦是如此。相反，在全球经济低迷、国际油价下跌及美欧等国对俄制裁的一系列背景下，很难想象俄罗斯能够独自承担起该费用。尽管在2016年4月有媒体宣称俄罗斯将会采用中国的铁轨轨距去修建中国东北珲春到俄罗斯滨海边境港口。事实上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因为该铁路并非真正意义的铁路，而“只是通往吞吐中国转口货物港口的一条专用线路，这并不是说铁路要转而采用中国的轨距”。由此可见，技术、资金问题只要不解决，“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中重点实体项目——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愿景就很难彻底实现。
四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模式探讨
（一）“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理论模式对比
研究国内文献可知，就“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方面，学术界大致存在三种理论对接模式，其分别是：与欧亚经济联盟直接对接（多边）、与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择优对接（双边）、借力上合组织平台合力对接（跳板）。具体如下：
模式一：与欧亚经济联盟直接对接（“5+1”模式）
与欧亚联盟直接对接既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手段，也是其追寻的目标与结果，属于一步到位型对接模式，其效果最佳，但难度也最大。在具体对接中存在两种方式：一是借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验，采取“5+1”模式（未来可能是“6+1”“7+1”……），共同研究探讨中国与欧亚联盟自贸区的建立；二是研究探讨未来中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可能性，将“5+1”模式直接转换为“1”的单一模式。俄总统普京曾表示，欧亚经济联盟对所有邻国开放，这些国家不仅包括独联体国家，还包括俄罗斯在东西方的合作伙伴。如果按照这一说法，中国也在其中，亦有可能。但事实上中国舆论界也深知这种可能的渺茫性，正如部分中国学者所看来的，尽管欧亚经济联盟对所有国家开放，甚至包括遥远的越南（现越南与欧亚联盟已签订自贸协定），但对中国实际上是封闭的，其成立本质，至少部分在于扩大自身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力，同时遏制中国影响力在该地区的渗透。所以就目前来讲，无论以哪种方式，挑战之大不可小觑。
此外，在对接努力的初期中国还需考虑同谁谈判的问题，即寻求谁来代表且能代表联盟整体来同中国就“一带一盟”对接事宜进行谈判。通行做法也有两种：一是从联盟五国中直接选派一国代表来商议谈判；二是在联盟内部各国间分别选派代表组建工作组同中国商讨对接事宜。若以第一种方式，作为联盟创始国与主导国的俄罗斯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却可能直接忽视哈、白等国的利益，毕竟哈萨克斯坦与白俄罗斯同为联盟内重要成员国，且均具有一定话语权。倘若以哈国或白国来商议，毋庸置疑，俄罗斯方面会首先否定。相比较两种做法，后者兼顾了联盟各方利益，是较为合适的选择，但该方式存在程序繁杂，耗时长，谈判成本高等问题。
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在解决和谁谈判问题上，作为联盟间建立起的超国家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理应成为对接谈判另一方主体。现行欧亚经济委员会执行全票通过制（当然在有关联盟委员会自身运行规范问题上仍采用三分之二投票率通过方式），为此，在“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推进中中国需争取俄、白、哈、吉、亚（美尼亚）五国全部认可同意，只要其中一方持否定意见，对接合作就很难进行，这也是问题关键所在。就俄罗斯来说，因“中国威胁论”的臆断的存在，其在同中国的各项合作中始终保持着“小心翼翼”、“三思后行”的态度，俄中合作长期处于“健康的距离”。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声明》在签署一年之后中国同联盟的经贸合作伙伴协定谈判才正式启动，而即将启动的谈判更是直接规避了关税等实质性对接内容，仅涉及同中国贸易中存在的非关税壁垒。可见，即使现阶段“一带一盟”对接已正式启动，后续的谈判成本（资金、技术、时间等）必定很高，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结果，且制度性合作更是遥遥无期。
模式二：与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择优对接（“1+1”模式）
该模式是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原则以双促多的间接对接模式，也是当前中国加深与俄罗斯、中亚等国地区合作、推进双边自贸区形成中最为普遍接受的“1+1”对接模式。基于中哈两国深化合作的良好基础及对对方国家战略的相互认同，哈萨克斯坦无疑是择优对接中的首选。但问题在于欧亚联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中级表现形式，其对内融合发展，对外排斥竞争特点，特别是联盟对外设置的统一关税壁垒特点直接将中国与联盟隔离开来，在制度层面也直接切断了中国与其开展建立自贸区以及更高一体化形式的可能性。所以在此背景下，在双边自贸区建立中的任何主动作为都只是徒劳，“有心无力”，仅能收获松散型对接成果。
当然，也应看到，欧亚经济联盟并非完全阻隔了中国对联盟各国开展深层次合作的可能性，只是这种择优方式在制度层面有所限制，而在具体的经济合作项目层面仍有巨大潜力和空间可待挖掘。相较同欧联盟整体直接对接模式而言，该模式更具灵活性与高效性。但还需承认，单纯依靠此模式的对接效果并不理想，紧密性合作较难形成。
模式三：借力上合组织平台合力对接（“a→b”模式）
鉴于欧亚经济联盟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但中国被联盟排斥在外的特点，欲实现二者对接，上合组织作为二者的直接联系，自然得承担起“一带”与“一盟”的桥梁架通道。可借力上合组织平台跳板，通过深化上合组织合作内容，拓宽合作领域，打造上合组织经济领域“升级版”方式，最终推动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建立。该自贸区一旦建成，“一带一盟”的对接自然水到渠成。但关于该模式，许多学者也持否定意见，认为二者并无可能性，至少在上合组织内建立自贸区是不现实的。他们的理由是：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上合组织分属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是一种创新区域合作发展概念，属经济范畴；后者则是一个具有明确章程的国际性组织，且合作领域多限于反恐、安全等政治范畴，二者属性不同，发展思路不同，恐难融合。其次，由于上合组织成员国数量多，成员间多国关系紧张，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即将加入，受中印、印巴关系影响，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建立将会更加步履维艰。此外，俄罗斯方面也并不愿意在上合组织内部开展“一带一盟”的制度建设，其担心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会同其“分享”甚至是瓦解欧亚经济联盟成果。
上述观点并非全无道理，但若能转变思维，以创新的视角与眼光去剖析这一问题则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尽管上合组织合作多集中于政治领域，但也确不只限该领域。特别是在上合组织成立以来的15年里，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启动，成员国间交通运输问题正在得到逐步解决。可见，上合组织完全可能成为发展俄罗斯、中亚等国经济合作的平台。从“一带一盟”对接角度看，主动出击，积极打造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升级版，有效利用上合组织平台跳板，也将利于两大战略的对接合作。从上合组织角度，若其能突破原有的单纯政治领域，增添组织发展活力，赋予其新的动力，那么上合组织发展潜力也能被进一步激发。从这一视角出发，上合组织作为丝路带与联盟间的对接平台就不无道理了。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虽为“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主体，但现阶段二者的直接对接确也难实现。研究中亚、俄罗斯文献亦可发现，目前在联盟内各国国内还没有同中国建立自贸区这一说，但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一体化项目已经存在。因此以上合组织为对接平台，既是二者对接途径的无奈之举，也是上乘之举。尽管现阶段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还无可能，但必须承认其对于“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未来应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统筹各方力量，必要时将其纳入欧亚经济联盟。关于这点已成共识。《联合声明》已明确指出，要“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特别是上合组织平台开展工作”。在2015年7月8日俄罗斯乌法进行的会晤期间，两国领导人确定将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重要平台。2015年12月签署的《中俄总理第二十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确认，双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最有效平台，愿同其他国家一道，最大限度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现有发展潜力。
（二）“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现实模式选择
模式四：综合对接模式，以上合组织为平台，内外齐联，双多并进
综上分析，三种理论对接模式各有基础，也各有难度，无论以何种方式，近期都较难实现制度性对接。鉴此，本文认为，现阶段中俄等国应采用综合对接方式，着力发挥各种模式之优势，规避模式之短板。坚持上合组织平台功能，以中哈、中俄等双边对接合作为突破点，以实现多边对接为目的，内外齐联，双多并进。其中，“内外齐联”指中俄等国应努力在欧亚经济联盟与上合组织间寻求契合点，充分发挥欧亚经济联盟与上合组织发展经济的双重杠杆作用，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齐手并进，互帮互促；“双多并进”指今后的合作谈判与对接工作需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开展中国同欧亚经济联盟内部成员间的双边对接谈判，特别是中俄谈判；二是积极推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整体的对接谈判。长远看，可采用“5+1”模式（若未来塔吉克斯坦加入，则“6+1”），以中国为一方，欧亚经济联盟为另一方，积极争取上合组织认同，以积极主动方式参与上合组织一体化进程，间接推进两大战略的有效对接：
一是明确上合组织平台作用。充分利用上合组织在“一带一盟”对接中的平台作用与“跳板”功能，主动规避联盟对外封闭弊端。中俄等国应联手积极探索上合组织发展新途径，创新区域合作新机制，特别是要力争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经济认同，着力加强上合组织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有效发挥成员国间的经济互补优势，适时启动上合组织内部自贸区谈判。
二是加快中哈、中俄、中白等双边实体项目对接 。“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非一蹴可实现。故当前最佳方式应以实体项目为突破口，以各国间具体实务合作为出发点，努力在合作中积极寻求共性，夯实对接基础，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待双边共性增多后再逐步从务实合作领域提升至制度方面的探讨。为此，在现阶段实体项目对接中，中哈应积极推进“丝路经济带（中）同“光明之路”（哈）的实体对接。加强双方在农业、贸易、交通基础设施、物流及旅游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并及时启动在汽车、化工等产能项目合作。以中哈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为契机，以边境口岸为依托，加快中哈自由旅游区、中哈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着力推动两国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的无阻碍流动。中俄对接方面，以俄远东发展战略与中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为合作契机，率先推进远东（俄）与东北地区（中）的务实合作，着力推进中（黑龙江）俄边境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大力推进中俄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航天技术、医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关系。中白对接方面，应以中白（明斯克）工业园对接为突破口，继续推进两国在工业园区、农业、交通和工业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的深入合作。
三是坚持以双促多，双多并进发展模式。“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无论出发点在哪里，落脚点还需归于同联盟整体的对接。尽管现阶段该层面的制度性对接较难达成，但在2016年开启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对话机制下，相信未来仍有可谈判的余地和空间。特别是“一带一盟”经贸合作伙伴协定谈判的开启，标志着“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开始由文件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而此次谈判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后续中国同联盟在其他领域的合作谈判进程。为此，在即将开展的经贸谈判中，中国应做足功课，熟练谈判语言，掌握谈判技巧，提升谈判能力，在不损害联盟利益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切实维护本国利益，争取早日收获谈判成果。可预料的是，“一带一盟”谈判进程不会容易。为此，中方在积极推进与欧亚经济联盟直接对接谈判合作的同时，还要注重同俄、哈、白等国在实体项目上的对接合作，以双促多，积极主动推进多边谈判合作顺利进行。
五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路径选择
路径的选择理当依托对接模式，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原则，逐步推动“一带一盟”由双边到多边，实体项目到制度章程，松散型到紧密型的对接转变。具体而言，要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以政府、企业、学界、民间四方主体为推力，以实体项目合作为抓手，以智库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投融资便利化、产能合作为重点，以自由贸易区建立为长期方向，积极构建“软件畅通—硬件联通—人文相通”的三位一体“欧亚一体化”新格局。
（一）以政府、企业、学界、民间等多方主体为推力，构建四方合力机制
一是政府高位引导。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均由国家领导人提出，均属于跨国型区域性发展战略，理当由政府担当主体，通过双边、多边沟通协调，建立完善平等对话机制，并在该机制下逐步明晰具体对接事宜。二是企业、社会参与并重。着力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联盟内各方企业、社会合作力度，充分发挥市场联动效应，有效利用各方资源互补优势，促进“一带一盟”内企业与产业的融合对接与升级。三是学界研究探讨。在现有对话机制下，联合各方各界专家学者就欧亚一体化概念、“一带一盟”对接方式方法及其发展前景进行深入探讨，切实提出有针对性、高效率、现实可行的对接合作路径，以期早日实现二者的实质性对接，推动“双赢”与“共赢”局面的产生。四是加强民间人文互动交流。以创办中国-中亚大学、中国-欧亚大学等专业性跨国大学形式，着力培养真正懂亚欧文化、熟亚欧语言、具亚欧意识的新时期高端专业人才，以此增进各国彼此互信，深化中国同亚欧各国的交流合作。
（二）以实体项目合作为抓手，推进“一带一盟”智库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投融资便利化、产能合作
一是坚持智库建设先行，加快“一带一盟”专业研究团队的组建，由中方与俄方分别启动构建“一带一路”数据库与“欧亚经济联盟”数据库，为“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提供数据支持。二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基础，既要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现有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航空、油气管道、输电线路等，也要注重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如口岸、跨境电子商务、电力等。特别注重发展中俄、中哈两国的铁路网与公路网建设，切实推进俄西伯利亚贝阿铁路支线、中国哈尔滨铁路等基础性项目的改造升级，尽快实现丝绸之路的高效联通。四是以投融资便利化为重点，优化投融资市场环境，加快资本的自由流动。尽快开启双边、多边的优惠贸易谈判，尽最大可能破除贸易壁垒，推进人民币区域化与本币结算进程，逐步实现商品、服务、技术、资本、人才等自由流动。三是以产能合作为优先工程， 加快推进中俄两国在高铁、航空航天技术、医疗、造纸等领域更大规模、更深层次合作；中哈应着力开展水泥、钢铁、平板玻璃等互补产能领域合作；中白应努力将明斯克工业园打造成“一带一盟”对接内中白合作示范项目，深化两国能源领域合作。
（三）以自由贸易区建设为长期目标，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不是人为地推进一体化的项目，而是自然形成的合作构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并不排除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的可能性，只是该一体化更多的是顺应时代潮流。就欧亚经济联盟来说，其本质就是区域一体化的表现形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融合发展最终也必将走向区域一体化，在中俄的《联合声明》中也明确了自贸区这一长期目标。对此，“一带”“一盟”各国各方理应为“一带一盟”区域一体化目标而努力，适时启动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的研究工作。相信未来在相关制度得以保障、相关机制得以健全的情况下，“一带一盟”对接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定能形成，且必将在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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