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出海观察员无忧。
5月13日，中国香港劳动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在立法会回答议员询问的时候表示：人工智能的普及，确实对就业市场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最为明显的就是面向应届生的职位，从2022年约8万个，降到2025年约3.1万个，三年减少约61%。其中行政、IT/编程等“初阶白领岗位”跌幅尤其严重，有些类别甚至下降接近八成到九成。
还有议员询问是否与这几年的人才入境“大放水”有关？孙玉菡则回答，“本港劳动人口萎缩，适度引进人才有助“做个大饼（把蛋糕做大）”，拒绝了收紧人才计划的建议。
这就怪了。一边是应届生的岗位大幅减少，一边又说本港劳动人口萎缩。难道真如郑强教授所言，“根本不存在大学生找工作难问题”，而是大学生们眼高手低，不愿意脱下长衫。很多蓝领的基层工作，还找不到人去做呢！
真相没这么简单。
关键原因就是：香港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失衡。这种失衡表现在“高附加值产业领域的低就业吸纳率，以及低附加值产业的高就业吸纳率。”
简单来说，就是赚大钱的行业根本不需要太多人手，而承担了大量工作岗位的行业，则根本都赚不了大钱。
我们都知道，香港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是国际金融业。如果从金融业的角度来看，那么香港经济这两年的复苏情况相当振奋人心。
香港特区政府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母公司在海外及中国内地的驻港公司达11070家，香港初创企业增至5221家，两项数据均刷新历史纪录。今年年初，香港股市上市融资交易的活跃程度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月上市融资交易额合计约50亿美元，创下历年来1月份的新高。
这么漂亮的数字，在全球经济环境都不好的时候，显得尤为亮眼，风景这边独好。
但是金融占香港GDP超过两成，占就业人口不足一成，这意味着超过八成的香港居民没有直接受惠于金融行业赚钱所带来的好处。因此，即使经济增长明显，但市民整体并没有较为明显的感受。
过去几十年，金融、地产、专业服务业，占据了香港社会的大量资源，而真正能大规模创造年轻人岗位的新产业，却并没有成长起来。
香港年轻人也被教育成了想要高薪，想要体面的工作，就得先读大学——进办公室当白领——拿一份高薪工作过上中产生活。
但AI的出现最先摧毁的就是这一层。过去一个中小企业可能需要十几个人才能运转起来。现在AI工具一上来，很多企业发现，请两三个人，再多开几个大模型会员就能解决了。
所以现在香港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局面：一边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边却是企业仍然喊“缺人”。
企业缺的，是愿意做护理的、愿意跑工地的、愿意轮班的、愿意进制造业的、愿意做基层服务业的。但很多大学生想要的，仍然是体面的办公室工作。这并不是“脱不下长衫”这么简单，而是过去整个社会几十年都在告诉年轻人：“读书，就是为了不用干基层。”
香港洗碗、扫地都有2万一个月，但有几个年轻人愿意去干呢？读了那么多书，你跟他们说去餐厅洗碗，去工地搬砖，那么教育的意义在哪里？
今天香港政府拼命“抢人才”，到底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掩盖问题？
对于政府来说，人口、消费、税基、楼市，都需要人来撑。尤其疫情和移民潮之后，如果没有迅速补充大量的内地人才，香港经济的复苏也不会这么快。
这几年香港的人才政策，已经从“精英筛选”，慢慢变成了“人口补充”。一年几十万内地人才通过高才通、优才计划、专才计划等等入境计划进来，像潮水一样，前浪接后浪。
但问题在于如果新增的人越来越多，而新增的优质岗位却越来越少。那最后会发生什么？那就是“内卷”呀！
年轻人会越来越焦虑，学历越来越贬值，竞争越来越激烈，中产化的难度越来越高。
这其实不只是香港的问题。
你会发现伦敦、悉尼、多伦多、新加坡，全部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全球很多发达城市，正在同时进入一个新阶段，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AI正在消灭的，并不是最顶层的精英岗位，而是那个原本能让大学毕业生进入中产的“第一层台阶”。
所以现在争论“是不是外来人才抢了饭碗”，其实都已经偏离了靶心。因为那个传统的“旧饭碗”，本身就在加速消失。
在这场由技术革命和经济结构双重挤压的时代剧变中，无论是官方寄希望于引进人才来“做大蛋糕”，还是社会舆论呼吁年轻人“脱下长衫”，本质上都只是在旧轨道的框架里缝缝补补。
当流程化、标准化的初级脑力劳动变得极其廉价甚至一文不值，社会财富的分配逻辑已经变了。过去那套“好好读书——进办公室当白领——按部就班晋升中产”的路径正在失效。
未来的职场，两极分化将成为常态。要么你能驾驭AI，成为掌控全局的超级个体；要么你必须俯下身去，提供AI无法取代的真实情感连接、非标的复杂服务，或者是具备不可替代性的实体技能。
旧秩序瓦解的倒计时，会最先出现在香港这样最现代化、最国际化、最脑力劳动密集化的城市。然后辐射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