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繁忙的工作中，读书时间严重受限，我们将精选一些律师读过的好书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里都能够对好书拥有更多的了解。
作者：杨思源 争议解决部律师
我对北京没什么好感：雾霾、拥挤以及北京人无时无刻不发散着的骄傲。这是一直以来的刻板印象。就算是作为游客选择目的地，北京也一直是被完全忽略的部分。直到看了一些书，遇到一些人，才终于决定摒弃偏见正视这一座城池。
——前言
首先有一个很可能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问题要提出：通常所说的“老北京”，并非是帝都时期的北京，而是民国时期的北京。这既是作者的观点，也是本书的前提。
民国时期的北京经常被比喻为昙花一现的瞬间，是一个被挤压在沉重的过去和无可改变的现代化未来之中的现实。可是，对当时的人来说，历史并不是那么遥远抽象，清朝遗梦还没做完，而未来的前景也并不是那么清晰确定。如此，对于承前启后的民国时期，绝对值得我们摒弃鄙夷而俯身观察。本书即是选取了民国时期的北京城作为考察和讨论这段历史的框架。
表面上是城市研究，实则是历史研究，互为表里，是很厉害的做法。事实上，也有很多学者对北京城进行过城市、人口和文化现象的社会学研究，这也给作者提供了比较夯实的素材和来源。就本书而言，横向上，作者从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经济体系、社会文学三个方面铺展；纵向上，以从清朝至民国的演变作为条线来梳理。本书的中心是讨论“传统的回收与循环”——物质的、社会的、文化的、美学的、价值观的。本书的内容旁征博引，从宏观到细微，是非常不错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受限于篇幅，撷取几个小内容做一提要：
（一）关于胡同的命名
民国时期有三百多条胡同更改了名称。北京城曾分别于1916年、1919年和1928年出现过至少三次胡同改名的努力，而更名的主要原则就是把“粗俗”化为“高雅”。一个著名的例子与段祺瑞有关：1924年，当这位北洋军阀首领成为民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后，他把自家所在的“鸡爪胡同”改名为“吉兆胡同”，鲁迅在一片杂文中讽刺道：“一旦发迹，家谱也修了，雅号也有了，那么当然不甘心居址言不雅驯。”
街道改名的典型例子有这样一些：“臭水坑”变成了“翠花湾”；“狗尾巴”变成了“高义伯”；“猪尾巴”变成了“知义伯”；“锅腔”变成了“国强”；“豆腐”变成了“多福”；“驴士”变成了“礼士”。有些胡同因其形状原名里有“裤”字，例如，“裤脚胡同”和“裤腿”胡同，后来换成了同音异字的“库”字。
尽管街道重名的现象很严重，这些名字却不是随便乱起的，他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并反映了邻里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城市开放了，邮政系统发展起来，交通变的便利而必要的时候，这种地方阻隔才会逐渐消失，街道重名所造成的混淆也才会凸显出来。民国政府重新命名街道的行动，是以整座城市而非个别社区为参照的，因此，命名的原则也就从服务居民的日常生活变成了如何让外人更方便的辨别地址。
但是，即使地图上修改了胡同名称，很多人还是会坚持用老名字来称呼他们的胡同。这是一场口语与书面名称之间的竞争。尽管新的书面名称在国家历史和地理科中逐渐取代了老名字，但后者还是活跃在民歌、民谣、戏曲和胡同老人所讲述的故事中——仿佛在提醒后代：小胡同里的生活并不总会迎合国家的步调。
（二）民国早期的典范：公园
新北京市政府所接管的城市在清朝覆灭之后的1911-1928年间已经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最显而易见的是新的公共空间的出现。无论是这些公共空间的新设计理念中的多层次与文化意涵，还是它们后来的实际用途，都显示出这座城市与过往的复杂关联。中央公园、市民公园和革命烈士纪念碑这三处公共空间作为范例最好地揭示了北京城空间变化在政治和文化意涵方面的诸多层次。
民国早期北京的公园大多由皇家花园、祭祀场所以及紫禁城这些旧日的皇家禁地转变而来。其中，京兆公园系于1925年由京兆尹薛笃弼力促地坛改建而来，1928年后，这所公园被称作“市民公园”。在解释开放这座公园的动机时，薛笃弼表示了对市民福利与教育的关心，北京的空间转型就是要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
“世界文明各国，入其都市，凡交通卫生市政种种设备，无不应有尽有。关于养成国民德育、智育、体育之事尤再三致意焉。而公园亦其一端也。京兆称首善之区，而文明设备机关尚未发达，窃深憾焉！安定门外地坛，在昔实为方泽，地势宽广，树木丛深，天然之公园也。爰请于内务部，辟作公园。设备之要旨，有两种意义：一曰辅助卫生，一曰发展文化；而保存古迹，开发游览之意，亦寓乎其中……期于公共游息之中，寓提倡教育之意。”
新京兆公园的功用并不仅仅在于娱乐及保存历史古迹，事实上，它最重要的功能在于表达政府以新的空间秩序教训市民的意图。但效果上，京兆公园远不如中央公园的消闲气氛吸引人，随处可见的说教显得过于凝重压抑。
笔者在去年秋天来到地坛，遍地黄叶很美，但最能展现北京气息的，是一个正在举行的少年摔跤比赛：八九岁上下的两个小伙子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簇拥，稚嫩但训练有素，明显处于劣势的小个子一次又一次被摔倒，眼泪在眼圈打转，但就是不掉下来，这个小小的“北京爷们”赢得人群阵阵叫好。“叫好”这件事，恐怕是北京人最先发明的，我认为哪里的叫好都不如北京路人的叫好来的热烈、有趣。
（三）天桥
“逛天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北京居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天桥原为清皇室禁地，得名于附近的天坛。民国早期，天桥物价低廉、游艺荟萃，成为了最大的面向城市贫民的市场。它既肮脏、嘈杂、混乱，却又生机勃勃、引人入胜。人们在这里固然常看到改头换面的垃圾，但不时也会沙中见金。警察缉盗，通常会首先光顾这里。精英文人要表达对劳苦大众的同情，这里也是首选的场景。
天桥的魅力在于它的实物商品交易和以身体技艺表演为主的民间娱乐，这里“一切崇高的、精神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都得屈尊俯就到物质层面，到浑然不可分割的肉身与泥土的领域中来”。交易与娱乐的这种结合带给人们独特而复杂的狂欢体验，这种体验在动态中表达自身，拒绝任何做好的成品，拒绝任何静态不变的假象，要求一种无时不刻不在变动，难以捉摸的，不确定的形式。二手商品的交易带给消费者一种权力感。以这种权力感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可以无限度匿名的、流动而富于创造力的消费者群体。尽管天桥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京城的边缘，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以及民国北京身份的成形过程中，它却都处在核心地位，充满了活力。
结语
不同力量之间的互相挑战和协商的过程是民国北京的一个活力源泉，并常常在如何对待这座城市的过去这个问题上交锋。这有点“发明传统”的意味，“怀旧”是为了“定义未来”。
我们是无法回到老北京的，那么思考一座城市的历史有什么意义？历史像一个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百宝箱，它为未来出现的难题提供思考的资源、养料和方式。历史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方式不一定是唯一的，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它告诉我们，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原因，做出了怎样的选择。诚实的面对历史，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的现实并不一定是唯一而必然的，它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总是由人作出的。未来不是自然而然就一定会更好；未来会更好，只有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有意识的让它更好。
我们能够了解的只有过去。
2020年1月1日
滨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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