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比较不同时期的改革- 大数跨境

老田投研3

2026-08-18

导读：粉丝朋友建议对不同时期的改革进行一下对比，其实在《不是所有叫改革的，都是市场化》的一篇其他朋友写作的网络文章

中国市场化改革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经济矛盾与市场秩序截然不同，由此形成两套差异化的改革主线。第一阶段立足市场经济初创期秩序混乱、中央调控能力偏弱的现实，以中央财力集中、行政体系规整、金融统一管控为核心，同步推进国企改制与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兼具中央秩序重构与市场化转型双重属性；第二阶段在市场制度框架初步成型后，针对行政管控过多、市场主体成本高、城乡二元结构等矛盾，以“放管服”改革为核心，叠加农村税费改革、国企混改、双创政策及持续性减税让利，重心转向下放权限、激活微观市场及向居民让渡收益。结合财税分配、居民收入结构及财政民生支出三组核心指标，可客观辨析两轮改革的成效、逻辑与阶段性局限。

一、第一阶段：集权规制与市场化转型的双重特征

本轮改革诞生于九十年代经济过热、地方财税割据、金融失控及国企僵化的背景下。此前财政包干制虽激发地方活力，但导致中央财力薄弱（1993 年仅占全国财政总收入 22%），无力统筹基建与宏观调控，且各地随意设置贸易壁垒，全国统一市场难以形成；地方干预金融引发高通胀（1993 年 CPI 达 14.7%）。对此，分税制、行政集中管理、央行财政一体化构成集权改革三大支柱，国企“砸三铁”与加入世贸组织作为市场化配套同步推进，旨在强化中央统筹并建设市场规则。

1. 分税制改革：财权重构与市场统一

1994 年分税制改革是核心制度安排。通过将增值税、消费税等优质税源向中央倾斜（增值税中央留成 75%），终结了地方包干模式。改革首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即由 22% 跃升至 56%，此后长期稳定在 50% 以上。依靠纵向转移支付，中央得以支持西部大开发、全国高速路网等重大公共项目，解决了地方割据与宏观调控乏力难题。同时，统一全国税制消除了地方利用财税政策保护本土企业的制度基础，显著提升了工业品流通效率。但也为后续地方依赖土地出让金埋下伏笔。

2. 行政与金融集权：秩序重塑与宏观稳控

行政集中管理统一了全国执法与审批标准，上收重大投资与金融机构设立权限，清理了大量地方违规准入条款，大幅降低跨区域经营成本，但也收缩了县级层面的政策灵活性。金融体系改革实行央行垂直管理，杜绝地方干预信贷，配合 1994 年汇率并轨，成功遏制高通胀并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从市场化维度看，央行独立化使信贷资源配置更趋公平，优质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明显改善。

3. 国企改制与入世：市场化突破与社会代价

国企“砸三铁”改制打破终身用工与平均主义，实行全员合同制与薪酬挂钩，竞争性领域国企亏损额大幅下降，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但受制于社保体系不完善，改制引发大规模职工下岗，构成阶段性社会代价。加入 WTO 则由中央统筹谈判节奏，既全面对接全球规则释放外贸红利，又为弱势产业预留保护过渡期，实现了开放节奏可控与市场化竞争的结合。

4. 阶段特征总结：先立秩序，再图发展

此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与企业倾斜，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比重由 1993 年的 68% 降至 2002 年的 58.2%；财政支出侧重基建与产业扶持，民生支出增长平缓且以兜底为主。这是集中财力建设制度底座、完善基础设施的时代必然选择。

二、第二阶段：放权激活与普惠民生的改革导向

随着全国统一规则体系成型，主要矛盾转变为行政审批繁琐、制度性成本高、城乡差距大及国企垄断等问题。改革主线彻底转向“放权让利”，以放管服为总抓手，配套取消农业税、国企混改、双创政策及系统性减税，旨在降低门槛、增加居民收入并扩大民生保障。

1. 农村税费改革：向农民让渡收益

2006 年全国彻底免征农业税及相关涉农税种，每年为农民减负超 1300 亿元。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覆盖地方缺口，标志着农村民生保障由农民自筹转为财政统筹。此举终结了农民收入低速徘徊局面，2006 至 2012 年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速达 8.1%，成为城乡收入结构优化的起点。

2. 国企混改与双创：深化产权与激活个体

国企混改重在引入民营资本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打破行业垄断，联通央企等通过混改实现市场化决策。商事制度改革推行注册资本认缴制、“证照分离”等举措，大幅降低创业门槛。2015 至 2022 年，全国市场主体数量翻倍增长，电商、科技小微等新业态大量涌现，将市场开办决定权真正交还给创业者。

3. 放管服与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

中央累计取消下放行政许可事项千余项，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4 个工作日以内，监管模式转向事中事后“双随机、一公开”。系统性减税降费贯穿全程，营改增及小微企业优惠累计减税超 10 万亿元。宏观税费负担主动下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由 2016 年的 21.4% 回落至 2022 年的 16.8%，鲜明体现了让利市场的取向。

4. 阶段特征总结：分配逆转与民生普惠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逆转，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由 2012 年的 49.8% 回升至 2022 年的 53.1%，政府部门占比下降。财政支出结构完成转型，民生类支出占比由 2002 年的 36.8% 提升至 2022 年的 50.4%，社保、医保及教育投入大幅增长，发展成果更多普惠于民。

三、两大阶段改革对比：逻辑差异与辩证关系

（一）核心逻辑：从“立秩序”到“释活力”

第一阶段遵循“先立秩序，再放活力”逻辑。面对九十年代市场分割与宏观失控风险，必须通过集权搭建统一的财税、金融及行政规则框架，确保市场化在有序边界内推进。第二阶段则是“已有秩序，释放活力”。在宏观监管体系完备前提下，通过放权破除行政冗余，解决活力不足与分配不均问题，实现微观效率提升。

（二）数据印证：分配结构与民生支出的转向

居民收入占比走势清晰反映财富分配侧重点变化：前一阶段为充实国力与基建，居民占比下行，属“先积累”；后阶段转向让利，居民占比回升，属“后分配”。财政支出亦从偏向经济性基建转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普惠民生领域，社保补助规模十倍增长，印证了改革重心的根本转移。

（三）阶段局限：螺旋式推进的必然过程

第一阶段集权模式留下了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土地财政依赖及基层活力受限等问题，催生了后续放权改革的需求。第二阶段放权过程中也出现新业态监管滞后、基层监管能力不足及地方财政压力加大等新挑战。这些局限性正是改革螺旋式上升、不断完善的动力源。

（四）整体辩证：收放搭配构成完整周期

两轮改革不存在优劣之分，而是经济转轨的必经环节。没有第一阶段的集权立规，全国统一大市场无从谈起；没有第二阶段的放权让利，微观活力与内需增长将受制约。成熟的市场经济需要“统一规则的集中治理”与“微观经营的自由”相互搭配。改革路径始终根据市场秩序状况动态调整：失序时侧重集中，活力不足时侧重放权，这种动态适配构成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完整逻辑。

四、结语

对比两时期改革举措与经济数据可见，改革主线切换完全贴合不同年代的现实矛盾。以集权为核心的改革解决了初创期的秩序缺失，筑牢制度地基；以放管服为核心的放权改革解决了成熟期的活力不足与分配失衡。国民收入比重与民生支出的一降一升，正是两轮改革目标具象化的体现。两者前后接续、互补纠错，完整走过了“建秩序—增活力”的发展步骤，印证了改革路径始终立足于国情，在秩序管控与市场活力的动态平衡中持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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