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业界期待具身智能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乐观预期显示，2026 年至 2028 年将有 10 万台具身智能机器人投入工厂应用。若此目标实现，规模或将迅速扩展至百万级。这一数字背后的核心意义在于，它将具有人类智慧的生产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的吃穿用度将不再受制于劳动力短缺，无需担忧无人愿干的工种，甚至能深入深海、太空、火山等人类无法触及的环境。
另一方面，聊天机器人已融入日常生活。它们既能解决困难、提供专业咨询，也能排解孤独。然而，这也引发了深层担忧：若机器人在精确度、效率乃至艺术、导航、人生选择上超越人类，“我”是否会丧失选择权？是否应主动将选择权让渡给 AI？
从演化视角看，人类曾与动物、自然共生，后借科技主宰世界。若照此发展，人类会否退化？会否沦为科技的配角，甚至因失去自我而走向灭亡？
其实，这些伦理困境皆源于 AI 与机器人的持续演进。
为什么机器人会越来越像人
对于人形机器人，最初难免存疑：为何非要将其制成人的模样？
在特定环境，尤其是大规模、场景确定的条件下，人形机器人的效率未必最高，且维护成本高昂。专用设备与软件往往更高效、更安全。从心理层面看，人形机器人易引发“恐怖谷”效应——缺乏内在灵性情感，外形越接近真人，越易引人不适。
近两年，这一观点有所转变，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现有世界是为人设计的。话筒、台阶、床铺、课桌、工厂、医院等环境与工具均适配人类形态。若机器人要融入此环境并使用既有工具，接近人形具有现实合理性，可避免对周围环境进行大规模改造。
其次，人形机器人可作为技术母体。其终极形态未必完全仿真或灵活，但在研发过程中，将派生出新材料、生机电融合、智能实体系统等新创意与新技术，并带动人机融合、智慧城市及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思考。
此外，时代共识认为，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迈向物理世界。具身智能人形是重要的验证与发展方向，有望成为替代繁重体力劳动的新智慧物种，占据未来智能制造的制高点。因此，创业者竞相抢占“链主”位置，未来的垄断性供应链与价值分配很大程度上将由头部公司决定。
然而，理性的企业家与学者终将回归本质：它是否好用？这取决于其在未来工厂、商业及家庭环境中的实际功效、安全性与成本。
日本曾尝试研发仿人双手洗碗、像人一样扫地或驾车的机器人。但最终普及的是洗碗机、洗衣机，汽车走向无方向盘的自动驾驶，飞机也未采用扑翼形式。历史表明，专用化往往优于单纯模仿。
因此，“技术母体”之说更为恰当。如同航天工程虽未立即实现火星移民，却带动了多学科与技术产业发展。人形机器人亦然，其终局形态未必与人完全一致，可能拥有双眼、双臂而非双腿，但其研发过程将突破诸多有价值的技术难题。
赋人形和赋人格，是两件事
机器人在某些场景中形态趋近于人，但在融入人类社会时，是否有必要让人难以区分其机器属性？答案是否定的。
关于“赋人形”与“赋人格”，全球争论不断。目前西方主流倾向保持“无脸人形”：无五官、无皮肤，不必过于拟人。它首先是工具，是助理劳动者。
虽有开发拟真面部表情机器人用于交流、陪伴的场景，但主流方向仍是“无脸”，优先满足劳动需求。过度拟人可能引发复杂的社会影响。
人之为人，包含多个层次：动物属性、情感需求、繁衍与家庭归属感；对自我存在的追问，衍生出对自由、尊重、尊严与希望的诉求，需法律保护；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言行受文化、道德、伦理与法律制约，从而赋予人权利、责任、罪过乃至死亡的概念。
类人机器人最引人关注之处，在于其是否具备意识与情感。
短期内，咨询与情感交流效果显著。但机器人做出情感表达，与其真正拥有情感，截然不同。
正如与大师交流，对方可解惑共情，但这不代表其对你怀有真实情感。机器人亦如此，你的共情可能是“单相思”。
孤独时，人们渴望交流。内向者或压力巨大者，往往不愿向现实他人倾诉，转而通过网络聊天释放。AI 若能基于语料学习迭代，提供定制化回应，确实能让人产生被理解的错觉。
儿童在 5 至 10 岁间，易对屏幕或机器产生共情，因其能在虚拟空间中掌控局面，获得成就感与安全感。成年人亦然，在高压与孤独下，AI 可能成为重要倾诉对象。
随着大模型快速迭代，嵌入认知大脑的机器人在情感表达上将迅速逼近人类。它能根据你的输入方式回应，营造共情假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拥有人类情感。
机器人是否具备荣誉感、羞耻感或正义感？尚待讨论。人性中善良与自私并存，若未来在模型中构建此类机理而缺乏法律规范，将带来风险。
先在法律和伦理上定义机器人
对此，应先从伦理与法律角度定位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工具，也可作为助理、伴侣或某种内容形态。更远期的问题，可交由时间解答。
先行定义的必要性在于，若界限模糊，法律与道义将面临诸多制约。
例如，机器人是否拥有权利、罪责或继承权？能否被审判？若无明确答案，便不能将其置于与人同等的地位。
在中国，所有大模型须与法律对齐。一旦对齐，它在很大程度上便不具备人的权利、罪责及继承权。
监管亦是关键。监管部门需明确监管、授权与追责机制，这些都需预先约定。
各地路径各异。欧洲或更早出台规则，美国则倾向于先保护创新，待产品成熟后再完善法律与道德约束。以无人机为例，不同地区约定不同：中国城市禁飞且特殊时期限制严格。此类约定直接影响技术进程。
从应用与消费级市场看，不同场景推进速度不一：
第一类是聊天、陪伴与助理，将快速增长并率先融入生活与商务场景；第二类是家务（如打扫），受限于安全与效率，5 至 10 年内难成熟，且部分人群享受家务带来的宁静，未必愿完全外包；第三类是终身伴侣，这可能需 50 年甚至百年才能实现。
商业场景推进更快。物流、商超、零售、接待、清洁等领域因成本快速下降，机器人落地加速。
最后还是要回到人自己
机器人替代人类的部分工作已成定局。
但无人系统背后将派生众多新职业。如同无人机系统需数据管理、识别定位等人员协作，机器人也将催生设计、数据、美学、服务、租赁、培训等新岗位。
人类要成为规则制定者与创造者，需把握两点逻辑：一是洞察社会发展趋势的需求；二是厘清自身未来优势。二者结合，方能找准定位。
此外，人类可从追求真善美的角度享受生活。已有部分人群无需过度工作，转而投身语言、历史、旅游、体育、文化或教育，退休后与亲友旅行交流，同样快乐充实。许多人已在工作中找到了舒适的人生状态。
结语三点：
一、不应将思考、判断、意识及工作决策完全交给 AI 算法或机器人，过度依赖可能导致判断力退化，丧失生存意义。
二、人与机器人须有伦理法律边界。机器人应定义为人类工具与助理，遵循阿西莫夫三定律，对齐道德与法律，不具备法律主体性（无权力、罪责、继承权），并接受监管、授权与追责。
三、个人在生活与工作中应找到价值定位，即将强烈的热爱与社会文明发展相融合。
口述 | 王田苗
王田苗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所名誉所长、智友·雅瑞科创平台发起人
本文来自王田苗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人工智能伦理课上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