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制裁也叫“二级制裁”,是美国等法域将单边制裁的域外效力延伸至“非本国主体”的执法工具。与一级制裁只遵循传统属地管辖原则不同,次级制裁的管辖范围有大幅度的扩张,具备极强的域外穿透性。
也就是说,就算交易双方都是纯外国主体、且全程都不涉及美国领土与美元清算,但只要其与某个被制裁实体存在实质性关联,相关主体就可能被列入制裁清单,并面临全球资产冻结、与美国金融体系断联等顶格处罚。
传统制裁合规以“名单筛查 + 直接交易测试”为核心,企业需要核对交易对手是否被列入制裁清单,若不在就视为排除风险。但2026 年,次级制裁的执法逻辑与核查标准有所调整,不再是此前表层化的监管模式,具体转变在以下三点:
本年度,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发布了《关于虚假交易与规避制裁的指引》(Guidance on Sham Transactions and Sanctions Evasion),明确对“利益”与“财产利益”采功能性界定,不再局限于法律形式,而是转向关注背后的经济实质。这意味着即便企业的股权已完成转让,只要实际受益人、资金的最终来源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那监管机构仍会穿透核查到真正的受益人。
结合执法案例与监管来看,当前次级制裁的穿透核查主要集中于三类典型的制裁规避架构
其一,代持结构。这类架构的核心特征是表面的所有权已经转移,但实际受益人、资金供给和下达指令的实际主体未变。例如 OFAC 在 IPI Partners 案中认定,该公司被受制裁的俄罗斯寡头 Kerimov 通过维尔京群岛离岸主体 + 家族信托持有投资基金,Kerimov 在被列入SDN 清单后,表面将持有的股份过户给名义代持人,工商股权、协议全部完成纸面转让,账面名义持有人不在制裁清单中。
其二,空壳公司。通过搭建多层离岸空壳公司架构来拆分交易链,由表层合规主体对接欧美金融机构、完成公开交易流程,底层的隐蔽离岸主体承接受制裁来源的货物、资金与业务资源,通过这样的架构拆分来掩盖制裁关联的属性、规避制裁。
其三,隐藏受益所有权。从公开工商、权属资料中无法识别表层的关联关系,但实际的经营决策、收益归属、风险承担主体是被制裁的主体,那么该主体也可能被列入制裁清单。
制裁的触发标准从“是否与受制裁方直接交易”扩展至“是否涉及相关产业链的间接行为”。也就是说,能源采购、物流运输、融资结算、中间服务乃至关联交易等,都可能会触发次级制裁。
此外,欧盟理事会第 (EU) 2026/506 号条例在 2026 年 4 月 23 日正式生效,首次将对俄制裁的“反规避”义务和“尽职调查”义务法定化,要求企业必须主动审查通过第三国中转的间接交易。
对于在俄罗斯、伊朗、朝鲜等高风险区域布局涉外业务链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一转变意味着合规风险不再以“是否与受制裁主体直接交易”作为单一的判定标准,供应链上下游合作、资金流转链路、股权架构层级等全链条中的任意实质关联节点,都有可能触发合规违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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