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泰不正当竞争专栏 | 案例研析：关于包装装潢权归属的实务争议与裁判考量因素探析——从某保健食品不正当竞争案展开

原告 S 公司为澳大利亚公司，拥有 N 品牌在澳注册商标权；被告 A 公司为中国大陆公司，为该品牌在中国大陆的商标注册人。双方曾由同一实控人（创始人）控制：S 公司负责产品生产/委托生产，产品包装显示 S 公司为出品人，国际条形码及溯源码信息均指向 S 公司，广告推广亦以 S 公司为品牌方；A 公司负责中国大陆境内的运营推广与销售。

后创始人将 S 公司股权出售给澳大利亚 J 公司。因 J 公司与创始人合作破裂，S 公司停止向 A 公司供货。A 公司另行委托境外工厂生产同品牌产品，继续使用相似包装装潢及原国际条形码，并宣称新产品为升级版。S 公司遂针对 A 公司行为提起两起不正当竞争之诉（下称“本案”）。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在不享有中国注册商标权的情况下，原告 S 公司能否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包装装潢权利人身份主张侵权？若能，能否责令作为中国商标持有人的被告 A 公司停止使用该包装装潢？

两案一审判决结论一致：

均支持原告诉求，认定包装装潢权归属于原告 S 公司，责令被告停止使用案涉包装装潢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法院认为，线上展示、产品溯源信息及荣誉证书等均指向原告，在无相反证据时应确认权益归属。一审法院未采纳被告“包装装潢权应归属于商标注册人”的抗辩，明确商标仅是包装装潢组成部分之一，判断不正当竞争应着眼于整体视觉效果，而非单独剥离商标要素决定归属。

两案二审判决结论不一致：

（i）第二案认定（判决时间在后）：被告网站溯源信息及宣传内容显示企业为原告，包装显示供应商为 S 公司，A 公司仅为经销商。消费者基于此认知会认为 S 公司是制造者及质量保证者，A 公司不享受商誉。综合认定案涉包装装潢与 S 公司建立了稳定、唯一的来源识别关系，权益归属于 S 公司。

（ii）第一案认定（判决时间在前）：一方面，包装标注 S 公司为供应商，溯源及宣传均指向原告，消费者会将包装装潢与原告建立联系。另一方面，被告持有中国注册商标且位于包装核心位置，与整体共同发挥产源识别作用，消费者也会将包装装潢与该商标建立联系。鉴于被告对权益形成亦有贡献，二审法院认可被告可继续使用案涉包装装潢。但被告在合作破裂后继续使用原告宣传用语及条形码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本案揭示了包装装潢不正当竞争纠纷中的核心问题：谁是包装装潢权人？即《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包装、装潢”之“他人”应如何界定？

商业标识（含商标和包装装潢）的法律价值在于指向并区分商品来源。从法律关系层面看，包装装潢权应由其所指示的商品提供者享有。难点在于如何确定使用特定包装装潢的商品提供者。商品提供者是法律概念，指基于自身意志并以自身名义将商品供给市场，最终享有商业标识来源指向性价值及附着商誉的主体。

当生产者与真实来源分离（如纯代工），生产者不当然具有商品提供者地位。复杂之处在于，当商标权人与主张商品来源的其他主体分离时，商品提供者身份易生争议。本案中，S 公司是实际生产商及对外展示的供应商，A 公司持有中国商标且由原创始人实控，双方均主张为商品提供者。两地法院二审的不同结论，反映了在公众倾向于认为商品来源于 S 公司时，A 公司持有的中国注册商标专用权对包装装潢权归属认定的影响。如何更合理地确定商品提供者，亟需一套标准化的认定方式。

包装装潢权争议多发生在主张权利主体与商标权人分离的情形下。结合实践经验，主要类型如下：

1、第一类：商标权人与实际生产商之间分离

情形 1：商标权人与实际生产商分离，但二者具有一定主体关联。如多品牌运营集团将商标统一交由股份公司持有，另设公司管理生产运营。若无利益冲突，一般无争议；若出现冲突，需凭其他因素进行法律定性。

情形 2：原始设计制造商（ODM）模式中，生产厂对商品知名度具有实质性贡献。ODM 模式下，生产厂自主完成研发设计与制造。若生产厂对包装装潢知名度和影响力起到重要贡献（如拥有核心专利配方并在包装上体现），其是否应共同享有权益值得探讨。

2、第二类：商标权人仅提供品牌授权，实际经营者为其他主体

情形 3：轻资产商标出租模式。商标权人仅授权许可，实际经营者负责运营销售。实际经营者依赖商标既有知名度，商标权人也间接贡献于销量，导致权属认定难。

情形 4：商标分割许可模式。商标权人自身经营同时授权他人独立运营。双方均对包装装潢知名度有贡献，一概将权属归于任一方均不完全合理。

3、第三类：商标权人与中国总代理/总运营之间就包装装潢权属产生争议

情形 5：名为总代理/总运营，实为对全部或部分商品进行了实际经营。如“红牛”案中，对于经授权生产并经营的行为，构成商标权人与实际经营者分离，造成权属争议。

情形 6：外国商标权人与中国总代理/总运营为相同实控人，实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常见于“假洋牌”或仿冒知名品牌规避侵权责任的情形。若双方利益不一致，争议尤为复杂。本案即属此类，且涉及中外商标分属不同主体，实控人变更导致利益冲突，考量因素更为复杂。

包装装潢权属争议的核心在于：除商标权人外，是否有其他主体实质性参与经营并为商誉积累做出实质贡献，且该贡献并非仅归属于商标权人。对此，司法实践存在三种主要观点：

1、观点一：包装装潢权可以归属于非商标权人的其他主体

代表案例包括本案两份一审判决及其中一份二审判决，以及“红牛金罐包装装潢不正当竞争案”一审判决。法院基于商品包装及宣传材料展示的来源信息、公众认知等，认定实际生产商或长期实际经营者享有包装装潢权益。法院强调，商标权与包装装潢权益性质不同，不能简单比较先后顺序，需兼顾利益平衡与市场秩序。

2、观点二：包装装潢权归属于商标权人

代表案例包括“红牛金罐包装装潢不正当竞争案”二审判决及“王老吉红罐凉茶包装装潢不正当竞争案”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商标权人对品牌知名度的维护是产品知名度产生的基础；包装装潢包含商标标识，消费者往往据此认定商品来源。实际经营者的贡献已通过销售回报体现，或其行为未阻断与商标的联系，故权益应随商标走。

3、观点三：包装装潢权由商标权人和其他主体共享

代表案例包括本案一份二审判决及“王老吉红罐凉茶包装装潢不正当竞争案”二审及再审裁定。法院避开非此即彼的认定，认为双方均对权益形成有贡献，且消费者已将包装装潢与双方建立联系，故允许共同使用或认定共同享有，呈现“默示共享”状态。

4、小结

综上，包装装潢权益归属并未形成统一裁判标准，结论极具个案化特征，取决于具体考量因素的权重。

尽管无统一结论，但通过梳理可归纳出以下关键考量因素：

1、包装装潢与商标标识的可分离程度及其权重

商标标识与包装装潢的使用方式、可分离程度及识别作用是重要要素。二者越不可分离且商标识别作用越强，包装装潢权归属于商标权人的概率越大。审查时可考虑：

若移除商标后包装设计过于简单或通用，则来源指向作用主要由商标发挥，权益归商标权人更合理；反之，若移除后显著性仍强，则可能单独指示其他提供者。

商标越显著、识别作用越强，公众越倾向将包装装潢来源认定为与商标一致。若商标仅是组成部分之一，整体视觉效果更重要，则包装装潢权可能单方归属于非商标权人。

2、其他主体对包装装潢影响力的贡献程度及贡献方式——是否以自身名义

非商标权人主张权利，需证明其对包装装潢影响力形成做出了实质性贡献，且是以自身名义。考量因素包括：

贡献需达到实质甚至主要程度，方能对抗具有公示性的商标权。司法判决多着重考察其他主体对影响力的贡献程度。

这是核心要件。商业标识的基本特征是指示商品来源，非商标权人必须证明包装装潢能指示其自身。举证要点包括：包装标注信息（厂商、出品人等）、溯源信息指向、广告宣传主体、参展获奖主体及双方约定等。需综合判断，单一事实通常不足以定论。

3、市场认知

市场认知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防线。若消费者已将包装装潢与特定经营者建立稳定联系，而法律归属另一经营者，可能导致混淆。法院通常通过产品包装信息、广告宣传、产品定位介绍、第三方报道及消费者评价等客观事实间接推断市场认知。

综上所述，法院在判断包装装潢权益归属时，主要在两个维度寻求平衡：一是“形成端”，考察谁对权益形成作出实质性贡献；二是“识别端”，考察包装装潢在相关公众心中与谁建立了稳定的来源联系。当两端指向一致时归属明确；指向不同时，需综合法律关系、合作历史、公平原则及市场认知等因素，作出个案裁判。

包装装潢作为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未注册商标”，其权益归属根源于多主体共同参与经营的现实。司法裁判不应一概采取“权属随商标走”或“谁使用归谁”的推定。

在无明确约定情况下，需综合考虑商标在包装装潢中的识别作用、其他主体的贡献及其方式（是否以自身名义）、以及市场认知等因素。即综合考量代表使用的“形成端”与代表市场认知的“识别端”。当两者结论不一致时，需在个案中对各方利益进行细致权衡，作出相对公平合理、利于防止市场混淆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