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全球普通家庭因高昂成本推迟生育时，超级富豪们却正利用财富与科技，将“造人”打造成工业流水线。从徐波的百子合照到马斯克的“军团计划”，这场关于基因、权力与伦理的博弈正在上演。
作者：于辛巴
来源：十点人物志（ID：sdrenwu）
01 超级富豪的“批量造人”现象
2026 年 7 月，多益网络创始人徐波发布的一张“百子合照”引爆舆论。照片中上百名儿童整齐排列，其父亲正是自称“中国首父”的徐波。尽管网友质疑照片真实性，但在其与前任的财产官司中，徐波方回应称子女数量“确实有一百多个”。《华尔街日报》随后报道，徐波通过美国代孕等方式拥有超过 100 名孩子。
图源：多益网络发布的百子合照
徐波并非孤例。在全球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超级富豪群体却呈现出惊人的繁衍规模：特斯拉 CEO 马斯克与四名女性育有十余位子女；Telegram 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宣称其生物学子女已超 100 人；俄罗斯开发商斯蒂凡·索洛维耶夫亦拥有 22 个孩子。
互联网新词"Kidmaxxing"（极致生育）应运而生，特指富豪利用无限资源大规模生育的现象。杜罗夫曾公开表示，除自然生育外，他通过匿名捐精在至少 12 个国家拥有后代，并承诺承担所有使用其精子女性的试管婴儿费用，甚至计划建立 DNA 数据库让散落全球的子女相认。此举虽被包装为“公民义务”，却也引发了关于伦理与家庭责任的巨大争议。
杜罗夫与前女友及孩子的合照
相比之下，马斯克的生育观更具“文明战略”色彩。他将低生育率视为人类存续的最大威胁，呼吁每人至少生三个孩子，并身体力行地构建自己的“后代军团”。据报道，他在奥斯汀斥资 3500 万美元修建大型别墅群专门用于养育子女，甚至曾表达过希望通过代孕将后代扩充至“军团级别”的意愿。
马斯克和他的孩子们
更为极端的是美国保险业大亨格雷格·林德伯格，其团队曾被指控以招募模特为幌子，诱导年轻女性捐卵并签署放弃亲权协议，以此实施激进的生育计划。这些案例表明，“多生育主义”正从个人行为演变为一种借助资本与技术的社会运动。
02 驱动富豪疯狂繁衍的深层逻辑
超级富豪为何痴迷于工业化规模的繁衍？首要动力源于对自身基因优越感的极度自信。
基因优越与精英传承
马斯克曾直言希望聪明人多生孩子，其伴侣多为作家、音乐人或高管等精英阶层。杜罗夫则将自己的精子称为“高质量捐献材料”。《纽约时报》评论称，这些富豪视传播自身 DNA 为对人类的馈赠，如同古代君王坚信神圣血统。
马斯克与 Neuralink 高管希冯・齐里斯
权力布局与风险分散
对于豪门而言，子嗣不仅是血脉延续，更是精心计算的权力布局。徐波曾在听证会中表示，希望在美国生育约 20 名男孩作为商业帝国继承人，理由是“男孩能接管家业”。向太陈岚也曾指出，豪门继承靠的是“筛选”而非单纯培养，只有通过扩大基数，让子女在激烈竞争中胜出，才能确保家族基业长青。
向太陈岚讲述相关话题
技术赋能与伦理边界
科技的进步打破了生理限制。IVF（试管婴儿）、胚胎冷冻、跨国代孕以及多基因评分技术，使得一名男性可同时通过多名女性生育后代，并能对胚胎进行性别选择或疾病筛查。马斯克使用的多基因胚胎筛查技术耗资数万美元，可依据期望的基因图谱选择胚胎；而林德伯格甚至明确要求代孕产出"12 个金发碧眼的男孩”。
辅助生殖技术让“定制婴儿”成为可能
03 生育工业化背后的伦理代价
当生育变成流水线作业，其背后的伦理代价与社会风险不容忽视。
女性身体的商品化风险
取卵与代孕是有创医疗程序，女性需承担激素紊乱、手术创伤及妊娠并发症等风险。在监管薄弱地区，商业代孕常伴随欺骗、强迫甚至人口贩运。低收入国家的女性往往处于产业链底端，缺乏充分的知情同意与医疗保障，身体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
《代孕者》剧照反映了行业乱象
被物化的儿童命运
在批量生育的逻辑下，孩子面临被物化为“商品”的风险。媒体报道显示，存在因委托方反悔、法律纠纷导致的“库存婴儿”。俄乌战争期间，乌克兰一家代孕机构地下室曾安置数十名等待认领的新生儿，场景令人揪心。此外，若父母无力提供陪伴，大量子女可能面临无人看管的困境。
等待被领养的代孕婴儿
缺失的陪伴与责任
徐波曾在法庭上承认，因工作繁忙从未见过由保姆抚养的代孕子女。法官艾米·佩尔曼对此表示震惊，并以“超出正常家庭范畴，可能对孩子不利”为由驳回了部分亲权申请。
图源：《华尔街日报》
对于超级富豪，孩子或许是继承人、基因载体或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但对于具体的孩子，家庭意味着名字、性格被知晓，意味着生病时的陪伴与放学后的问候。金钱与技术可以拓宽生育边界，却无法批量复制时间、陪伴与责任。当“一个人最多能生多少孩子”不再是问题时，更值得追问的是：谁将真正走进这些孩子的生活，承担起漫长而具体的养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