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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事|米莱视角的中国财政金融问题

天下事|米莱视角的中国财政金融问题 老田投研3
2026-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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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假如把哈维尔·米莱那套“最小政府、最大市场”的执政语言,套用到中国财政金融治理场景里,会发生什么?他肯定无法
若将哈维尔·米莱“最小政府、最大市场”的执政理念置于中国财政金融治理场景,显然无法照搬阿根廷的“休克疗法”。中国作为单一制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且区域发展不平衡,决策者需超越激进修辞,回归三个核心命题:资金来源、信用流向与激励机制。

一、中国现行财政状况评价

2025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24.48 万亿元(中央 10.49 万亿,地方 12.21 万亿),支出约 31.56 万亿元,地方支出占比高达 85%。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决算约 10.18 万亿元,2026 年预算升至 10.4 万亿元。这意味着地方每支出 100 元,约 40 元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全国 31 个省份中,无一实现收支完全自给。沿海发达省份自给率在 70%—90% 之间,而西藏、青海等西部省份低于 30%,西藏甚至仅为 13.8%。
土地财政紧缩态势明显。2026 年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21.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 31.5%。过去二十年支撑地方基建与偿债的土地出让金闭环快速收窄,而社保、教育及债务付息等刚性支出持续增加。同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4.7%,但地方本级仅增 2.7%,内生财力修复速度慢于支出惯性。
综上,中国财政虽无“破产”风险,但面临显著的“结构紧张”。其韧性源于中央赤字可控、国债本币计价及跨区转移支付能力;压力则来自事权下沉、财权上收、土地红利消退及部分区域陷入“依赖转移支付—缺乏改革动力”的循环。米莱式批评中关于“大锅饭”的警示在省际维度确有映射,但全盘否定转移支付在中国语境下并不成立,西部义务教育、边境基建及粮食安全等均离不开纵向统筹。

二、中国现行金融状况评价

当前货币总量充裕但信用结构分化。2025 年末,M2 同比增 8.5%,社融存量同比增 8.3%,企业贷款加权均价及个人房贷利率均降至 3.1% 的历史低位。然而实体感知不一:专精特新、普惠小微及绿色贷款增速较快,而房地产与平台类融资持续收缩,多数省份城投债净融资下滑。
宏观杠杆结构发生转移。2025 年实体经济宏观杠杆率约 302.4%,其中居民杠杆率连续下降至 59.4%,非金融国企杠杆率达 174.6%,政府部门杠杆率升至 68.4%。简言之,居民去杠杆、民企融资难,政府与国企加杠杆托底。社融增量中政府债券与央企信贷占主导,货币沉淀于金融空转与化债置换,未充分进入实体产能循环。
金融风险表面平静,底层正在重组。2025 至 2026 年大规模发行再融资债券置换隐性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压减。虽然置换将“高息隐性”转为“低息显性”,但未根本改变部分区域现金流无法覆盖刚性支出的事实,中小金融机构与地产链坏账仍在缓慢出清。
中国金融呈现“政策驱动型信用中介”特征:央行守住底线,商业银行半市场化运作,地方平台兼具企业与财政属性。该机制在增长期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在拐点期易将风险平移为远期财政负担。

三、财政金融双重成因分析

第一,分税制遗留“事权沉、财权浮”架构。1994 年分税制集中了中央收入,但大量支出责任留在地方。2024 年地方支出占全国 86%,本级收入仅占 54%,缺口依赖转移支付。基层政府承担主要执行成本却缺乏稳定税源,导致越依赖拨款越无动力培育本地税基。
第二,土地财政掩盖了依赖本质。2009 至 2021 年,土地出让金高增长让中西部城市得以大规模基建。随着地产下行,旧模式难以为继,所谓“地方活力”实则是金融杠杆与东部纳税人通过转移支付的间接补贴。
第三,转移支付结构偏重“保运转”而非“奖效率”。一般性转移支付按缺口补偿,难以体现改革激励,导致落后地区缺乏改革动力,形成“不改也拿钱”的理性选择。
第四,金融侧将财政压力“再融资化”。通过平台举债、银行扩表及央行流动性支持,实质上形成了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与金融化,微观风险转化为宏观分母,挤出了民企融资空间。
第五,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房价下行与收入预期减弱导致居民主动去杠杆,私人部门不扩表迫使政府被动加杠杆,若投资仅集中于基建而忽视民生,乘数效应递减,进一步推高政府杠杆率。

四、改革原则:中庸之道

米莱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措施不符合中国国情,但其“价格信号、创造者留利、失败者退出”的内核可转化为五条适用原则:
  1. 财政原则:保底线但不养懒政,转移支付从“按缺口补”转向“保基本 + 挂钩改革”。
  2. 财权原则:培育地方税基,实现挣钱的地方留得住钱,花钱的地方扛得起责。
  3. 金融原则:信用回归风险定价,国企与城投不再无偿占用廉价储蓄。
  4. 退出原则:推动僵尸企业出清与平台退场,以十年平滑替代一夜休克。
  5. 目标原则:不搞硬着陆,将杠杆从“政府低效托底”转向“股权与民间高效投资”。

五、财政侧改革:从大锅饭到分灶吃饭

  1. 事权上收,责任对称。义务教育、基础医保、养老及跨界环保等改为中央或省级为主承担,扭转基层支出责任过重的局面,由全国买单保障底线公平。
  2. 构建稳定地方税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房产税试点扩围、资源税及数字经济税收分成,让东部增量财源留存比例提升,西部通过转移支付保底。
  3.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拆分为“底线块”(按公式透明分配)、“改革块”(按进度奖补)与“专项块”(收缩范围并限制配套比例)。
  4. 土地财政退场配套偿债计划。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替换高息隐债,设立省级过渡基金优先填补社保缺口。
  5. 机构瘦身。通过自然减员、买断及购买服务等方式精简编外人员,设定财政供养人数年均下降指标。

六、金融侧改革:从政策信用到风险信用

  1. 疏通利率传导。降低 MLF 质押门槛,差异化存款保险费率,让 LPR 真实反映资金成本;结构性工具从“普惠撒网”转向精准支持科技与碳减排。
  2. 信用占用计价。单独披露平台贷款余额,逐年加码资本占用;央企子公司发债依据主业现金流评级,释放被挤出的民企信用空间。
  3. 厘清央行角色。央行专注稳汇率与系统安全,不直接替财政买单;基础货币投放转向国债买卖,财政发债与货币吞吐在阳光下运行。
  4. 居民端杠杆转移。将部分国企分红与特别国债收益转入居民社保账户,发展 REITs 与养老金第三支柱,引导资产从房产增值转向金融分红。
  5. 宏观审慎管理。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先进制造、算力及银发经济,避免低效重复建设。

七、财政与金融的交叉点:化债、资本与预期

化债需金融配合。允许商业银行将低息置换债计入优质流动性资产,同时压降对平台贷款的久期错配;设立省级信用修复基金,将坏账从银行表内移至 AMC 并按十年摊销。
资本市场承接财政退坡。通过北交所、科创板及并购重组绿色通道,将居民储蓄转化为科创资本,推动混改真分红与平台真退场。
预期管理协同。财政确立规则(中央保底、地方拼税源、平台退场),金融提供价格信号(好企业低成本、坏平台高成本),以此提振民企投资与居民消费信心。

八、结语:适合中国的改革路径

若剔除激进词汇,适合中国的财政金融新政可概括为:让发达地区多留税以激励创造,让欠发达地区由全国池子保底但挂钩改革进度;打破城投借新还旧,让银行按风险定价服务民企;明确央行与财政部职责边界;推动国企分红与居民资产多元化。
中国无需阿根廷式的断崖式改革,但需剔除“财政大锅饭”中的官僚损耗与金融沉淀。展望 2030 年,合意状态应是中央杠杆略升、地方显债可控、转移支付重在奖勤罚懒、M2 增速与名义 GDP 匹配、民企贷款占比回升及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核心逻辑在于:谁创造谁留利、谁风险谁定价、谁兜底谁定规则。
#阿根廷 #米莱 #财政 #债务 #金融 #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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