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风险与制裁合规要求介入海运环节后，争议常始于绕航或中转受阻，继而延伸至续运义务、额外费用承担及货物交付责任。面对外部突发事件，费用与损失的归属需回归合同约定与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定。
近期，多起因战争风险、制裁合规及航线变更引发的跨境运输争议频发。货物在途长期受阻时，承运链往往以安全风险、运营限制或合规审查为由提出处置方案，并要求货方先行承担新增费用，将其作为继续运输的前提。
此类争议的核心不在于风险事件本身是否存在，而在于运输合同对目的地及承运人变更权限的约定、风险与延误的因果关系，以及承运人是否履行了通知和减损义务。这些要素构成了责任分配的基础。
一、中转受阻后的费用争议
在近期案例中，出口货物原定经第三地转运至目的地，但在抵达中转地后后续运输长期停滞。承运链提出替代方案，却要求货方先结清一笔显著高于原运费的费用（含滞箱费、仓储费、转运费等），方可继续操作。
承运方常援引战争风险或合规要求解释替代安排，而货方则面临交付违约、下游催告及费用持续累积的多重压力。若未及时回应承运人的临时方案，可能被视作默认接受新的费用结构或运输安排。
处理此类争议，首要任务是确认原合同约定的是“到中转地”还是“到最终目的地”的联运服务。当提单卸货港与最终交付地不一致时，需结合订舱文件、提单记载及双方往来记录，综合判断承运人是否仍负续运义务。单方援引格式条款通常不足以界定完整责任边界。
二、外部风险的免责审查
战争风险虽影响履行方式，但不当然免除承运人的合同义务。承运人主张不可抗力、战争风险或合规限制时，须举证说明风险发生时间、具体受影响航段、替代运输不可行的原因，以及已采取的减损措施。
若涉险航线或交易要素在订舱时已明确，承运人对相关风险的知悉程度将纳入审查。其是否调整过安排、事发前后是否提供替代方案、同期是否存在可行路径，均直接影响不可抗力主张的成立与否。
针对制裁合规因素，需区分事实与法律后果。承运人或其代理因自身合规政策暂停服务，不能直接豁免中国法项下的续运义务和费用责任。企业应要求对方书面说明受限环节、合同依据、替代方案及费用计算基础。
费用争议的审查重点在于成因。滞箱费和仓储费虽与滞留时间相关，但滞留原因、货物控制权归属、是否存在可行续运方案及通知及时性，均决定费用承担主体。若承运人主张超出提单记载标准的费用，必须提供充分的合同与事实依据。
外部风险不能替代对合同文本和履行记录的严格审查。只有将战争风险、制裁审查、改港及滞留等事实置于各方约定的运输路径和责任框架中，才能准确判断承运人是否有权改变目的地、停止续运或主张额外费用。
三、争议发生后的处置重点
货物在中转环节受阻后，企业应立即固定全链条文件，包括订舱确认、托书、提单、运费确认、改港通知、船舶动态、往来邮件及费用账单等。对于海外代理转发的通知，务必保留完整邮件头和原始附件，以便逐项核实承运人关于风险原因及后续安排的说法。
企业应尽快向合同相对方发出书面询问，要求明确货物位置、续运状态、预计安排及费用明细。若对方以付款为续运条件，企业须在沟通中明确保留对费用性质、金额及责任归属的异议，避免被认定为全盘接受。在确有必要继续运输时，可在保留权利的前提下评估临时方案，同时敦促对方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合同审查应覆盖货代与承运人的订舱安排、无船承运人提单，以及企业与下游客户的买卖合同。前序合同决定运输义务与费用归属，后序合同关乎迟延交付索赔风险。涉及制裁敏感因素的交易，还需确保运输文件与合规文件的一致性。
从缔约阶段看，企业应将战争、制裁及替代港条款具体化。条款需明确风险发生时绕航或改港的决策权、通知时限、替代港是否视为交付完成、新增费用的项目与上限，以及无法续运时的解除或返运机制。通用的不可抗力条款难以覆盖货物抵达中转地后的复杂情形。
在海运纠纷交织战争风险与制裁合规的场景下，争点远超一张费用账单。承运人能否完成运输、货物滞留原因、替代方案合理性及费用是否因处置不当而扩大，均需基于证据和合同进行研判。一旦收到改港通知、异常账单或滞留预警，企业应尽早结合现有证据制定应对方案，遏制损失蔓延。
作者：施沈畅，协力律师事务所、中国及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业务领域：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海关、国际贸易；联系方式：+86 17702110912
原标题：绕航、滞留与高额账单，海运受阻后的责任分配与争议解决
（来源：国际贸易合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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