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AD期刊 |《浙江建筑》| 张延，窦立苑 | 宁波运河沿线聚落的形成机制与类型特征研究

宁波运河沿线聚落的形成机制与类型特征研究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ttlements along the Ningbo Canal

张　延¹，窦立苑²

ZHANG Yan¹,DOU Liyuan²

1.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000

2.海曙区文物管理所，浙江 宁波 315000

Abstract

Ningbo, a coastal city characterized by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rivers and canals, has developed a multifunctional waterway system integrating irrigation, flood control, navigation, and commercial trade. Supported by this water network pattern, the settlements along the line present a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 of "built along the water, extending along the river, and gathering nodes". Depending on the functional hierarchy of waterways and their function difference in transportation, these settlements exhibit a spatial structure marked by clear hierarchical differentiation and uneven density distribution. Based on dominant functions, four typical settlement types are identified: hydraulic-control settlements, navigational-node settlements, commercial-trade settlements, and salt-transport-specialized settlements.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canal settlements, as significant forms of human habitation, are shaped by a confluence of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often exhibiting overlapping and hybri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Ningbo canal settlements; formation mechanism; functional type; spatial pattern; multi-factor coupling

宁波运河位于中国大运河最南端，是浙东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南方滨海地区河网密布下的网状格局”“合理避潮，形成科学复线运行线路”“连接海上与内陆，促进经济文化交融”的独特特征^［1］。宁波倚山枕海，构成完整的“山—原—海”地理单元；区域内水网纵横，历史上通过修建闸、坝、堰等系列控制工程，对全域水网进行开凿、疏浚与整合，使运河运输能力深入腹地、覆盖城乡，呈现出“以河为脉、以网成势”的格局，沿线聚落依水而建、沿河延展。

学术界关于宁波运河聚落已有一定研究，涵盖宁波地区史前聚落考古、地理格局演变、运河系统与聚落景观、村镇个案研究及相关保护规划。本文以既有研究为基础，结合宁波市自2009年大运河申遗启动以来持续开展的调查资料，通过历史文献及档案梳理、实地调研与空间形态分析，采用类型学与比较研究等方法，系统探究宁波运河聚落的形成机制与类型特征。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区域运河历史地位与社会价值的认知，揭示运河形成与发展对区域人居空间及城镇地理格局的影响，对保护和传承运河文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宁波地处宁绍平原东端，三面环山，濒临东海，地理环境独特。历经远古时期的海陆变迁，至距今约5 000~4 000年前，宁绍平原经海退逐渐成陆，人类得以在此长期垦殖定居。区域内山间谷地众多，径流丰沛；且雨量充沛，河湖纵横。据文献记载，宋代宁波平原有湖泊217处，为全国湖泊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2］，素有“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3］的水乡泽国之称。宁波运河充分利用自然水系与天然径流，以较少的工程量整合区域水网，形成坡降小、水流平缓的网状河道格局^［4］，贯通全域河湖水系，交通四通八达（图1）。

图1 宁波运河线路情况示意^[5]

宁波运河整合姚江、奉化江、甬江三大水系及流域内众多溪流，形成三级河道系统。

第一层级为干流主线：运河接浙东运河上虞段后，在余姚境内分两支汇入姚江——一支经四十里河及与其平行的十八里河入姚江，另一支经余姚马渚横河，过斗门曹墅桥汇入姚江干流。宋代以后，马渚段成为主航线。姚江西流横贯余姚，在丈亭与慈江交汇：一支经宁波三江口入甬江出海；另一支为慈江，经小西坝与姚江相接。奉化江为西南方向的主干水道，在宁波三江口与姚江汇合。

第二层级为连接城乡的支线运河，构成放射状的内河水网，包括通向东钱湖的后塘河和中塘河，通往鄞江的南塘河与西塘河等。此外，还有连接各区域段的中大河、小浃江、颜公渠、运瓷专线快船江等区域性河道与货运专用航道。

第三层级为众多穿梭于城镇、村庄之间的溪流及梳状河流，承担灌溉、防洪与运输等复合功能。不同层级的河道因所经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商贸地位差异，航道等级亦各不相同。

运河对沿岸聚落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水网交织的地理环境使当地居民自古便依赖水运，擅长舟楫，正如《越绝书》所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6]东晋以前，聚落间主要通过自然河道以舟楫相连。据记载，余姚至宁波段运河在东晋时已可通舟楫，隋唐时期更可通行大型贸易货船。

唐代以后，水利工程的完善极大促进了土地开发和平原聚落的兴起。通过对境内湖泊的开凿疏浚，以及堰、坝、堤、塘等水利设施的修建，不仅健全了“三江六塘河”的内河体系，还逐步形成了集灌溉、蓄泄与航运于一体的区域水运河网系统。发达的水运推动了宁波地区的生产专业化和经济发展。腹地所产海产、棉花、草席、蚕丝等货物经内河网络转运至宁波，再通过浙东运河接入大运河，运往内地或出口^［7］。据《宁波港史》记载^［8］，唐代贡品如蚶子等海鲜、上林湖秘色瓷等官窑产品，皆经运河运往长安；宁波鱼胶、稻米等亦行销各地。水运的便利保障了区域间物资流通，促进了沿线市集与市镇的兴起，带动了新聚落的生成和原有聚落的发展。

姚江河谷段是宁波运河聚落密度较高的区域之一。姚江段运河作为连接内陆与宁波的最主要水陆通道之一，沿线湖泊为运河提供了稳定的水源补给，承担“水柜”功能，保障了水运与陆路交通的稳定运行。沿线余姚、丰惠、慈溪等聚落作为区域政治中心迅速崛起，丈亭、马渚、半浦、大隐等村镇亦沿河分布，承担物资补给、货物装卸、客运转运等功能（图2）。

图2 姚江河谷段运河聚落分布示意^[9]

宋代六塘河开凿疏浚后，沿河道圩田聚落获得较大发展：沿西塘河有高桥镇，沿中塘河有凤岙村，沿南塘河有前虞村，沿后塘河有东吴村等，均体现出河道水系对区域聚落分布与演变的深远影响（图3）。其他区域如中大河沿线、小浃江沿线等，也分布有一定密度的运河聚落。

图3 宁波塘河分布及周围聚落分布^[10]

宁波运河聚落呈现出“州府城—县城—镇—村落”的等级化特征。州府城以宁波府城为核心，自821年定址三江口以来，凭借运河联通内陆与海外，成为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11］。主要县城沿运河主线分布，包括余姚（姚江航运副中心）、慈城（依托慈江衔接甬绍）、镇海（扼守甬江口，控扼海陆），均为水路枢纽与区域重镇。城镇多位于运河主线或支线的关键节点，因交通、渡口、驿站或商业而兴起，承担物资中转与商贸服务等功能；自然村落则主要分布于连接城乡的支流河道沿线。

3.1 运河水利工程相关型聚落

宁波历代重视水利建设，通过河流疏浚、修建闸坝、碶堰及海塘等工程，保障运河通畅与农业灌溉。以鄞江上游的它山堰水利系统为例：自唐代起，陆续修筑了它山堰、仲夏堰及多座碶闸；南宋时期又重修并扩建乌金、积渎、行春三碶，增建回沙闸、保丰闸等设施。由此可见，为维持其使用功能，古代宁波的水利工程需频繁修缮与长期维护。在关键区段，因专人管理与维护的需求，催生了与水利工程密切相关的聚落类型。

大西坝村位于姚江南岸与西塘河交汇处，是水利工程相关型聚落的典型代表。村名源于宋代所建的大西坝（初称“西渡堰”），始建于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初为泥质坝。由于姚江与内河水位存在落差，船只须经“过坝”方能通行。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年），沿海制置大使吴潜将其重建为石坝；明代因河道淤积，坝址移至更近江口处。作为浙东运河连接宁波府城与京畿的重要关隘，大西坝设有专职人员负责船只牵引与官员迎送，并配套建有供官员休憩的“官厅”、祈佑航行安全的“普渡庵”，以及防雷避险的“雷祖殿”等设施。

据南宋《宝庆四明志》^[12]记载，堰设牛埭，配有堰夫18名、牛8头；明代则额设坝夫10名，长期驻守。南宋《开庆四明志》^[13]描述其“舳舻相御，上下堰无虚日”，足见当时航运之繁盛。因工程维护与航运服务需求，人员不断聚居，逐渐形成村落，为过往行人提供休憩、补给、货物存储与转运等服务。

村落空间呈“船型”布局，街巷结构为“大西坝河 + 临河长街 + 长弄 + 支弄”的梳子状体系：沿河主街呈弓字形，沿线设有15处河埠头供船只停靠；三条长弄垂直于主街延伸，连接内部支弄（图4）。村内还建有题刻“明州锁钥”的炮楼，以及上、下凉亭等公共设施。建筑以宅第民居为主，形式古朴，多就地取材，采用木、石、砖等传统材料。村民生活方式与运河紧密相连——以河为水源，从事农耕、捕鱼等活动，呈现出典型的耕读传家式水乡聚落景观。

图4 大西坝村格局形态示意^[14]

3.2 运河航运节点型聚落

运河水路交汇处因交通便利、船只集散频繁，成为聚落形成的重要诱因。位于姚江与慈江汇流处的丈亭老街，是宁波地区典型的航运节点型聚落。自宋代开通慈江—中大河航线后，船只可由此避开姚江下游的潮汐风险，直抵宁波或出海口，丈亭因此成为宁绍地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受姚江潮汐涨落影响，过往船只常在此候潮待行，商旅云集，摊铺、酒肆、客栈等服务设施渐次兴起。商业的繁荣推动其由村升格为镇。 历史文献对丈亭的记载较为丰富。《宝庆四明志》^[12]载其逢市日之盛况，并称其为屯兵要地；历代文人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南宋诗人陆游等均曾途经此地，并留下诗作描绘其航运繁盛之景。

老街沿慈江北岸东西延伸，全长不足300 m，以石板铺路。北侧纵深分布着史家弄、集友弄、卖柴弄及三和弄等四条巷弄，巷内多为传统民居。沿街建筑多为清晚期至民国时期遗存，临街而建，保留典型的前店后宅或下店上宅的商铺格局。丈亭历史上设有两个渡口：一为丈亭渡（又称宋家渡），一为丈亭南渡（又称郑家渡），目前仅后者尚存。

作为浙东运河千年航运的历史见证，丈亭老街融合了河埠头、水工设施与历史街区风貌，完整展现了因航运节点功能驱动而形成的运河聚落的发展历程与空间格局特征。

3.3 运河商贸活动型聚落

宁波地处沿海，部分区域为沙岸滩涂，土壤贫瘠，农耕艰辛且产出有限，居民素有经商传统。据记载，元代宁波地区半数以上人口从事商业活动^［15］。自古以来，宁波便是区域性的商业中心，商业环境发达：两宋时期市镇迅速崛起，出现了专业化市场——“行”，如竹木柴炭集市、鱼虾水产品市场、棉花产地集聚区等；元代以后，更发展为长江下游各港口的海上货运代理枢纽，与东南沿海、岭南及北方诸港贸易往来频繁^［7］；至明代末期，宁波城乡市场经济空前繁荣，商业市镇星罗棋布。尤其在古代，水运成本低廉，运河凭借经济性与通达性，极大促进了沿线商贸活动的兴盛^［16］。于是在运河交通要道与渡口处，逐渐形成以农副产品交易为主的“集市”，进而推动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位于宁波平原与四明山区交界处的凤岙村，是运河商贸活动型聚落的典型代表。其水陆交通便利，旧时东临广德湖；北宋时期广德湖被填湖造田后，中塘河遂成为沟通宁波城区与西南平原的重要水上通道，航船往来密集，带动沿线村镇繁荣。因地处商贾聚集、货物集散与中转要冲，凤岙村于清代乾隆年间形成“凤岙市”，为宁波周边最早的23个农村集市之一，亦称“西乡第二大市”。民国时期达到鼎盛，被誉为“鄞西第一古街”，民间素有“东乡韩岭市，西乡凤岙市”之说。

《鄞县通志·舆地志·市集》记载，凤岙曾有店铺百余家，经营南北货、钱庄、布庄、米店、药店等，业态丰富^[17]；宁波老字号“王升大”即始创于此。村庄南临凤岙市河（中塘河支流），西倚凤岙溪，村民引南北向溪水入村，形成“T”型水街骨架。旧时村民通过陆路与周边村落联络，借水路将物资运往宁波城区及邻近乡镇。村内老街呈“丁”字形布局，双街临河，前街后河，构成村内商业主轴。街巷空间包含半边街、水街等类型，并设有滨水场坝、船帮下货处等临水功能空间，建筑界面丰富多样，充分体现了运河商贸型聚落的空间特色（图5）。

图5 凤岙村格局示意^[18]

3.4 盐业运输型聚落

宁波沿海盐场众多，制盐业自古以来便是当地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早期即为全国制盐的重要基地。据《越绝书》记载^［6］，春秋末年越国已设盐官管理盐务。唐代，余姚、鄮县等地盐场已享有盛名；至两宋时期，盐场遍布各县，其中慈溪鸣鹤盐场、象山玉女溪盐场尤为著名。据史料记载，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年），宁波地区设有盐场12座，年盐额达5 000袋（每袋150 kg）。明代洪武年间，宁绍府下辖12个盐课司，其中8个位于宁波境内，所产海盐以质优闻名^［16］。由于盐业物资多依赖水运在内陆与腹地之间转运，这一运输需求有效促进了沿线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慈溪鸣鹤镇是宁波典型的盐业运输型聚落，其建置始于唐代，居民长期以渔业和制盐为生。宋代在此设立“鸣鹤场”，产盐量高且品质上乘；明代设盐课司，为宁波地区八个盐课司之一，并建有三处盐仓，时称“东南赋税之最”。清乾隆以后，因海涂北移、卤源减少，盐场逐渐衰败。镇西的盐仓山即因盐仓储存功能而得名。

南宋时期开凿的快船江，是三北盐场海盐外运的主要通道，同时也是瓷器等商品运输及沟通沿山地带文明的重要水道，对三北平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古镇空间格局深受快船江影响，河网密布，街河平行，巷弄垂直相交。整体布局清晰划分为三大功能区：管理区（鸣鹤镇大盐署）、生产区（涵盖煮盐、晒盐、储盐等工艺流程所需场地）和居住区（盐民聚居之所）。

商贸方面，鸣鹤历史悠久，自唐宋以来便是三北地区重要的商业重镇，繁华延续千载。清末民初，镇上商号林立，如经营生漆的徽商“永泰鸿号”、三北最早生产和经销酱油的“致和酱园”，以及经营百货的“张同德”等知名店铺。至20世纪30年代，仍有米粮、蔬菜等贸易行30余家，各类商铺80多家，商业活力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宁波运河不仅是一项水利与交通工程，更是推动区域聚落形成、等级演进与功能分化的关键动力。其水运网络贯通山海、连接城乡，促使沿线聚落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层面紧密互动，共同构建起一个历史悠久、层次清晰、结构完整的水运聚落体系。

依据主导功能，宁波运河聚落可归纳为四类典型类型：水利工程型、航运节点型、商贸活动型与盐业运输型。然而，运河聚落作为复杂的社会空间单元，其形成与分布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往往是多重机制叠加作用的结果。例如，丈亭镇地处姚江与慈江交汇处，最初因船只候潮、人流聚集而发展为航运节点型聚落，后随商业活动持续集聚，逐步衍生出显著的商贸功能；大西坝村虽因宋代大西坝修筑而兴起，属典型的水利工程相关型聚落，但其位于姚江主航道与西塘河交接要冲，历史上亦承担重要航运中转职能；同样，鸣鹤镇虽以盐业运输为核心功能，却长期作为慈溪西部的商贸中心，市镇繁荣逾千年。由此可见，宁波运河聚落普遍具有功能复合性，呈现出多维叠加、动态融合的特征。

运河的形成与发展，是城市与区域文化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聚落影响的深入理解，亟须融合历史学、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开展系统性、整体性与跨领域的综合研究，从而构建更为全面、多元且富有解释力的运河聚落影响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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