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到达厅的嘈杂里，那对非洲夫妻格外醒目。
我问起他们有几个孩子，丈夫伸出七个手指“七个，四个儿子，三个女儿。”
他说这话时，仿佛在清点家族的土地。
而后他自然地反问，我答“三个儿子”。
他微微后仰，像听到了某种不可理喻的新闻：“太少了。why?”
我说起2016年前的独生子女政策，说起后来慢慢放开，说起如今三个已是我的全部力气。
他听着，眉头越皱越深，最后斩钉截铁地摆手——你应该生7-9个。
他伸出手指比划，一个孩子一个店面，长大了各自守着一方生意，整个家族就像榕树一样，根须越垂越多，最后撑起一整片林子。
我忍不住笑了。
养娃的成本太大了，房子、车子、学区、辅导班，每一项都是无底洞。
他却毫不在意地挥挥手。
成本高有成本高的活法，公立学校照样读书，一个房间塞六个孩子照样睡觉。
吃饱穿暖，健健康康，一样能长大。
他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那些让我辗转难眠的焦虑，在他那里轻飘飘地就散了。
那一瞬间，我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从九十年代的某个黄昏穿越而来，落在我耳畔。
我在那样的环境里一路考上大学，来到广州，成家立业。
然后我惊人地发现，自己完全复制了另一种生存逻辑——
当我考虑要一个孩子，第一反应是翻出家庭账本，算算收入够不够，房子够不够大，能不能给孩子最好的。
如果觉得带娃是件劳心费神的事，经济条件又没那么宽裕，那两三个孩子就是我能承受的极限。
这不是什么深思熟虑的价值观，而是整个社会规训在我身上的完美体现。
可客户的生育观又跟我爸妈那代人不太一样。
我父母是被动的——他们只是遵循传统，从没想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多孩子。
但这对非洲夫妻是有意识的选择。
丈夫说得很直白：孩子足够多，家族足够大，生意才能做大。
先有人，再有其他一切。
这是农耕文明或商业文明里最朴素的资源积累逻辑，不涉及教育焦虑，不涉及阶层跃升，只关乎“人”作为一种生产力、一种资本、一种力量。
说实话，我心里某个角落是赞同的。
毛爷爷不也说“多子多福”吗？
这句话被我们这代人当作落后的封建残余，可细想，它背后是一种对生命本身近乎宗教般的信任——相信人多力量大，相信繁衍本身就是价值，相信靠双手能养活所有来到世间的孩子。
这种信任，在我和我的同龄人身上已经消失殆尽了。
我们被房产价格、教育内卷、阶层焦虑吓得缩起了脖子，连多要一个孩子都要反复权衡，仿佛那是一个关乎全家生死存亡的投资决策。
我忽然明白了，我们这代人的焦虑，或许恰恰来自选择太多，而托底太少。
父母那辈人没有退路，生多少都得养，反而养出了松弛。
我们有学区房、有补习班、有各种育儿理论，却反而被困在了
“怎样才算足够好”的迷宫里。
客户说得对——一个房间住六个孩子，确实可以长大。
可我们不忍心，或者说，我们不敢。
广州的楼群在窗外连绵不绝，像一堵堵沉默的墙。
我把他们送到小北酒店门口，帮他们卸行李时，客户忽然拍拍我的肩：“有机会，让我见见你的儿子。”
我笑着点头。
客户遵循着人丁兴旺本身就是一种财富的朴素理念。
而我们的困境或许在于——
明明活在一个可以自由生育的时代，却活出了比被约束时更深的拘谨。
回程的路上，车上播放着一首老歌。
我想起妈妈前年打电话时说，你三个儿子，其实也挺好。
语气里是那种尘埃落定的满足。
她不懂学区房的行情，不懂广州的房价，不懂我的焦虑。
可她懂一件事——孩子来了，日子自然会往前走。
这大概就是两代人之间，最短又最长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