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蓝海现代法律，感谢分享。
国际著名仲裁专家杨良宜先生受上海国资委邀请，就海外投资法律风险防控主题进行授课。针对参会者提出的热点问题，杨良宜先生团队进行了详尽解答。经授权，现将核心观点整理如下，以供业界参考。
投资企业如何应对与投资所在国的税务争议？
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时，首要任务是聘请熟悉东道国税务、环保、劳工、外资政策及制裁法规的本地专业人士（如税务律师、会计师）。各国政策法规差异巨大且动态变化，投资方难以全知全能。因此，核心能力在于掌握国际商业法律的底层逻辑（包括合同法、侵权法、证据法及国际仲裁等），建立敏锐的商业与法律思维，从而能够甄别并有效利用外部专业服务，做出正确决策。
面对税务争议，应对策略分两种情况：若因聘请的专业人士疏忽导致投资不合规，可依据委任合约或侵权理由向其追偿；若投资时合规但遭遇东道国税收政策变更，则需评估政策改变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考虑向当地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或依据双边/多边投资协定寻求救济。若双方均为《华盛顿公约》签约国，还可启动投资仲裁向东道国政府施压。
投资企业被境外制裁时要从哪些方面入手保障自身权益？
境外制裁问题与中国企业息息相关，具有高度不可预测性，涉及公法与私法多个层面，建议从以下五方面入手：
- 跟踪制裁动态：密切关注国内、相关外国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制裁清单与规则变化。
- 确保实操合规：在法律框架下确保业务操作合规，这是生存底线。
- 重视证据保全：违反制裁的惩罚基于证据，企业需熟悉证据法，妥善制造与保存相关证据以自证清白。
- 完善合同条款：在商业合同中加入“制裁条款”（sanction clause），构建保护性防火墙。
- 聘请本土律师：一旦面临调查，必须聘请制裁地的本土律师。此时对监管机构人员与行事风格的了解往往比纯理论更重要，因为此类事件多涉及漫长的谈判与和解，人脉资源至关重要。
当投资企业发生境外诉讼时，如何应对“法人人格混同”指控？
公司独立人格与有限责任是普遍原则，投资者常设立特殊目的公司（SPV）以隔离风险。但在欺诈、侵权或逃避债务等情形下，各国法律均存在“刺破公司面纱”的机制。英美法系对此分为三个层面：
- 集体诉讼：在涉及公众利益的案件（如大型油污、药害事件）中，法律往往不接受公司独立人格抗辩，直接追究母公司责任。
- 一般侵权：原则上承认独立人格，但若集团公司深度参与侵权，易被牵连。
- 商业交易：最尊重公司独立人格。商业合约基于自愿，若未在谈判期要求集团担保，事后很难主张人格混同。英国法下，除非证明存在骗局（sham），否则极难刺破面纱。
目前国际上关于“集团公司原则”与“刺破公司面纱”的认定存在分歧。例如在仲裁协议约束力问题上，法国态度较宽容，而英国更为严格。近期 Kabab-Ji 案中，英法最高院对同一案件作出相反判决，反映出普通法系对维护商业秩序与公司独立性的坚持。此外，原告常利用人格混同作为诉讼策略，试图在有利管辖区拉入更多被告。中国企业应明确，除非涉及欺诈等极端不诚实行为，否则法律倾向于保护公司独立人格。
国资监管规定在境外的延伸使用遭受争议，该如何处理？
国资委制定的规则属于中国“次级立法”。对于境外第三人或外国法院而言，这属于外国法，其是否被承认取决于国际礼让与公共政策考量，并非理所当然有效。若不被承认，则无法在境外对抗第三人。
参考香港终审法院 Ryder Industries 案确立的指引：若违反外国行政法规（如海关规定）仅导致行政或经济处罚，而未达到严重非法程度，通常不影响合同效力。同理，国资委规定若未明确写明严重后果（如合同在中国境内无效），境外法院可能不予执行。建议国资委在制定重要规定时，明确违规后果与惩罚力度，以提升被境外友好法院承认的概率。
需注意，美英等国虽行使长臂管辖权，但这并不代表其他外国法院会自动承认并协助执行这种“外国非法”认定。
境外企业破产清算要注意哪些法律问题？
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跨境破产日益频发。1997 年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旨在建立统一公正的破产制度，促进各国法院合作。
在实务中，止诉禁令对破产管理人至关重要。以韩国船公司破产案为例，债权人试图通过伦敦仲裁个别受偿，损害了全体债权人利益。韩国清算人依据《示范法》向英国法院申请中止仲裁程序。由于英韩均为缔约国，英国法院尊重韩国为主要清算管辖地，发出禁令停止仲裁，迫使债权人与清算人和解并按比例受偿。这表明，利用国际公约机制协调管辖权冲突，是平衡各方权益的关键。
国内企业被要求赴境外法院作证，该如何应对？
一般而言，外国法院不会强制命令境外当事人出庭作证，主要基于公平性与国际礼让考量。但在特定情况下，国内企业可能面临被动局面：
一是涉及外国监管机构调查。如英国严重欺诈调查署（SFO）拥有广泛调查权，不配合或提供虚假陈述构成刑事犯罪。企业需权衡是否理睬：若企业在欧美无业务或已破产，可选择不理会；若确有违规行为，“鸵鸟政策”并非长久之计，因为监管机构往往掌握实质证据。
二是涉及外国诉讼或仲裁。即使内地企业非案件当事人，若争议事实与其相关（如供应链纠纷），外国法院可能依职权追加其为当事人并要求作证。若企业本身就是诉讼方，为支持己方主张，必须提供证据并接受交叉盘问。
应对之道在于提升涉外法律素养。建议企业高管系统学习国际商法，并参加专业的“证人培训课程”，掌握应对敌意交叉盘问的技巧，变被动为主动，从容应对境外司法程序。
国企被要求出售资产或提供数据（可能违反国内法），该怎么办？
关于被迫出售资产：这通常是政治问题，法律手段有限。若东道国是《华盛顿公约》缔约国且签有双边投资协定（BIT），可提起投资仲裁。即便如印度未签署公约，但中印 BIT 在终止后仍有 15 年保护期，可作为谈判筹码或救济途径。此外，可尝试在东道国法院申请司法复核，依据"Wedgesbury 测试”挑战政府决定的合理性，但需注意政府可通过立法推翻判决，因此国际仲裁更为可靠。
关于数据出境：数据主权已成为国际博弈新战场。中国已颁布《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核心数据出境实施严格审批。然而，具体操作细则与部门协作机制尚在完善中，实践中存在审批标准不一、回复意见矛盾等问题，导致仲裁或诉讼中的文件跨境传输受阻。
建议企业在仲裁程序中提前预留政府审查时间，避免延期；同时可尝试与对方签订数据处理协议，减少不必要的文件披露。长远看，需等待国家层面建立更明确的白名单制度与审批流程。
缺席仲裁裁决在国内执行受阻，有何解决办法？
部分中国企业因不应诉导致缺席败诉，并在国内执行阶段以“未收到通知”为由抗拒执行。对此，胜诉方可采取以下策略：
-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利用内部报核机制，由最高院纠正地方法院的错误裁定。
- 转向境外执行：依据《纽约公约》，缺席裁决在全球范围内有效。若被执行人资产主要在内地，可尝试在新加坡、伦敦或香港等地申请“全球冻结令”，冻结其境外账户或资产。
- 警惕程序瑕疵：若确实存在送达程序瑕疵（如 Sun Tian Gang 案），裁决可能被撤销。但这并不意味着债务人可高枕无忧，债权人可重新启动仲裁并确保送达无误。
总之，逃避不是解决之道。在国际游戏规则下，缺席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企业应积极应诉，提升涉外法律能力，才是防范风险的根本。
杨良宜团队（司嘉、王可心与贡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