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联商专栏
撰文/周半仙
编辑/吴忧
对于众多 80 后、90 后而言，大食代曾是周末逛街的仪式感所在。然而，随着北京东方广场店正式闭店，这一深耕北京市场 26 年的美食广场品牌宣告彻底退出京城。从巅峰时期全国 40 余家门店、单店年流水数千万元，到如今仅余 11 家运营，大食代的衰落折射出餐饮零售业态的深刻变革。
大食代彻底告别北京
6 月 15 日，大食代北京东方广场店正式停止营业。该店成立于 2000 年，是大食代在京首店，曾作为王府井餐饮地标运营长达 26 年。早在 5 月，门店便发布告示，提示顾客办理储值卡退款，并明确闭店时间。
大食代官方回应称此为“业务调整”。作为新加坡面包新语集团旗下品牌，大食代早于母公司于 1997 年进入中国，首店落户上海南京西路。其首创将“美食广场（Food Court）”概念引入国内，采用“统一规划 + 统一收银 + 档口分包”的平台化机制：租赁商场顶层或 B1 层大面积空间，分割为 20-30 个独立档口出租给各类小吃商户，并通过一卡通统一收银结算。
其盈利模式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按档口营业额抽取 18%-30% 的流水扣点；二是利用整租低价与分租溢价之间的租金差额及管理费。在 90 年代商场餐饮匮乏的背景下，这种“一站式美食 + 明档现做+南洋风装修”的模式具有降维打击优势。巅峰期（2016 年），大食代在中国内地拥有 40 多家门店，单店年营收可达 2000 万至 3000 万元。
近年来，大食代收缩态势明显。继北京富力广场、龙德广场、颐堤港等门店关闭后，东方广场店的落幕标志着其彻底退出北京市场。目前，其在购物中心的标准门店仅存上海 5 家、深圳 6 家，西南及无锡等地门店也处于调整或待闭店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同属面包新语集团的面包新语烘焙品牌，亦于今年 3 月关停了位于东方广场的北京最后一家门店。
初代美食顶流为何难以为继？
大食代的兴起源于吃透了时代的“中介红利”。90 年代，商场以零售百货为主，餐饮占比不足 10%。受限于消防、排烟等复杂手续及个体户缺乏标准化管理能力，餐饮往往被边缘化至 B1 层或顶层。与此同时，都市白领对干净、体面的就餐场景需求激增。大食代通过标准化模式填补了商场、商户与消费者三方的缺口：商户省去办证装修麻烦，商场盘活闲置空间，消费者得以低价享用多样美食。这使其成为零售百货向现代购物中心过渡期的必然产物。
餐饮连锁化崛起，品牌独立进场
随着时代变迁，餐饮行业已从“散兵游勇”加速向“标准化、品牌化”进化。美团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餐饮连锁化率已升至 23%。米村拌饭、老乡鸡等具备供应链与资金优势的连锁品牌，不再依赖大食代平台，而是直接与商场签约入驻，规避了高额流水扣点。
更严峻的是，这些连锁品牌直接进驻商场 B1 层等核心位置，凭借丰富的品类和前卫的装修分流了大量客源。以北京为例，2026 年一季度新开的 55 家首店中，餐饮品牌占 30 家，涵盖煲珠公、小杨生煎等各地强势品牌，其竞争力远超传统美食广场档口。
商场去“中介化”，自营餐饮成趋势
面对客流压力，商场开始重新审视餐饮的战略价值。《2025 年度中国实体商业客流桔皮书》显示，2025 年餐饮业态直接到访贡献占比达 32.2%，居所有业态之首。为掌握主动权，越来越多的商场选择“去中介化”：一方面与特色餐饮直签，保留利润；另一方面打造自营主题美食街区，如北京合生汇“香蕉美食市场”、上海“城市集市”等，自主管控流量与品类。
大食代的退场，并非输于单次租约到期，而是输给了那个“信息差、管理差、场地差”红利消失的时代。当商业地产与连锁餐饮双双成熟，“二房东”模式便失去了生存土壤。退出北京市场，仅是这一时代更迭中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