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实体诉讼作出最终判决前，宗馥莉及建浩创投有限公司（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内约 18 亿美元资产将继续处于冻结状态，且须向原告方披露自 2024 年 2 月以来的资金变动详情。
案件背景
本案原告为宗继昌（Jacky Zong）、宗婕莉（Jessie Jieli Zong）和宗继盛（Jerry Jisheng Zong）。2024 年 2 月 25 日宗庆后去世后，三人在杭州法院提起实体诉讼，主张宗庆后生前曾承诺以建浩创投汇丰账户资产为三人分别设立各 7 亿美元的家族信托，请求法院判令宗馥莉履行信托设立义务、支付利息收益并赔偿擅自转移信托财产的损失。
与此同时，原告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向香港高等法院依据《高等法院条例》第 21M 条提起辅助诉讼，要求冻结相关资产并披露资金流向，防止宗馥莉一方在实体诉讼期间转移或处分相关资产。
2025 年 8 月 1 日，香港高等法院原审法官颁布资产保全令，禁止宗馥莉及建浩创投有限公司提取或抵押汇丰银行（HSBC）账户资产，并要求披露资产流向，禁制令持续至杭州诉讼终结或香港法院进一步命令。宗馥莉一方不服，先后向原审法官申请上诉许可及暂缓执行均被驳回，随后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许可申请。
为何驳回上诉？
本案裁定书长达 34 页，上诉法庭法官逻辑清晰、论证严密。法庭对被告提出的五项上诉理由逐一作出了回应：
娃哈哈在香港上诉被驳回的裁决书预览：
第一，关于保全令的法律性质
被告主张原告实质上是申请玛瑞瓦禁令（资产冻结令），门槛应更高，需证明“有充分的诉讼理由”（good arguable case）和“资产耗散的真实风险”（real risk of dissipation）。上诉法庭明确否定了这一观点。
上诉法庭指出，第 21M 条并非仅限于玛瑞瓦禁令，其立法目的在于为域外诉讼提供辅助性临时救济，确保将来域外法院作出的特定履行或资产转移命令能够在香港得到有效执行。本案中，杭州诉讼原告请求的是特定履行（即要求宗馥莉履行协议义务设立信托），原则上可在香港获得执行。因此，原审法官适用“严重争议待审”（serious issue to be tried）及“保全必要性”的标准并无不当。
第二，关于原告未先向内地法院申请临时救济
被告认为原告应优先向内地法院申请类似保全措施。上诉法庭认为，原审法官已充分考虑原告方专家证人就内地法院对域外资产保全管辖权的意见，并对原告未先行申请的解释进行了评估。在现有证据基础上，没有理由认为原审法官的裁量存在明显错误。
第三，关于信托关系是否成立
这是本案实体争议的核心。被告主张三份关键文件（2024 年 1 月底的《手写指示》、2 月 2 日的《委托书》及 3 月 14 日的《协议》）均未创设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信托关系。上诉法庭指出，围绕这三份文件双方存在激烈争议，这些争议只能通过实体审判解决，现阶段无法作出最终判决。
第四，关于保全令的门槛
被告辩称原审法官仅认定“存在一定风险”而非“资产消散的真实风险”，且未证明损害赔偿不足以弥补损失。上诉法庭回应指出，保全令门槛无需达到玛瑞瓦禁令的“真实风险”标准，仅需证明存在保全标的财产的必要性。鉴于涉案金额巨大且被告未提供反驳证据证明其偿付能力，原审法官认定损害赔偿不足以构成充分救济属于事实裁量范畴，上诉法庭不予干预。
第五，关于附属披露令的适用范围
被告认为披露令要求提供 2024 年 2 月以来的历史交易信息实质上等同于寻求实体救济。上诉法庭援引《高等法院条例》第 21N(2) 条指出，法院在颁布第 21M 条保全令时享有广泛的附属裁量权。由于保全令涵盖命令颁布时账户内的资产及特定期间曾存在于账户内的资产替代物或可追溯收益，要求被告披露该期间资产处置情况对于识别受保全令约束的资产范围、监督命令遵守情况具有合理必要性。
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在裁决最后明确指出，被告的五项上诉理由都不具有合理的胜诉可能性，也不存在任何基于司法公正利益需要审理该上诉的其他理由。因此，法庭不仅拒绝上诉许可，还依据《高等法院规则》第 59 号命令第 2A 条 (8) 款作出命令，禁止被告请求以口头聆讯方式重新考虑该决定。
至此，宗馥莉在香港司法程序中的首轮反击正式结束。18 亿美元资产的冻结状态还将持续，而真正的决战将是杭州法院对信托效力、遗嘱冲突及继承权认定的实体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