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晓燕 |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六部主任
李振南 | 检察二部检察官助理
郑鑫磊 | 检察六部副主任
随着数字经济与网络技术深度融合，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侵犯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犯罪日益突出。此类案件证据形态已由传统物证、书证转向以电子数据为主。面对电子数据易篡改、易灭失、技术依赖性强及海量化等特征，构建适应新时代涉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证据收集、固定与审查体系，已成为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
涉网络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办理面临的主要证据困境
证据收集固定难：易失性、技术性与程序规范性交织
面对数据加密、存储介质损坏或底层数据删除等复杂情况，部分基层侦查机关受限于人才、工具及资金，难以独立完成数据恢复，导致关键电子数据面临“取不到、固不住、读不出”的困境。此外，远程勘验、技术侦查及跨境取证等新型手段的法律授权边界与操作规范尚不完善，容易引发程序性质疑，影响证据效力。
证据审查采信难：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审查易流于形式
在真实性方面，电商平台单方提供的后台数据完整性常受质疑；针对“刷单”抗辩，需综合物流、资金流等多重证据进行实质审查，耗时费力。在合法性方面，远程勘验笔录不规范、技术侦查滥用等问题可能成为辩护焦点，而相关审查标准相对模糊。在关联性方面，如何将 IP 地址、网络账号等虚拟身份与现实犯罪嫌疑人进行同一性认定，以及如何从海量数据中锁定特定行为，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犯罪数额证明难：事实混同、标准模糊与因果证明复杂
首先，事实层面存在多重混同，真实交易与“刷单”虚增交易混杂，个人与对公账户资金交织，合法与侵权商品销售并行，导致非法收入剥离困难。其次，法律标准存在争议，虽然司法解释明确了“违法所得”需扣除必要成本，但对于间接成本（如平台服务费、推广费）是否扣除、服务型侵权附加值处理等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再次，计算方法面临技术困境，尤其在广告分成、流量变现等间接获利模式中，侵权内容对总收益的贡献比例难以精确量化，缺乏科学的收益分摊模型，导致数额认定往往依赖估算，证明链条脆弱。
涉网络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证据困境的破解路径
构建规范化、技术化与协同化的源头取证机制
一是推行“双固定、双审查”标准化流程。引导侦查机关在线上远程固定电子数据的同时，同步扣押或镜像复制原始存储介质，实现“虚拟 + 物理”双重固定；建立省市级专业技术支持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加密破解与介质修复难题。二是确立以“三流合一”为导向的靶向取证模型。围绕“违法所得”构成，精准锁定信息流（平台订单、日志）、资金流（全量支付流水）与物流（电子运单）对应的核心证据群。三是强化跨部门协作。与电商、支付、物流平台建立规范化的数据调取通道，统一数据格式与证明要求，确保电子数据传输与保存的完整性、真实性。
构建层次化、实质化与专业化的证据审查标准
第一，坚持“印证证明优先与‘三流合一’闭合验证”。对每一笔可疑收入，必须寻求信息流、资金流、物流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形成闭合证据链；针对“刷单”抗辩，通过调取空包物流及资金返流记录形成反证闭环。第二，运用“优势证据综合判断与关键环节同一认定”。在无法逐笔印证时，基于典型交易样本、平台汇总数据及被告人供述，结合行业惯例进行综合认定。第三，强化“虚拟身份与现实主体同一性”审查。综合运用 IP 地址、设备信息及登录轨迹，将侵权行为锁定至具体嫌疑人；对复杂财务审计或海量作品比对，引入司法鉴定机构或技术调查官提供专业意见。
构建“总收入锁定—合理扣减”的违法所得计算模型
第一阶段严格锁定“违法总收入”。利用“三流合一”证据体系，准确界定来源于侵权活动的全部收入，并通过可视化图表展示收入与侵权行为的对应关系。对于广告分成等间接获利，基于点击量、访问时长等客观数据建立贡献度核算模型。第二阶段严格审查“必要成本扣减”。可扣减成本必须是与侵权活动直接关联的必要支出，如原材料采购、专门仓储租赁及快递费等。对于管理费、一般平台服务费等间接或混合成本，原则上不予支持，除非嫌疑人能证明该成本专为侵权行为发生且不可或缺。举证责任上，由提出扣减主张的嫌疑人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司法机关需对每一笔扣减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严防合法经营成本变相抵扣。
*本文系 2025 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涉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检察日报
编辑：Shar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