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姚建军
目次
·引言
一、混淆可能性的内涵与价值
二、混淆标准的规范基础与演进脉络
三、混淆类型的扩展：从来源混淆到多元混淆
四、混淆认定的考量因素：司法实践的最新动向
五、驰名商标的特殊问题：混淆与淡化的交织
·结语
摘 要：
2026 年 7 月，苏州中院就路易威登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使用的四叶花卉图形构成侵权并判赔 1030 万元。该案的核心争议不仅在于赔偿金额，更触及商标侵权判定的关键难题：当被诉标识在图形层面与注册商标近似时，如何认定其达到“容易导致混淆”的程度？本文以该案为引，系统梳理当前商标侵权判定中混淆误认认定的司法动态。
引 言
2026 年 7 月，路易威登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一审落槌。苏州中院认定被告在品牌 Logo、门店装潢及产品包装中使用的四叶花卉图形，侵害了原告 7 件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停止侵权、赔偿 1030 万元并消除影响。该案引发舆论热议：一方认为涉案图形源于唐代宝相花，属公共資源；另一方则强调原告商标的合法注册与长期商誉积累。亦有观点质疑千万级赔偿过重。
鉴于案件尚在诉讼程序中，本文不对实体裁判进行评价，而是聚焦该案折射出的核心法律难题——混淆误认的认定标准。这一问题既是理论争论的焦点，也是司法实践演化的前沿。以下将从混淆可能性的内涵、立法演进、理论发展及实践动态等维度，呈现当前的司法动向。
一、混淆可能性的内涵与价值
（一）混淆可能性的内涵
商标法意义上的混淆可能性，是指未经许可使用的被控侵权标识，在相关商品或服务交易中，足以使公众对提供者、控制主体或商誉归属产生误认，或误认为双方存在授权、关联、隶属等特殊商事联系的高度盖然性状态。
混淆可能性的成立仅要求具备“盖然性”，不以实际发生混淆结果为要件。即便暂无真实消费者误购或纠纷，只要结合标识使用方式、经营场所、品牌知名度及消费习惯，能推导出混淆的高度可能性，即满足侵权构成要件。反之，若仅有极个别认知偏差，缺乏普遍性与稳定性，则不认定混淆成立。
（二）混淆可能性的价值
1. 限定保护边界，防止权利滥用。商标权是有限的排他私权，旨在规制破坏识别功能的行为，而非干预正常的商业借鉴或行业通用表达，以此平衡私权保护与公共竞争利益。
2. 回归制度本源，坚守识别功能。商标的核心价值在于区分市场主体。混淆可能性标准始终围绕识别功能是否受损展开，避免脱离制度目的的形式化裁判。
3. 适应复杂场景，实现动态衡平。面对电商直播、跨界联名等新型商业模式，静态的外观比对规则已显不足。混淆可能性的动态综合裁量有助于实现个案实质正义。
二、混淆标准的规范基础与演进脉络
从“双重近似”到“混淆标准”的立法转向。我国商标侵权判定标准经历了显著演变。早期主要关注商标及商品/服务是否相同或近似，即“双重近似标准”。随着市场环境复杂化，该标准逐渐显露出局限性，司法实践开始回归商标指示来源的本原，引入混淆标准。
2001 年《商标法》修正时仍沿用“双重近似标准”，未明确强调混淆要件，这在当时粗放型经济模式下尚可适用，但客观上助推了非使用目的的商标抢注，导致对商标权的过度保护，挤压了市场竞争空间。
2002 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界定“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时，引入了“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要件，实质上是将混淆作为判断近似的标准（即“混淆性近似标准”），而非独立的侵权构成要件。2013 年《商标法》第三次修正后，第 57 条第 2 项明确规定“容易导致混淆的”构成侵权。虽有观点认为此举确立了混淆可能性的独立地位，但 2020 年修正后的司法解释显示，“商标近似”的定义仍包含“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内容。这表明，过去二十余年间，混淆标准虽已重塑我国商标法律制度，但在规范层面仍主要依附于商标近似性判断，尚未完全形成平行的独立要件，其在实务中的定位仍是争议焦点。
三、混淆类型的扩展：从来源混淆到多元混淆
随着市场形态复杂化，司法实践对“混淆”的理解已超越传统的来源混淆，扩展至关联混淆、反向混淆、售前混淆和售后混淆等多种形态。
（一）来源混淆与关联混淆
这是最基础的混淆类型。制止来源混淆是商标保护的基本要求。而关联混淆指公众误认为被诉行为人与权利人之间存在许可、关联等特定联系。2020 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已将“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纳入“容易导致混淆”的内涵，为关联混淆提供了规范依据。
（二）反向混淆
反向混淆通常发生在后使用者市场影响力强于在先权利人的情形，导致公众误认为在先权利人的商品来源于在后使用者。这是一种“挤压”式的混淆，强大的一方通过大规模宣传，使公众误以为商标归其所有，从而压缩在先权利人的生存空间。我国司法对此应对不一：有的法院通过扩张解释“误认”来适用，有的直接使用“反向混淆”概念，还有的转而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三）售前混淆与售后混淆
售前混淆（初始兴趣混淆）多见于网络环境，如将他人商标设为搜索关键词，引导消费者进入非权利人网站。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相关案件中肯定了这一理论，认为其剥夺了权利人的商业机会。售后混淆则关注购买完成后的行为，即消费者购买时未混淆，但其使用行为可能导致他人产生混淆。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售后混淆总体持谨慎态度。
四、混淆认定的考量因素：司法实践的最新动向
（一）“多因素综合考量”的共识与分歧
司法实践普遍认可应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曾归纳出全面框架：商标标志近似度、商品类似度、商标显著性与知名度、公众注意程度，以及主观意图和实际混淆证据等。然而，各因素的权重分配及相互关系（特别是“商标近似”、“商品类似”与“混淆可能性”三者关系）仍存在分歧。
（二）二要件标准与三要件标准的争论
尽管司法解释未根本改变“混淆性近似标准”，但实务中存在“二要件”与“三要件”之争。
二要件标准：多数法院将混淆要求内嵌于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的判断中，不再单独分析。例如在拉菲罗斯柴尔德案中，最高法认为标识构成近似即容易引起混淆。
三要件标准：部分法院将混淆可能性作为独立要件，在认定近似和类似后单独考量。例如在某珠宝侵权案中，法院虽认定商品同种、标识近似，但综合考虑商标显著性弱、知名度低及受众差异等因素，认定不会导致混淆，从而不构成侵权。
（三）商标显著性与知名度在混淆认定中的作用
商标显著性和知名度的权重日益上升。2020 年司法解释明确要求判断近似时应考虑这两点。法理上，显著性和知名度越高，商标与权利人的对应关系越强，他人使用近似标识产生混淆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对于低知名度商标，即使标识相似，未必会导致来源混淆。
五、驰名商标的特殊问题：混淆与淡化的交织
（一）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二元路径
《商标法》第 13 条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其正当性基础存在两种路径：混淆标准认为，高知名度可能导致公众误认存在联系；淡化标准则认为，保护目的在于防止商标显著性减损，即便无来源混淆，他人在不类似商品上使用也可能削弱商标的唯一对应关系。
（二）混淆与淡化的区分认定
最高法关于驰名商标保护的司法解释虽未明确使用“淡化”一词，但通过解释“误导公众”的情形（减弱显著性、贬损声誉、不正当利用声誉），确立了反淡化保护的规范基础。
实践中，二者判断路径不同。一般认为，“商品的关联性”是区分关键：商品关联度越高，越倾向于适用混淆标准；商标知名度越高且跨类使用，越倾向于适用淡化标准。跨类混淆强调商品间的关联，而淡化不以商品关联为前提。
结语
自 2013 年《商标法》确立混淆标准以来，我国商标侵权司法实践经历了持续演化：混淆类型从单一走向多元，认定方法从要素判断走向综合考量，保护范围延伸至跨类保护中的混淆与淡化二元路径。这一演进的核心线索是：混淆认定正从“标识中心”走向“市场中心”。商标近似的判断不再局限于图形或文字的相似度比较，而是将标识置于具体市场语境中，综合考察知名度、公众认知、商品关联度及主观恶意等因素。
“混淆可能性”既是侵权构成的门槛，也是划定商标权边界的调节阀。它既要保护权利人的智力成果，也要为市场竞争留出合理空间。茉莉奶白案的价值或许正在于此，它提醒我们关注“图形近似之外，市场是否会产生混淆”这一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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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司法》2026 年第 11 期
编辑：Shar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