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明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正面临广义特里芬两难、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及“美元武器化”等深层矛盾。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干预美联储独立性及推广稳定币等举措，进一步加剧了美元本位制的不稳定性。回顾人民币国际化历程，其经历了两个周期的波动与策略调整。面对新挑战，张明提出通过大宗商品计价、提供安全资产和完善支付体系等“新新三位一体”策略加速推进，强调中国可走出一条“金融账户逆差输出人民币、经常账户顺差回笼人民币”的差异化路径。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现状与新冲击
自 1870 年至今，国际货币体系历经金本位、金块与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当前的美元本位制（牙买加体系）四个阶段。演进主线在于货币与黄金联系逐渐淡化，全球储备货币信用特征增强。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美元本位制阶段，其核心特点如下：
第一，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
第二，美国通过经常账户逆差向全球输出美元流动性。
第三，美元的锚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全球投资者信赖美联储会实施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以维持币值稳定。一旦美联储独立性动摇，美元本位制的基石也将随之动摇。
第四，美国向全球提供大规模安全资产。以美国国债为代表，美国实质上向全球提供宏观保险服务：繁荣期通过股权收益收取“保费”，动荡期通过国债升值提供“赔付”。
第五，美国承担提供金融公共产品的责任。包括 CHIPS 支付清算体系、SWIFT 报文系统以及 IMF、世界银行和 WTO 等机构。
当前，美元本位制面临三大核心问题：
一是广义特里芬两难。美国需通过经常账户逆差输出流动性，但这导致海外净债务攀升。当债务超过阈值，投资者将担忧美元贬值风险。目前美国海外净债务占名义 GDP 比率已超 80%，远高于 2008 年危机时的 20%，美元贬值风险显著增加。
二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全球溢出效应。美联储降息引发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与繁荣，收紧则导致资本外流与危机。正如前国务卿康纳利所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
三是“美元武器化”。美国利用金融霸权冻结伊朗、俄罗斯等国资产，实质是美债定向违约；并将相关金融机构踢出 SWIFT 系统，大幅增加其交易成本与时间。
特朗普政府（特别是第二任期）的四项政策对美元本位制构成新冲击：
第一，征收对等关税。若成功遏制贸易逆差，将减少美元输出，可能导致全球“美元荒”，加剧广义特里芬两难。
第二，施压美联储。特朗普要求大幅降息以刺激经济，若损害美联储独立性，将动摇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锚。
第三，“米兰报告”潜在政策。该报告建议对顺差国货币强制升值，或对持有美债征收高额红利税、强制置换为零利率长债。这实质是美债定向违约，将严重损害美债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声誉。
第四，大力鼓励美元稳定币发展。放弃央行数字货币计划，转而扶持 USDT、USDC 等稳定币。鉴于美元稳定币的主导地位，这将巩固数字领域与区块链上的美元霸权，提升跨境支付效率并强化数字美元化趋势。
针对上述冲击，国际社会回应如下：集体减持美元资产，出现美股、美债、美元“三杀”；推行本币结算，寻找新型安全资产；大力发展央行数字货币（CBDC）；探索 CHIPS 和 SWIFT 之外的支付清算方式。
随着加密资产跨境交易规模扩大，IMF 已启动相关统计标准更新工作，以填补监测与核算空白，提升国际收支数据准确性及全球监管协调能力。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新挑战与策略演进
2009 年，为应对次贷危机后美元贬值风险及外汇储备缩水担忧，中国政府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初始目标包括降低对美元依赖、减少汇兑成本与风险、匹配中国经济地位及倒逼国内改革。
截至目前，人民币在贸易结算、融资、储备及债券计价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贸易与支付领域快于金融与计价领域，整体水平仍与美元、欧元有较大差距，大致与日元、英镑相当。
人民币国际化呈现典型周期性，至今经历两个周期：2009 年至 2017 年底（峰值在 2015 年上半年），以及 2018 年初至今（处于上行期）。周期性受汇率预期、利差、风险变化及央行策略调整共同影响。
第一周期（2009-2017）采取旧“三位一体”策略：鼓励跨境贸易投资本币结算、发展离岸人民币中心、签署双边本币互换。该策略虽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问题：重结算轻计价、离岸资产吸引力不足、在岸离岸市场价差引发套利、非居民持币多为投机而非真实需求。
自 2018 年起，央行转向新“三位一体”策略：
第一，大力发展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如 2018 年推出人民币原油期货，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市场。
第二，加大金融市场开放。2018 至 2020 年境外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规模迅速增长，虽受疫情影响增速放缓，但方向明确。
第三，培育周边及“一带一路”区域真实需求。通过产业园与直接投资，推动当地企业因支付结算需要而持有人民币。实证显示，在部分共建国家中，人民币锚货币权重已超欧元和日元，成为第二大锚货币。
面对产业链碎片化、美元武器化、高利率环境及数字货币冲击等新挑战，建议升级为新“三位一体”策略：
第一，深化大宗商品及全产业链计价结算。将计价范围扩展至天然气、矿产及农产品，并利用中国买方势力与供应链金融，诱导上下游外企使用人民币。
第二，加大人民币安全资产供给。利用全球“安全资产荒”及美债声誉下降契机，发行人民币国债；同时利用利率优势，大力发展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
第三，强化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完善 CIPS 系统并增加直参行，同时发展 mBridge 等多边数字货币桥，实现绕开 SWIFT 的实时点对点结算。
实施过程中需重点把握两点：
一是大规模发行人民币国债一举五得。既为财政扩张与化解地方债、房地产风险提供资金，又丰富金融抵押品，对外提供安全资产，并助力货币政策转型。
二是抓住人民币作为全球融资货币的时间窗口。利用中美利差优势，推动熊猫债、点心债及离岸贷款市场发展，并着力提升二级市场流动性，融合融资与投资功能。
针对“贸易顺差限制人民币国际化”的观点，张明提出新见解：人民币国际化将走出与美国截然不同的道路。美国通过经常账户逆差输出、金融账户顺差回笼；中国则可通过金融账户逆差（出海投资、证券投资等）输出人民币，通过经常账户顺差回笼人民币。这一模式符合中国比较优势，有助于克服广义特里芬两难，并通过海外净资产上升稳定汇率预期。
综上所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与数字化挑战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机遇。特别是在特朗普 2.0 背景下，应充分把握时间窗口，通过新策略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本文源自张明 2026 年 7 月在中欧商学院北京论坛上的演讲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