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律所 · 中东法商研究院
制造业中东出海法律服务｜国际贸易合同风险实务
最近美伊冲突持续升级，不少做中东业务的企业，已经开始感受到这种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
最明显的当然是物流。原本可以正常进出波斯湾的船舶，可能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调整航线；船公司开始重新评估战争险、保费和附加费；部分船舶减少挂靠，舱位变得紧张，运输周期也随之拉长。2026年7月，美伊军事冲突再次升温，国际油价明显上涨，部分航运企业已经调整航线，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的争议。新华社报道、路透社报道
对中国企业来说，真正棘手的问题并不是新闻里发生了什么，而是手里已经签好的合同怎么办。对于正在接受或寻找制造业中东出海法律服务的企业而言，这也是国际贸易合同风险管理中最现实的一道题。
比如，一家中国建材企业已经与中东客户签订了固定价格的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100万美元，约定三个月后交货。报价时，一只集装箱的海运费是3000美元；等到真正订舱时，船公司增加了战争风险附加费，运费可能上涨到5000美元甚至更高。与此同时，原材料、保险和转运成本也在上涨。
企业第一反应往往是：发生战争了，这不是不可抗力吗？是不是可以延期交货，或者要求客户承担增加的费用？但很遗憾，答案未必如此。
CHAPTER 01
合同写了“战争属于不可抗力”，不等于发生战争就可以免责
很多企业对不可抗力的理解比较简单：只要发生战争、疫情、自然灾害或者政府管制，就属于不可抗力；既然属于不可抗力，企业就可以不履行合同，也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实际上，不可抗力从来不是根据新闻标题判断的，而是要根据合同、适用法律，以及这个事件对具体合同履行造成的影响来判断。这也是企业在考虑中东贸易合同要注意哪些风险时，首先需要厘清的法律逻辑。
我国《民法典》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当事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可以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如果当事人本来已经迟延履行，之后才发生不可抗力，则不能因此免除责任。
在国际贸易中，判断逻辑也基本类似。《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所关注的，不只是发生了某个外部事件，而是当事人能否证明：不履行是由其不能控制的障碍造成的，并且在订立合同时无法合理预见，也不能合理避免或者克服该障碍及其后果。
国际商会的不可抗力示范条款同样强调三个核心条件：事件超出当事人的合理控制范围；订立合同时无法合理预见；并且无法合理避免或者克服其影响。ICC不可抗力与艰难情势条款：
第一，这场战争是否真的影响了合同履行？
第二，它造成的是履行不能，还是仅仅让履行变得更贵、更慢、更麻烦？
第三，企业是否已经采取了合理的替代措施，例如更换港口、调整航线、寻找其他承运人或者替代供应商？
第四，签订合同时，这种风险是否已经存在，或者已经能够被合理预见？
只有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战争”才可能从一条新闻，变成合同意义上的不可抗力。
CHAPTER 02
战争风险为什么不一定构成不可抗力？
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发生战争”与“不能履行合同”之间，还隔着一层因果关系。
假设一批货物原本计划运往阿联酋杰贝阿里港，美伊冲突发生以后，船公司仍然接受订舱，港口也在正常运营，只是运费从3000美元上涨到了5000美元，运输周期从25天延长到了35天。
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仅凭“中东发生战争”就认定自己不能履行合同。因为货物仍然可以运输，合同在客观上仍然能够履行，只是履行成本提高了。
在固定价格合同中，如果没有特别约定，原材料上涨、汇率变化、海运费上涨、保险费增加，通常首先表现为卖方的商业风险，而不是当然转移给买方。
换句话说，报价报低了，或者利润被突发事件吃掉了，并不当然等于法律上的不可抗力。
但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例如合同约定必须经由某一港口交货，而该港口因军事行动被关闭；承运人全面停航；货物属于受制裁或者出口管制产品，新的政府禁令使交易无法继续；或者继续履行将使人员、船舶和货物面临明显且无法合理规避的安全风险，那么就更有可能进入不可抗力的讨论范围。
因此，战争对合同的影响，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成本上涨。货还能运，合同还能做，只是利润下降了。这通常不属于典型的不可抗力。
第二层是履行困难。原有航线不能走，但可以绕行；原供应商无法供货，但市场上仍然存在替代供应商；原定时间无法交付，但延长一段时间后仍可履行。这时可能涉及延期履行、价格调整或者合同重新协商，但不一定能够直接解除合同。
第三层才是履行不能。例如港口长期关闭、政府禁止出口、交易触发制裁、货物被依法扣押，或者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此时才更接近不可抗力免责或者解除合同的适用条件。
企业不能把这三个层次混在一起。因为“成本增加”“履行困难”和“履行不能”，在法律上的处理结果并不相同。
CHAPTER 03
成本上涨，不可抗力解决不了，还可以考虑“艰难情势”
战争导致的很多问题，其实并不是不能履行，而是继续按照原来的价格履行，会造成严重亏损。这类情况更接近国际商事合同中的“艰难情势”，也就是有些法律制度中所说的情势变更或者情势异常变动。
不可抗力主要解决的是：合同不能履行时，违约责任能否被免除。
艰难情势主要解决的则是：合同虽然还能履行，但因为订立合同后发生的重大变化，继续按照原条件履行已经极不公平，双方能否重新谈判、调整价格或者重新分配风险。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此作了专门区分：如果当事人援引不可抗力，主要目的是使不履行获得免责；如果援引艰难情势，首先追求的则是重新协商合同条件，使合同能够在调整后继续履行。UNIDROIT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这个区别对制造企业非常重要。如果一份价值100万美元的合同，因为战争风险导致物流、保险和原材料成本合计增加了3万美元，卖方可能仍然需要履行合同，只是利润变少了。
如果成本增加了30万美元，继续履行将造成严重亏损，企业可以尝试依据合同中的价格调整条款或者艰难情势条款，要求双方重新谈判。但如果航线完全中断，出口许可被取消，或者交易因制裁而变得违法，才更可能进入不可抗力或者合同解除的范围。
所以，企业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怎样把所有风险都塞进“不可抗力”四个字里，而是分别约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免责，什么情况下可以延期，什么情况下可以调价，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
CHAPTER 04
战争导致成本上涨，到底由谁承担？
从商业上看，成本最终由谁承担，首先取决于合同价格和交付结构。如果合同是固定总价，卖方承诺在约定时间、约定地点完成交付，又没有价格调整机制，那么新增成本通常首先由卖方承担。卖方不能仅仅因为运费上涨，就单方面提高货款。
如果合同约定价格可以根据海运费、原材料价格、汇率或者保险费的变化进行调整，就按照约定处理。
如果采用FOB条款，通常由买方负责主要运输安排，国际海运费上涨对买方的影响更直接；如果采用CIF或者CFR条款，卖方承担订立运输合同等义务，运费上涨便可能首先落到卖方身上。不过，即便使用了贸易术语，也不能只看FOB、CIF三个字，还需要结合合同中的价格构成、风险转移、订舱义务、保险范围和附加费用承担条款综合判断。
这也正是中东商业合同审查服务不能只审文字表述的原因：合同中的价格、贸易术语、物流和保险安排必须放在同一套交易结构中判断。
如果合同只写“因战争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双方协商解决”，看似公平，实际上等于没有解决。因为等到成本真正上涨时，买方会认为固定价格已经包含了运输风险，卖方则会认为战争属于特殊事件，双方仍然很难达成一致。
因此，与其在争议发生以后讨论“战争算不算不可抗力”，不如在签约时把战争可能造成的几类后果分别写清楚。
CHAPTER 05
国际业务合同不能只写一条模板化的不可抗力条款
对正在开展中东业务的企业来说，未来合同至少应当增加以下几组安排。把这些机制提前放进合同，也是中东争议预防全流程陪跑比事后单独处理纠纷更重要的原因。
第一，把“事件”与“影响”分开写
不可抗力条款不能只罗列战争、骚乱、疫情、罢工、自然灾害，还应当列明政府禁令、经济制裁、出口管制、港口关闭、航道封锁、承运人全面停航、战争风险保险无法合理取得等具体情形。
更重要的是，要写明这些事件必须对合同履行造成什么程度的影响。是只要导致成本增加就可以援引，还是必须导致履行受到实质阻碍？如果仍有替代航线，只是成本更高，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这些都应当提前约定。
第二，单独设置价格调整条款
对于交付周期较长、利润率较低或者高度依赖国际物流的合同，建议设置价格调整机制，不要指望通过不可抗力解决成本问题。
例如，可以约定：如果国际海运费、战争险、原材料价格或者汇率较合同签订日上涨超过10%，双方启动价格重新协商；超过20%，卖方有权暂停生产或者交付；在一定期限内无法达成一致的，任何一方可以解除尚未履行的部分。
具体比例不能照搬模板，而要根据产品毛利率、生产周期、报价有效期和客户议价能力确定。毛利率只有8%的产品，如果等到成本上涨20%才允许调价，这个条款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
第三，把延期、暂停和解除分成不同后果
不少合同规定，一旦发生不可抗力，任何一方都可以立即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看起来干脆，实际可能给企业带来更大风险。一批定制设备已经生产完成，如果因为航运中断两周，买方就可以解除合同，卖方不仅收不到货款，还可能无法将设备转卖给其他客户。
更合理的做法是分阶段处理：短期影响先延期履行；影响持续到一定天数后允许暂停；只有超过约定期限，或者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时，才允许解除合同。对于已经生产的货物、已经支付的原材料款、仓储费用以及预付款如何处理，也应当一并写清楚。
第四，明确通知、证明和减损义务
不可抗力不是企业事后发一封邮件说“因为战争，我们无法交货”就可以成立。
受影响的一方应当在约定期限内通知对方，说明事件发生时间、受影响的义务、预计持续期限以及已经采取的替代措施，并持续更新情况。企业还要保存船公司停航通知、港口公告、政府禁令、订舱记录、保险机构通知、替代航线报价以及与客户沟通的邮件。
这些材料的作用，不只是证明发生了战争，更是证明企业确实受到影响，并且已经尽力减轻损失。
第五，把制裁与出口管制单独处理
在美伊冲突背景下，企业还要特别注意：制裁、出口管制和不可抗力不是完全相同的问题。
有些交易并非客观上不能履行，而是付款银行拒绝处理、承运人拒绝接货、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或者合同相对方、最终用户、船舶、银行进入制裁名单。此时需要单独判断交易是否违法，是否触发合同中的制裁合规条款，能否更换银行、运输方或者付款路径。这也是中东进出口贸易合规服务中必须与合同履约同步审查的部分。
因此，合同中最好单独设置制裁与出口管制条款，明确各方提供最终用户、最终用途、付款银行和运输信息的义务，以及交易因新增制裁无法继续时，已经生产的货物、预付款和合理成本如何结算。
第六，重新检查贸易术语和保险安排
企业还应当结合产品和运输路线，重新判断使用FOB、CIF、CFR还是其他贸易术语更合适。谁负责订舱，谁承担战争附加费，谁购买保险，保险是否包含战争险，发生绕航、转港和滞港费用时由谁承担，都不应当留到出事以后再讨论。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货物风险已经转移，并不当然等于所有新增费用也已经转移；购买了货运保险，也不代表战争风险一定在承保范围内。合同、贸易术语和保险条款必须放在一起审查。
CONCLUSION
企业需要管理的不是战争，而是战争对交易结构的影响
美伊冲突可能缓和，也可能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恢复正常通航，也可能继续反复。对企业来说，这些变化本身并不完全可控。
但合同可以提前控制的是：如果航线中断，是否可以更换港口；如果成本上涨，达到什么幅度可以调价；如果交期延误，能够延长多久；如果制裁导致无法收款，已经生产的货物怎么处理；如果双方最终无法继续合作，损失如何结算。
不可抗力真正解决的，从来不是“发生了战争，谁都不用负责”，而是当一个超出合理控制的事件真正阻碍合同履行时，怎样合理划分责任。
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国际业务合同也不应当只是订单确认书，更不应当靠一条从网上复制来的不可抗力条款，去承受整个地缘政治风险。企业走得越远，合同就越需要从“约定一次交易”，转向“管理一段不确定的履行过程”。
因为在海外市场，风险并不会因为合同里写了“不可抗力”四个字就消失。真正决定企业能不能长期经营下去的，是在风险发生以前，能否把价格、物流、付款、制裁和退出机制都提前设计清楚。对制造业企业来说，这正是制造业中东出海法律服务应当解决的核心问题。
本文作者
叶赛兰律师
首次执业时间：2013年
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
资深合伙人、管委会委员、海外运营中心负责人、芙蓉中东法商研究院发起人
专业领域
专注制造业全生命周期法律服务、出海咨询服务，尤其是制造业出海中东法律服务。
兼具国际贸易实务与法律服务的复合能力，深耕企业出海服务、专精特新企业法律服务、公司股权与私募基金、涉外业务三大领域。执业13年，累计为百余家政府及国企、专精特新企业、投资机构提供法律服务。
芙蓉中东法商研究院
2025年发起设立“芙蓉中东法商研究院”，以法律为根基、以商业落地为目标，为中国企业出海中东提供系统化、实战化的法律与商业解决方案，从"单程护航"走向"深度共航"，从"单一服务"走向"合作共赢"。
聚焦"制造业0-1出海"全流程辅导：
• 前期研判：中东国别市场分析、行业准入评估、投资环境尽职调查
• 架构设计：投资架构搭建、控股公司设立、自贸区与mainland选项对比
• 合规落地：公司注册、劳动用工合规、税务筹划、数据跨境合规
• 运营支持：本地化团队搭建、商业合同审查、争议解决预备
• 资源对接：政府机构、自贸区、商协会、本地渠道商及合作伙伴引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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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任职
•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创新创业导师
• 益阳仲裁委仲裁员
• 潮宗街小学法治副校长
• 长沙市工商联第十五、十六届执委
• 湖南省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
• 长沙市国际商会会员
• 湖南省跨境电商协会监事（连续十年）
• 长沙市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协会理事
• 湖南（长沙）涉外中央法务区法律专家服务团专家
• 湖南省律师协会涉外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委员
• 长沙市青年企业家商会会员
• 开福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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