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观察
新科技革命与竞争时代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外交发展及启示*
陈一帆1,2 张志强1,2,3
1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成都 6102992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北京 1000493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意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科技强国间的科技战略竞争态势日益激烈，美西方国家不断推动“科技脱钩”、技术出口管制等“科技禁运”，科学外交在国际外交话语体系中的作用显著提升。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作为美国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科技社团组织，是国际科学界开展科学外交的最典型代表性机构，其科学外交实践及经验对促进我国科学外交事业具有启示意义。[方法/过程]本文提出一种半自动化模型从AAAS年报中筛选科学外交活动关键短语，结合科学外交三维概念框架（外交中的科学、为了科学的外交、为了外交的科学），将AAAS科学外交活动归纳为9个类别。[结果/结论]从历时角度来看，AAAS已针对科学外交建立起成熟的运行机制，活动呈现主题全球化、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等特点。在提炼AAAS科学外交实践逻辑的基础上，系统归纳其内在逻辑，为促进我国科学外交事业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科学外交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 历时演变
1 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国际科技竞争日益呈现全面战略竞争态势[1]，“科技脱钩”“科技禁运”甚嚣尘上，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严重受阻。在此背景下，科学外交（science diplomacy）迅速崛起，成为科技强国间处理国际科技竞争博弈的主要工具，受到学界和外交界的广泛关注。1999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发布《科学、技术与健康在外交政策中的广泛作用：对美国国务院的必然要求》（ThePervasiveRoleofScience,Technology,andHealthinForeignPolicy:ImperativesfortheDepartmentofState）[2]，最早将科学外交术语正式纳入政策话语体系。2010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与英国皇家学会联合发布报告《科学外交新前沿》（NewFrontiersinScienceDiplomacy:NavigatingtheChangingBalanceofPower），阐述了科学外交的三维概念框架[3]。2014年，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发布《教育、科学与研究的国际化战略》（InternationalisationofEducation,ScienceandResearch），明确提出通过科学外交巩固德国作为欧洲顶尖科研中心的地位，并引领欧洲研究与创新战略发展[4]。2021年，英国政府发布《竞争时代的全球化英国：安全、国防、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GlobalBritaininacompetitiveage:Theintegratedreviewof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andforeignpolicy），将科学外交提升为英国国家安全和国际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5]。2025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科学外交框架》（AEuropeanFrameworkforScienceDiplomacy）[6]，强调欧洲科学家必须“成为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研究和创新政策的中心”。美国科学促进会与英国皇家学会于2025年再次联合推出《变乱时代的科学外交》（ScienceDiplomacyinanEraofDisruption）[7]，深入剖析全球变局对科学外交提出的新需求、新挑战及应对策略。《自然》（Nature）杂志专门发表评论文章《如果研究得到尊重，科学外交有助于弥合全球裂痕》（ScienceDiplomacyCanHelptoHealGlobalRifts—IfResearchisRespected）[8]，列举在非政治干涉下科学能够推动各国就全球问题达成共识的证据。
围绕科学外交，学界陆续开展了探索性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科学外交的国别研究。聚焦欧盟[9]，以及美国[10]、英国[11]、德国[12]、日本[13]等进行案例分析。这些国家/地区从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产业革命所引发的浪潮中获得红利，具备了国际领先的科技水平，较早构建起科学外交体系来服务本国外交战略。第二类，科学外交的具体实践与功能研究。强调科学外交对缓和国家关系[14]、实现科技善治[15]、巩固伙伴关系[16]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类，科学外交的概念框架和理论内涵研究。普遍从三个维度阐释科学外交的内涵[3,17]：①外交中的科学（science in diplomacy，为外交政策目标提供科学建议）；②为了科学的外交（diplomacy for science，通过外交促进国际科学合作）；③为了外交的科学（science for diplomacy，利用科学合作改善国家关系）。既强调科学合作在科学外交中的重要作用，也揭示了科学外交有别于传统国际科学合作的关键所在，即科学外交在目的或影响上更具政治性。此外，部分国内文献还使用“科技外交”这一术语，孙艳[18]指出二者混用源于历史因素，在当前话语体系下具有相同含义。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力量的角逐正演变为科技力量的竞争。如何构建具有韧性的新型科学外交体系，在维护国家科技安全与保持开放创新生态间寻求动态平衡，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尤其在特朗普2.0政府肆意挥舞“关税大棒”、实施技术封锁的当下，国际科技交流冲突与矛盾不断加剧，传统以政府科技部门主导的科学外交活动正在经历“滑铁卢”[7]。为此，西方国家正大力倡导并践行以专业组织、科研机构、科技企业为主体的新型科学外交实践，这被认为是在国际科技竞争背景下，能有效淡化科学外交政治意图，促进彼此建立超越现实政治经济利益联系的重要手段[18]。在我国，推进科学外交也愈发受到国家重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提出，要“优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社团对外专业交流合作管理机制”，以“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众多开展科学外交的机构或组织中，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最具代表性。AAAS成立于1848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和工程学协会联合体。2008年，AAAS特别成立科学外交中心，这是全球首个以科学外交为主旨的机构。鉴于国内对AAAS科学外交实践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19]，本文基于AAAS 2001—2024年发布的年报，提出一种半自动化模型，用于筛选科学外交活动的关键短语，结合时序分析、文本挖掘等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可视化图例展示了AAAS科学外交活动的历时演变，在此基础上，系统归纳其内在逻辑，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开展科学外交形成启示与建议。
2 AAAS科学外交活动半自动化筛选模型
本文提出一种半自动化筛选模型，从大规模文本中快速全面识别AAAS科学外交活动，具体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1）自动化筛选AAAS科学外交活动相关语句。科学外交本身涉及多国之间的互动，具有仪式性，相关内容往往以大写字母、多处重复等形式体现在文本中，使自编Python程序抽取该类信息成为可能。使用Grobid库将报告中的文本从pdf转为txt格式以便于电脑读取。在此基础上，利用nltk库进行文本清洗与词性标注，从处理后的文本中自动提取高频名词性短语（词频≥30）与重要名词性短语，以词频-逆文件频率（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TF-IDF）算法[20]识别，并模糊匹配句中存在大写首字母（如Neureiter Science Diplomacy Roundtable）、单词中存在大写字母（如SciDipEd，全称为Science Diplomacy Education Network）的短句，作为AAAS科学外交活动相关语句。
（2）二次筛选有关科学外交活动的关键指示性短语。基于所提取内容，结合AAAS官网信息，人工筛选其中与科学外交有关的项目名称、国别、多方协议、核心词汇等关键指示性短语，过滤由机器误判得到的无关信息。将所识别关键短语在不同年报间进行横向比较，并定位其所在上下文，以确定每项活动的出现年份与具体举措。
图1对2023年年报中AAAS与古巴加强合作的段落进行举例，黄色内容为机器识别的AAAS科学外交活动相关语句，通过与其余年报中识别的内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外交中心（AAAS Center for Science Diplomacy）最早出现于2008年年报、与古巴科学院续签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最早出现于2022年年报，高频词“conservation”则因含义空泛而被剔除，因此，该段落中2023年的科学外交活动仅为美古未来科学合作联合研讨会，以“United States-Cuba scientific cooperation”作为关键短语进行标注。
图1 科学外交活动自动化识别流程举例
Figure 1 Example of the automated identification process for science diplomacy activities
为确保该方法面向大规模文本的有效性，从所有年报中随机抽取200条段落，邀请两位了解科学外交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在阅读后人工标注其中科学外交活动的相关语句。总共进行两轮数据标注工作以减少误差：第一轮，由个人单独标注；第二轮，标注对个人标注产生分歧的段落通过互相讨论以综合判断。将标注结果与机器识别内容进行比较，发现97%被人工标注的句子机器都识别到了其中的关键短语，证明该方法能够保证提取内容的全面性。
3 AAAS科学外交活动的历时演变
基于筛选模型，从24份年报（共计893页）中提取AAAS在2001—2024年间科学外交活动的关键短语，辅以人工判读，将AAAS科学外交活动整理归纳为9类，通过时间序列图表描述不同活动的历时演变。图中孤立点表示仅该年份发生此类活动，直线表示该活动连续多年发生。
通过梳理科学外交的具体含义以及来自《科学外交新前沿》[3]的证据，可以发现，AAAS科学外交活动与科学外交的三维概念框架（外交中的科学、为了科学的外交、为了外交的科学）间已形成紧密耦合关系（图2）。
图2 AAAS科学外交活动分类
Figure 2 Classification of AAAS science diplomacy activities
（1）“外交中的科学”维度，强调为外交政策目标提供科学建议（如科学数据、科学依据以及对外事务的决策咨询），帮助科学界与外交界之间建立持久、稳定的交流通道。为此，AAAS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置科学外交课程（第3.1.1节）、创办科学外交杂志（第3.1.2节）、举办科学外交国际会议（第3.1.3节）、出台科学外交激励措施（第3.1.4节）等，既帮助科学家理解政策制定的现实需求，鼓励其积极参与科学外交活动，也推动决策者认识到科学在政策中的作用与局限，促进科学证据有效服务于外交实践。
（2）“为了科学的外交”维度，着眼于通过外交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AAAS认为“当前时代科学交流与合作不再限于历史、体制或文化联系，而是基于科学家互补的见解、知识或技能”[3]。这为科学外交创造契机——具体实践中，AAAS围绕设立国际合作项目（第3.2.1节）、构建全球科学纽带（第3.2.2节）、支持分部（区域）科学外交活动（第3.2.3节）等，在外交层面为科学家职业发展、科学不公、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方面提供援助，对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起到促进作用。
（3）“为了外交的科学”维度，通常用于描述有助于促进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普惠性科技活动，强调科学可以“在常规外交渠道紧张、受阻或不存在的情况下，通过使用中立的、非意识形态的语言，为缓解国际政治分歧做出贡献”[21]。这是AAAS开展科学外交活动的根本性目的，即通过加强对关系疏远国的访问（第3.3.1节）、长期关注气候变化议题（第3.3.2节）等“科技向善”行为，改善美国与他国外交关系，树立正面化国际形象。
3.1 外交中的科学
3.1.1 设置科学外交课程：从对内讲习转向对外培训 AAAS通过完善其科学外交培训体系，确保科学家、外交官、政府官员拥有在科学和国际关系交叉领域工作所需的技能和资源。
在早期阶段，AAAS通过内部讲习班的方式对美国政府官员、科技工作者普及科学知识以及科学在政策中的作用。“workshop”是AAAS对讲习班的一般性称谓，通过该词检索，发现在2001—2009年AAAS多次开展面向国内的科学外交讲习班（图3）。例如，2001年，AAAS为美国国务院雇员开展为期两周的讲习班，课程重点讨论气候变化、科学、技术和商业等议题。随着时间推进，这种对内讲习班逐渐演化为一种对外培训活动，AAAS将发展中国家官员与科学家视作潜在培训对象，培训内容以科学交流为主。例如，2016年，来自美国和古巴的癌症科学家参加了由AAAS组织的为期两天的讲习班，讨论古巴在免疫疗法、癌症治疗和其他方面的进展。
图3 AAAS不同科学外交课程的历时分布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AAAS science diplomacy courses over time
自2014年开始，AAAS科学外交中心开创了一系列面向国际的科学外交短期培训课程。①开展AAAS-TWAS科学外交课程，加深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AAAS与世界科学院（The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TWAS）合作，以一年一期的方式，在位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的TWAS总部组织为期一周的暑期课程，向来自全球南方的参与者介绍科学外交，并探索与科学、技术、环境和健康相关的关键当代国际政策问题。该课程面向早期职业科学家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具有政策和外交经验的科学家或政府官员。②利用科学外交与领导力研讨会（Science Diplomacy and Leadership，SDL）宣扬“美国方案”。SDL研讨会旨在结合学术讲座、实地考察、专业发展研讨会、社交机会和领导力培训的方式，向参与者详细介绍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科学外交生态系统，已于2017年和2018年举办两届，研讨会内容涉及美国与他国的科学外交案例、美国卫星技术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美国在非洲的“卫生”外交实践等。③搭建科学外交教育成员网络（SciD-ipEd）以推进科学外交教育和实践基础的普及。2017年，AAAS正式推出了SciDipEd网络。该网络主要由提供科学外交课程或培训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组成，主要服务分为一站式平台（提供科学外交项目、社团组织与培训材料）、定期聚会（分享具体的科学外交实践）以及教育资源开发（科学外交谈判模拟、个案研究、多媒体资源等）三类。
3.1.2 创办科学外交杂志：将其作为一项科学事业进行研究 2012年，AAAS正式创办《科学与外交》（Science & Diplomacy）杂志[22]，目标是建立一个“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外交官和其他思想领袖可以就科学和国际事务的核心问题分享其观点、见解和故事的平台”。杂志内容分为文章、对话、社论、现场观察以及观点五个栏目，自诞生以来，对科学外交概念的形成与传播产生深远影响。虽然该杂志本意是建立一个多方对话平台，但通过分析《科学与外交》发文作者的职业身份，发现AAAS将科学外交更多视作一项科学事业，而非外交活动（图4）。从历时演变来看，《科学与外交》的作者依然以研究人员、学者以及科研行政人员为主，相比之下，职业外交官和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贡献较小，虽然该群体发文量自2021年起有所增加（归功于2021年起新增的“大使对话系列”专栏），但占比依然不高。这表明《科学与外交》杂志绝大多数作者来自科学和研究领域，而非外交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阶段构建科学外交话语的实践者以科学家为主，与鲁菲尼（Ruffini）[23]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图4 不同职业作者在《科学与外交》杂志历年文章中的占比
Figure 4 Proportion of authors of different professions in articles published in Science & Diplomacy over time
3.1.3 举办科学外交国际会议：不断丰富其形式2001年初，AAAS主要依托其年度会议、世界科学论坛等大型平台，汇聚全球科学家、政策制定者、高级官员代表，就科学外交的新兴问题展开对话，交流彼此实践经验，并积极推广美国科学外交模式。2010年后，AAAS进一步拓展专业化学术交流形式，新增了科学外交年度会议和圆桌论坛两类专业化国际科学外交会议（图5）。
图5 AAAS主办全球会议与竞赛历时分布
Figure 5 Time distribution of global conferences and competitions hosted by AAAS
（1）AAAS年度会议（AAAS Annual Meeting）。AAAS第一届年会于1848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举行，170多年以来，该年会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科学会议，汇集世界各国顶尖科学家、教育家、政策制定者和记者，讨论科学、技术和政策的前沿进展。
（2）世界科学论坛（World Science Forum）。AAAS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科学理事会、匈牙利科学院合作，自2003年起以两年一届的方式举办“世界科学论坛”。AAAS成员在多届世界科技论坛中发表主旨讲话，宣扬其科学外交理念，强调科学外交是全球卫生、科学政策和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力量，并对科学伦理、科学人权、女性科学家的代表性问题予以关注。
（3）科学外交年度会议（Science Diplomacy）。AAAS科学外交中心于2015—2018年在华盛顿特区的AAAS总部举办了4届年度会议，讨论聚焦于科学外交的新兴领域与研究问题。例如，在2016年年会，韩国科学技术评估与规划研究院院长以“韩国的科学外交：案例研究和未来政策方向”为题进行了交流[24]；在2018年年会，加拿大首席科学顾问办公室组织了“加强联系，加强全球政策制定：美洲机制”的报告，提出学术科技培训和科学外交是建立可持续的国家和国际科学伙伴关系的推动力[25]。
（4）Neureiter科学外交圆桌会议（Neureiter Science Diplomacy Roundtable）。科学外交中心从2012年发起一年一期的Neureiter科学外交圆桌会议，旨在将全球不同的专家、从业者和思想领袖聚集在一起，通过非正式对话，致力于解决科学外交中的当代话题。例如，2014年Neureiter科学外交圆桌会议由日本国立政策研究所承办，讨论了北亚国家、东盟国家、韩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外交。
3.1.4 出台科学外交激励措施：鼓励科技工作者参与科学外交 自科学外交中心建立以来，AAAS不断丰富其科学外交激励措施，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科学外交活动（图6）。
图6 AAAS科学外交相关奖励颁发情况
Figure 6 AAAS science diplomacy related awards
1992年，AAAS首次设立国际科学合作奖（Award for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以表彰在科学、工程或外交事务界为促进科学外交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2010年，该奖项更名为“AAAS科学外交奖”（AAAS Award for Science Diplomacy）并细化了奖励内容：获奖者将获得10,000美元奖金、纪念奖牌、AAAS年会免费参与资格以及在《科学与外交》杂志上发文的机会。2021年，为纪念戴维·汉伯格（David Hamburg，曾任AAAS主席）和贝蒂·汉伯格（Betty Hamburg，AAAS董事会成员）对科学外交在促进科学、人权、和平与合作方面的杰出贡献，“AAAS科学外交奖”更名为“AAAS David和Betty Hamburg科学外交奖”（AAAS David and Betty Hamburg Award for Science Diplomacy）。这一命名演变不仅体现了AAAS对先驱者的致敬，更凸显科学外交内涵从单纯科研合作向人类共同价值延伸的深化趋势。
在专项奖励的基础上，为鼓励科学传播，AAAS构建了多维度激励措施：始于1945年的卡弗里（Kavli）科学新闻奖（Kavli Science Journalism Awards）持续奖励在科学、工程和数学领域做出杰出报道的专业记者，自2015年起向全球记者开放该奖项申请；优睿科（EurekAlert!）于2004年起设立了国际科学记者旅行奖（Travel Awards for International Science Reporters），用于每年资助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记者赴美参加AAAS年会，报道最前沿的科学进展，并与全球同行建立联系。
3.2 为了科学的外交
3.2.1 设立国际合作项目：从关注可持续发展到提升他国科研竞争力 AAAS早期的国际合作项目主要聚焦可持续发展问题，在2001—2003年间，陆续开展了生态系统动态与人类基本需求（Ecosystem Dynamics and Essential Human Needs，EDEHN）项目及妇女科学合作（Women’s Scientific Cooperation，WISC）项目（图7）。前者针对南美洲各大流域开展研究，并培训当地科学家利用工具获取人类活动对流域影响数据的能力，使当地决策者能够就土地和水的使用做出更好决策；后者致力于为女性研究人员提供国际科学研究的机会，自实施以来，WISC项目共有193名来自各个学科的美国女性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通过旅行资助的方式访问了美洲、非洲、亚洲和欧洲63个国家的220个研究合作伙伴。
图7 AAAS国际合作项目持续时间
Figure 7 Duration of AAA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s
近年来，帮助落后国家提升科研竞争力已成为AAAS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的主要目标。研究竞争力项目（Research Competitiveness Program，RCP）最初用于为美国研究人员、大学、研究机构和州政府机构提供战略评估、同行评审、培训以及创新和创业计划。自2008年起，AAAS将该项目扩展为一项国际合作服务。2015年年报披露，应沙特阿拉伯独立科技研发机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科技城（King Abdulaziz Ci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KACST）要求，在2008—2014年间，RCP为KACST约5,000个研究提案征求了15,000多份审查意见。在2013年，RCP与KACST签署了一项协议，将扩大未来5年的合作，通过提升研究竞争力帮助KACST“使沙特阿拉伯迈向知识型社会”。此外，作为与巴林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 ，HEC）建立新伙伴关系的一部分，RCP还于2019年6月召集审查小组，对巴林王国16所大学就实现研究、创新和知识转移竞争优势以及设计和使用逻辑模型进行战略规划和影响测度提供见解。
3.2.2 构建全球科学纽带：聚焦职业发展、知识传播与为科学发声 AAAS通过提供科学家职业生涯服务，传播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发现、科技创新、科学与社会等方面的一手信息，以及为全球科学不公现象发声的方式与科学共同体建立广泛联系（图8），从而推进科学外交。
图8 AAAS不同类型科学传播事件历时分布
Figure 8 Tim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AAAS science communication events
（1）将科学家职业生涯服务与科学外交相结合。2005年，由《科学》（Science）杂志和AAAS联合开发的“科学职业”（Science Careers）网站①致力于为科学家在工业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寻找合适岗位牵线搭桥。Science Careers每月拥有超过190万页面浏览量，面向全球受众，为处于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科学家提供服务。基于Science Careers平台，AAAS还在全球各地举办职业发展研讨会。2009年，AAAS与欧洲组织启动了欧盟-美国研究合作网络：连接美国（European Union - United States research cooperation network:Link to the United States，Link2US）以及加强和促进欧盟与美国科技伙伴关系的双边协调（Bilateral Coordination for the Enh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T Partnerships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BILAT-USA）两大项目。前者旨在帮助欧洲科学家获取有关美国合作计划的相关信息，后者用于在美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基于科学知识的双边对话平台。
（2）以传播科学知识的方式实现科学外交。1996年，AAAS成立非盈利性新闻发布平台EurekAlert!，旨在提供新闻中介服务，由大学、期刊出版商、医疗中心、政府机构、公司和其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组织发布新闻稿。AAAS将EurekAlert!作为一种科学外交工具，通过联合EurekAlert!在全球开展科学新闻发布会、在EurekAlert!中增加多语言（汉语、日语）新闻稿以及设置拉丁美洲、非洲、日本、中国科学院新闻专栏的方式，展现与全球南方国家、日本、中国的友好关系。
（3）为科学发声（Voice for Science），向全球输出其科学立场。AAAS多年来始终对科学界的不公现象进行批判，例如，在2010年6月29日一封致意大利总统的抗议书中，AAAS谴责意大利拉奎拉地方法院对地震风险评估有误的6名科学家和1名政府官员进行起诉的行为是“不公平和天真的”[26]。
3.2.3 支持分部（区域）科学外交活动：聚焦当地问题+传播前沿科学 AAAS设有3个分部，分别是北极分部（Arctic Division，成立于1951年）、加勒比分部（Caribbean Division，成立于1985年）以及太平洋分部（Pacific Division，成立于1912年）。3个分部通过“聚焦当地问题+传播前沿科学”的科学外交方式，与地方土著、岛屿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其中，北极分部致力于改善因气候、环境变化对北极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以及研究北极健康、北极政策、北方人民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加勒比分部旨在缓解加勒比地区周边的水资源和岛屿生态问题，并就艾滋病、新能源、神经科学与地处中美洲、加勒比海盆地岛屿的国家开展合作。例如，在2010年，加勒比分部积极组织当地科学家、科学政策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为帮助海地震后重建、提升海地科学能力进行磋商；太平洋分部聚焦区域和地方实践以及科学影响有关的问题与太平洋地区国家建立合作，在2013年太平洋分部年会上，研究人员针对西部地区的干旱问题向管理者展示了基于计算机建模的水资源问题改善方案。
3.3 为了外交的科学
3.3.1 加强对关系疏远国的访问：以科技合作备忘录确立合作关系
AAAS派遣科学代表团对与美国关联不密切、具有政治冲突、历史仇恨或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进行访问，逐步建立信任氛围，通过签订合作备忘录的方式确立合作关系。图9绘制了AAAS对代表性国家进行访问的历时分布，图中“★”符号代表了二者签约/续签科技合作备忘录的年份。由图9可知，AAAS对不存在外交关系（伊朗、朝鲜等国家）以及外交关系紧张（中国、古巴等国家）国家的访问次数最多、最频繁。以两个代表性案例进行说明。
图9 AAAS对代表性国家进行访问的历时分布
Figure 9 Time distribution of AAAS visits to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1）AAAS利用科学外交与中国增进联系。2005年6月，AAAS高级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其首席执行官艾伦·莱什纳（Alan Leshner）与两位高级管理人员一起会见了中国科学、教育和工程领域的高级领导人。2007年，AAAS对北京、上海和杭州开展了为期6天的访问，并在结束之际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签署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与美国科学促进会合作谅解备忘录》，主要包括在出版、科学教育、可持续发展以及女性科学家和工程师机会等方面的合作计划，并在2016年、2022年进行了续签。同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联络部部长张建生与AAAS国际合作事务主任杜尔京共同签署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与美国科学促进会合作谅解备忘录框架协议之关于美国科学促进会2061计划的子协议》，AAAS将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提供“2061计划”中翻译的科学素养材料。自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正式对中国实施“脱钩”政策，在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AAAS并未停下其科学外交的脚步，与中国的交流互访逐渐从中国科技组织扩展到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其他科技机构。
（2）AAAS通过科学外交缓解美国与古巴的矛盾。自1962年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经济、贸易和金融制裁以来，美古外交关系始终处于割裂状态。为加强与古巴的联系，AAAS开始加大对古巴科学界的外交访问。2011年年底，18名独立科学家参加了AAAS组织的古巴访问。2012年3月，AAAS前主席、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彼得·阿格雷（Peter Agre）前往古巴，并在2012年哈瓦那生物技术大会上发表演讲。2014年，在奥巴马政府尝试缓和与古巴外交关系的背景下，AAAS再次派遣代表团访问古巴首都哈瓦那，并与古巴科学院签署了里程碑性合作备忘录《美国科学促进会与古巴科学院的合作备忘录》（Memorandum ofCooperationbetweentheAmerican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andtheCubanAcademyofSciences），明确古巴和美国科学家之间有希望合作的4个领域：新型传染病、脑部疾病、癌症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为了进一步实施该合作备忘录，2015年以来，AAAS与古巴科学院互有往来，AAAS还特别为处于职业生涯早期和中期的古巴科学家推出奖学金项目。2022年，AAAS与古巴科学院续签并更新了合作备忘录，希望未来在推进环境保护、海洋和海洋研究、健康和科学政策方面加强合作。
3.3.2 长期关注气候变化议题：推动美国与他国外交关系的“重置” 2003年，由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极大地损害了其国际形象。为应对日益加剧的金融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AAAS决定以气候变化为议题，改善美国与他国的外交关系[27]，帮助美国参与国际治理。图10绘制了2001—2024年年报中“climate”的词频分布（AAAS对气候的讨论与相关项目名称普遍包含该词），发现在2007—2015年间（伊拉克战争结束前后）AAAS对气候变化问题高度关注且措施频出，2016年起关注程度逐步下降并维持在低水平范围。其中，2014年，AAAS发布《我们知道什么》（What We Know）报告[28]，证明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导致海平面上升，并引发了更频繁、更强烈的天气事件，如热浪、过度降雨和野火，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2018年，AAAS发起一项全球性倡议——“我们如何应对”（How We Respond）[29]，展示美国如何利用科学技术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产生的广泛利益，推动美国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问题产生合作。
图10 AAAS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情况
Figure 10 AAAS’s attention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4 AAAS科学外交活动的实践逻辑
“利用科学在官方关系可能紧张甚至破裂的社会间架起桥梁”是AAAS科学外交对外宣称的核心理念[30]。然而，通过分析其在2001—2024年间科学外交活动数量分布（图11），可以发现，在科技革命与竞争时代，AAAS的科学外交实践（外交中的科学、为了科学的外交、为了外交的科学）深受美国不同时期外交政策所影响——当AAAS科学外交理念与美国外交政策导向相一致时，其科学外交活动数量显著增加；反之，则会受到抑制。下文结合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导向，分析AAAS科学外交的实践特点。
图11 不同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下的AAAS不同科学外交活动数量分布
Figure 1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AAAS scientific diplomacy activities under the U.S. foreign policy in different periods
4.1 单边主义时期（2001—2009年）：科学外交呈现低迷化发展
2001—2009年间，在小布什政府领导下，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假借打击恐怖主义（“9·11”事件）之名行霸权之实是该阶段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美国分别于2001年10月、2003年3月发动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导致全球特别是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关系降至冰点。这一趋势同样反映在AAAS科学外交实践中，不同维度的科学外交活动数量均偏低，其中“为了外交的科学”维度的科学外交活动数量更是长期处于尾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强硬的外交政策立场抑制了AAAS利用科学外交改善美国与他国关系的能力。
4.2 多边合作时期（2009—2017年）：科学外交呈活跃化发展
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上台以来，致力于以“巧实力”（smart power）外交推进全球战略收缩，以缓解因小布什政府过度扩张造成的困境[31]。该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于推进国际多边合作和改善美国国际形象，这一方向与AAAS科学外交理念相契合。因此，奥巴马执政期间是AAAS科学外交活动最为丰富的一个阶段，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富有特色的行为逻辑。
（1）以“科技向善”方式打开科学外交之门。AAAS通过将科学外交与解决全球共同挑战（如气候变化）与提升发展中国家研究竞争力相挂钩，使科学外交不再仅仅是发达国家单方面谋求利益的手段，而是将其与科学普惠传播、全球合作与发展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更为综合和可持续的“集体行动”模式。这种叙事方式，更容易使与美国外交关系相对紧张的国家接受这种“新型”外交，由科学合作产生的政治收益则更多被视为一种“副产物”[14]。
（2）实施显性与隐性相结合、更加多元的科学外交活动。相比于设立国际合作项目、签订科技合作备忘录等显性科学外交活动，在“多边合作时期”AAAS进一步拓宽了隐性科学外交活动范畴——包括设置国际化科学外交课程、创办科学外交杂志/会议、丰富并完善科学外交激励措施、构建全球科学纽带等，这些隐性活动既增加了AAAS的国际影响力，将其树立为其他国家开展科学外交活动的参照系，也使AAAS成为传播美国价值观与科技治理观念的重要载体。
（3）注重国际科学领袖在科学外交活动中的作用。AAAS成员中不乏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代表的国际科学领袖，这种顶尖科学家更能发挥科学在外交中的“润滑剂”作用，更容易受到他国的尊重与认可。例如，2009年，AAAS旗下杂志《科学》总编辑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s）、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迈德·泽维尔（Ahmed Zewail）等由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任命，成为首批美国科学特使，对中东和北非地区开展科学外交访问。
4.3 美国优先时期（2017年至今）：科学外交呈差异化发展
2017年，特朗普1.0政府正式上任，其大力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以“贸易战”为开始，走向“科技战”和全面战略竞争。拜登政府（2021—2025年）同样继承了特朗普1.0政府的外交战略思维，提出打造“民主科技联盟”、构建“小院高墙”，始终将压制以中国为首国家的高科技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关键目标。在强调科技主权与大国竞争的背景下，AAAS科学外交实践呈现显著差异化路径，具体如下：以“外交中的科学”为目标的科学外交活动持续处于高位活跃状态——相关活动不仅为竞争时代美国外交政策输送科学证据支撑与建议，更通过设立课程、发行刊物、举办会议、设置奖项等多种方式，积极构建并巩固美国在科学外交领域的国际话语主导权；相比之下，“为了科学的外交”（推进跨国科学合作）与“为了外交的科学”（借助科技合作改善国家间关系）两个维度的科学外交活动因与美国面向“竞争”的外交政策相悖而未获得重视，不仅数量偏低且具有下降趋势。
5 AAAS科学外交活动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科学外交行动缘起于美国对提升国际形象的现实需求，后续在不断探索过程中得以更新并完善各项举措，由此形成有效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结构化机制与路径。于我国而言，在特朗普2.0政府不断强化“美国优先”政策、阻碍全球创新要素流动的背景下，通过创新科学外交形式，将科学的正面声誉转化为软实力，不仅能维系我国对全球创新网络的深度嵌入，更能通过开放合作实现科技影响力与科技创新能力双重提升。分析AAAS近20年科学外交活动，对我国推进科学外交事业提出以下建议。
（1）顶层设计规划国家科学外交战略。战略是行动的指南，应加快对科学外交的重要作用形成战略共识，深刻把握科学外交在不同维度下的功能（即以“科学中的外交”强化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以“为了科学的外交”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以“为了外交的科学”改善国际关系），使之成为彰显大国担当、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关键路径。在提高战略认识的基础上，将科学外交作为国家外交体系的有机和重要组成部分予以规划和实施，探索建立科学与外交联动的长效机制，与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外交进行协同，形成外交“一盘棋”格局。借鉴AAAS等先进经验，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外交战略规划，明确科学外交的指导思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坚持合作共赢）、基本原则（包容性、可持续性等）、战略任务（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公共卫生、太空治理、科技伦理、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科技挑战）、体系组织（整合科技与外交资源，强化企业、科研机构、科技社团间的协同）以及保障措施（如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和国际平台参与）等，融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提供战略新支点。
（2）完善和强化科学外交组织网络体系。组织网络是行动的主体，应顺应新科技革命趋势、立足国家科学外交战略规划、结合科学外交职能定位等，以政府外交部门和科技部门为外交和科学事务的业务指导，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及其所属学协会和相关科研院所为行动主体，以我国参与的国际科学组织和联盟为延伸，完善并强大我国科学外交组织网络体系。
具体如下：①作为科学外交业务的指导部门，政府外交部门和科技部门需强化科学外交的宏观战略布局、跨部门协调、资源统筹和政策引导能力；②充分激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作为枢纽型科技社团组织的独特潜能，依托其广泛的国内外专业人才网络和非官方、灵活性优势，深度拓展科技人文交流渠道，有效凝聚全球科学共同体共识，在敏感外交关系中发挥调和作用；③明晰各级各类科研院所在科学外交网络中的角色定位与责任边界，鼓励根据自身科研优势与发展方向开展特色国际合作项目，培养具备国际视野与外交素养的科研骨干力量；④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加快深化务实合作，主导构建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科学外交联盟，整合区域乃至全球创新资源，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议题设置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3）设计并完善科学外交的有效工作机制。在国际地缘冲突博弈加剧和国际秩序调整重塑、公共卫生风险频发和人类发展面临各种新挑战、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和国际科技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复杂背景下，当今世界的各种全球问题叙事均与科技深度交织，科学外交在全球外交中日益凸显其战略重要性，急需加快构建我国的国际化科学外交话语体系。参照AAAS建立跨国家、跨区域知识网络的经验，我国应把握新科技革命与竞争时代发展规律，面向科学外交的新形势与新需求，设计全球性、国际化、科学性、合作性、共赢化的科学外交活动。
具体措施包括：①主导创设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高水平科学技术论坛，打造兼具前沿深度与广泛共识的旗舰型知识融通枢纽，推动跨领域科学家对话，促进思想与技术交流；②面向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可持续发展等人类共同挑战，主动谋划、发起并支撑重大全球性国际科学计划，吸引国际科学组织总部或关键机构落户中国，通过科学合作弥合政治分歧，贡献中国智慧方案；③积极创办兼具国际学术公信力与传播影响力的科学外交专业化学术期刊，以此为载体，构建中国科学外交思想传播的核心平台，系统阐释中国科学外交理念与实践成果，提升在塑造国际科技合作议程与科学外交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力与亲和力。
（4）加强科学外交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培养。专业人才是专业工作的匹配行动者，作为科学与外交深度融合的实践主体，科学外交人才需拥有扎实的科学知识储备、严谨的科学思维与专业判断力，同时兼备高水平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规则理解能力及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下的战略协调技巧。AAAS用实践表明，有效的科学外交人才培养需贯穿学术教育、实践训练和职业发展全链条，形成覆盖青年学者、科研骨干、政策参与者的立体化体系；《欧洲科学外交框架》[6]同样指出，要“制定科学外交培训计划，提高科学外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这对我国加强科学外交复合型人才队伍培养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要创新科学外交人才培养手段，加快将科学外交课程纳入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教育体系，通过国际谈判技巧、跨文化沟通、前沿科技治理及全球科技政策分析等课程与具体实践项目，培养兼具科学素养与国际视野的复合型科学外交人才；另一方面，要推进培养体系规范化发展，如设立面向国内优秀科学外交工作者的“中国科学外交奖”、传播中国优秀科学新闻的“中国科学外交新闻奖”等，表彰国内外在科学外交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团队，以此激励更多科学家投身全球科技治理。
（5）实现科学外交与科技安全的动态平衡。新科技革命时代，是一个需要科学外交的时代，更是一个需要维护国家科技安全的时代。科学外交活动既要体现科学的开放性、公有性等本质属性，也要兼顾国家关键和战略核心科技的安全要求。正如AAAS在《变乱时代的科学外交》[7]报告中强调，在国家间紧张关系加剧的背景下，明确科学外交红线领域与开放领域的“边界”至关重要。现阶段我国发展科学外交需要在开放合作与安全可控之间确立动态平衡机制。一方面，应鼓励国内科技组织或机构与国际高校、企业、独立科研机构等建立不受地缘政治影响的长期合作框架，倡导各国科学界之间对话的畅通、维护双方国家科学家的共同利益，抵制他国政府对科学家的迫害、排挤与打压以及对科学合作的妨碍，切实践行“保护科学外交的首要任务必须是保护科学本身”[7]的理念。另一方面，以国家科技安全为前提，守好科学外交底线。探索建立“松紧有度、放管结合”的监管体系（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主权战略领域建立风险防控机制，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则主动开放共享），既释放机构活力，又筑牢科技安全底线，形成政府背后引导、社会主体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内外衔接的科学外交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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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AAAS Science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Competition
Chen Yifan1,2 Zhang Zhiqiang1,2,3
1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engdu),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2992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3The 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83001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mong major technological powers has intensified.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continue to advance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export controls, and other forms of “scientific embargoes”, thereby elevating the role of science diplomacy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discourse system.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U.S. and worldwide,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serves as a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 in the practice of global scientific community. Its experience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advancing China’s science diplomacy initiatives. [Method/Process] This study proposes a semi-automated model to identify key phrases related to science diplomacy activities from AAAS annual reports. By integrating this model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cience diplomacy (science in diplomacy, diplomacy for science, and science for diplomacy), the study categorizes AAAS’s science diplomacy activities into 9 types. [Result/Conclusion] From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AAAS has established a mature operational mechanism for science diplomacy, characterized by globally relevant themes, diverse participating entities,and varied forms of engagement. Building on an analysis of AAAS’s science diplomacy practice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its internal logic and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advance China’s science diplomacy efforts.
Keywords: science diplomacy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evolution over time
分类号：G327.12
DOI：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50510.0004
*本文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项目“国际科技战略和科技政策趋势跟踪研究”（项目编号：HT15022025486）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一帆，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博士研究生，E-mail：chenyifan232@mails.ucas.ac.cn；张志强，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E-mail：zhangzq@clas.ac.cn。
作者贡献说明：陈一帆：设计研究框架，收集与分析资料，撰写与修改论文；张志强：提出研究问题，指导研究框架，修改与审定论文。
收稿日期：2025-05-10
修回日期：202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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