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史话 | 战后无锡县商会的整理与重建（二）

抗战胜利前后，随着钱孙卿能够联络的各种势力的大大扩展，其作为无锡工商业的代言人和商会的实际控制人，已不满足于抗战前缓办陈果夫的“地价税”之类的院外游说活动了，而是开始向“选择省府主席”等的更高层面的政治参与做了试探。吴稚晖此次不愿意帮忙，另一原因是他“认为顾祝同连日本人都不敢打，对于胜利的京沪地区，蒋介石自会作出安排”，要钱孙卿“不必为此”过早“担忧”。吴稚晖此解释只是单从军事斗争角度来考虑，但钱孙卿、荣德生等苏南士绅参与“保顾倒王”事件，是苏南各商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创造有利于自我发展的政商环境而做的一次努力。

从蒋介石对此事的态度来看，他对于属于其统治核心地区、又是如此多工商界重要人士的提议却“未予理睬”，也不派下属去沟通，倾听原委。这个情况，可能如杨奎松对蒋介石此阶段性格的分析，“虽一向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却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和看不过来的文件”,也许未曾看到钱孙卿的电报；也可能蒋氏此时见胜利在望，骄心甚重，其精力又“主要致力于军事外交事务”，已懒得搭理这些士绅的呼吁。但是，在钱、荣等人看来，蒋介石此举至少可谓忽视民意，不善于“收拾人心”，这与共产党在1948年以后饮马长江、胜利在望之时，对荣德生、钱孙卿进行统战时的细致耐心的态度，可谓有不小的差别。

正当无锡工商人士翘首以盼钱孙卿早日回锡主持商会之时，钱氏却依然选择了暂驻沪上，以观事态发展。抗战胜利以后，各派势力一时争回无锡接收，进入无锡城的“国民党游杂部队、机关有一百三四十个”，“时有火拼”，钱孙卿认为，此时“地方局面混乱，不易措手，犯不着首当其冲，不如坐待演变。”故而同意无锡抗战后第一任县长范惕生的提名，认同并支持沈锡君出任商会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孙卿认为沈氏此时“当这全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在沈锡君回锡前，钱向沈表示此时“自己回去不一定有办法，不准备回去”。沈锡君就“表示自己愿意回锡，作为他的替人”。钱孙卿听后表示“他当全力支持”沈回锡，并将“一枚私章放在沈锡君处”。沈锡君也公开“申称自己是钱孙卿的替人”。

作为过渡人物，沈锡君的资历和威望显然先天不足，担任商会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仅仅数月，程敬堂、唐星海等工商界实力人士均对他不满意，认为沈氏“顺从政府”，不能“维护工商界特别是纱厂业资本家的利益，而且时常借故需索，难于应命”。“不如钱孙卿得力”，不能像钱氏“敢于对政府抵制”，肯为资本家“出面挡灾”，对钱财也“从无额外要挟”。最让资本家们接受不了的是，沈锡君竟然写信给程敬堂，要丽新纱厂借钱给他，“必须‘有求必应’”。在此情况下，战后无锡最大的三大家族集团的领导人物唐星海、荣一心（荣德生的三子）、程敬堂形成“共同意向”，准备“倒沈易钱”。1946年春节后，程敬堂就向钱孙卿次子钱钟汉说：“星海、一心认为再不能让‘锡哥’（即锡君）这样搞下去了!”并要钱钟汉回上海“作一试探”，想重推钱孙卿“回去主持县商会”。

钱孙卿知悉后，不仅完全理解无锡资本家们邀他回锡的迫切愿望，而且也意识到回锡时机已成熟，开始着手为回家乡做一些准备，其重要一环就是挑好自己的助手。战前钱孙卿在商会有两个助手：陈湛如、程敬堂，但“前者（陈湛如）已在敌伪期间‘落水’，不好再出面；后者（程敬堂）已在上海做了大老板”，两人显然都不能充任助手。对于商会会长新助手的选择，钱钟汉向他提出，可以把钱孙卿“在抗战前就拟想的接班人李惕平找回去”，同时让协新董事程敬堂去做时任协新毛纺厂厂长朱文沅的工作，让这两个“都是他信得过”的人配合他复出。最后钱孙卿答应，“如果李惕平可以回锡和朱文沅两人做他的帮手，他可以考虑程敬堂的意见。”程敬堂很快做好李、朱二人的工作，满足了钱孙卿的条件。接着就由程敬堂“要程景溪等进行活动，布置县商会的选举，申新的胡鸣虎加以配合”。